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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还有许多歌曲，但意思大致如此。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累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一月后，其子开启草敛的棺木，换贵重棺椁迁葬通州，见其尸体面如生。十五年（1642），朝廷追赠其为国子监学录（执行学规、协助博士教学），并赐予祭祀。

江阴抗清后记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忠义之邦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阎典史牺牲之后，清军在江阴城进行了大屠杀。从此以后，整个江阴地区的人们都采取了对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不当清朝的官，不应清朝的举。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给阎典史在江阴修祠，主动向江阴示好，局面才有了改观。

在清人笔记中有一则这样的记载“本朝开国时，江阴城最后降，……时城中积尸满岸，秽不可闻，女子啮指血题诗：腐胬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大明孽子　　再发第九章

第九章被删，悲哀，重发第九章，盗亦有道王余佑赶到江阴，江阴已是一片焦土，到处是吃人肉红了眼的野狗野猫，没有人迹，八十一天的血战，王余佑恨自己没能和阎应元一起死在与鞑子血战的战场上，看来自己太过保守，总想生存繁衍的事，而没有能在抗清一线战斗的机会，他也深深感到英雄出草莽的道理，北京守了几天？一个江阴小城就守了八十一天，明朝的高官们有何面目去见阎应元于地下？明朝没有能重用这样的英雄，也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只用奴才，埋没英雄，焉能不亡？江阴，与扬州、嘉定这些重镇比，不过是一座小小的要塞，全城仅九万多人。被百姓们推举为守城统帅的阎应元既无一品大学士史可法的十万大军，又无三品通政使侯峒曾的地位显赫，但他居然应全城百姓重托，于二十四万清寇的大炮、强弩之下，担当起了九万平民百姓的指挥官。在八十一天的血战中，阎应元与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击毙鞑靼七万五千余人，其中三位王爷、十八位大将。阎典史几乎使用了三十六计中的所有计谋，诈降、设伏、火攻、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声东击西、夜袭敌营、城头楚歌，居然连人体炸弹也用上了。阎应元招募自愿老者出城诈降，将炸药放在装银两的木桶夹层中，献纳时引燃导火索，几位须发皆白的老者与清寇王爷一、上将三及三千贼寇玉石俱焚，清寇不得不三军挂孝。假如天下汉子都如此英雄，消灭鞑子有何道哉？王余佑于是下定决心去江南寻找英雄，他在江阴战场附近打听到海盗顾三麻子的消息，直接去，就向直接向崇明而去。

崇明岛，地处长江口外浅海上，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流变缓，所挟大量泥沙于此逐渐沉积，逐渐形成一个的河口沙岛，从露出水面到最后形成大岛，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变化。形似春蚕，头西尾东，卧伏于长江入海口的金涛碧波之上。全岛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岸线绵长，物产富饶。明太祖朱元璋曾称之为东海瀛洲。崇明历来为军事重地，被称为大江门户，十郡屏藩。在明朝反击倭寇侵扰中，作为江防重镇，设有水师，而且崇明沙兵就以英勇善战著称，这应该也是个英雄的岛屿了。

自嘉靖以来，大明海禁政策形同虚设，沿海水手上岸为商，下海为盗，顾三麻子也并非全靠打劫为生，有时也客串商人，而嘉靖年间的海盗王直则不同，他本是一科举不第的官场失意青年，（有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猫腻已不可考，但在明朝朋党勾连，宦官专权，厂卫横行的现实中，一个没有好老师，没有背景，又不甘心做奴才的人是没有仕途出路的）为生活所迫出海经商，他们徽商也是因为人丁兴旺土地短缺才足迹遍四海，到处都是老乡，本来生意很好做，可是朝廷以禁海的名义，官商垄断，不许私商出海贸易，所以不得不转向走私，走私规模扩大后，就变为武装走私，于是在官府眼里就成为海盗，被蔑称为倭寇，他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对下属有严格的纪律，因而广泛博得部下的信任和推崇，海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上的法则同样如此。

王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知道怎样利用明朝这条巨鲨的威力。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王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

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

黑白两道通吃的王直终于成了最大的那条鱼。

有资料显示，王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经商遂为一条主要生计。王直先做盐商，跟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輒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南下广东出海贸易，贸易对象是西班牙葡萄牙琉球日本。站在现代的角度这叫国际贸易；站在明朝的角度这叫非法走私，奸商倭寇。有人说为啥到广东出海贸易呢？因为在没有蒸汽机发明的时代，海船的动力主要是风力和洋流，我们中国近海，有一条世界第一大暖流…黑潮，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是中国周边海洋的主宰者，渔民们靠口传心授，熟知如何顺应适应海洋的规律，利用海洋的宝藏和力量，在长江口附近的洋流是加利福尼亚寒流，顺大陆南下顺洋流是顺风顺水，到了南海后，就很容易加入黑潮，从台湾东部直达琉球日本，据称乘上黑潮后势若奔马，万里之外，旬日可至。

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中日官方之间实行着朝贡贸易，众所周知，朝贡贸易从来都是我们中国吃亏的，朝廷对来朝贡的国家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回赐。这种贡和赐的关系实际是不等价的，对朝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朝廷之所以明知亏本而乐此不疲，是因为对这种交易怀有一种政治目的，是一个政绩工程。正因为如此，朝贡贸易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朝廷。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发放“勘合凭证”，史称“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展开；二是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船数、人数限制较多，双方冲突不断；三是日本时有内乱，勘合贸易经常中断；四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恶性争贡事件，两个日本朝贡使团血拼，宁波几被屠城，政府一气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关闭了宁波市舶司。这一切导致民间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

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也下海开始了他走私生涯。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在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牟取暴利。由于海外贸易在当时为非法活动，一开始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许栋和李光头相继被明军朱纨剿灭，王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