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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雪定陵-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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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人民解放军举行浩大的入城仪式时，吴晗随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仪式。几天之后，他和钱俊瑞等人受党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由于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都留在了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经对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人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实际上，早在解放前夕，吴晗在上海和北平都亲自试图争取在学术上曾给过自己很大影响的胡适留下来，但都没有成功。1946年，吴晗亲自到北大去见胡适，结果是话不投机，恩师与高徒只谈了两句就僵持起来。后来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而吴晗却认为胡适走错了路。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听到了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曾多次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做官的打算和准备。当他听到广播后，曾打电报给总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国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吴晗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复信中谈到“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的几年中，吴晗又多次真诚而恳切地向市委提出入党要求，但一直没有批准。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吴晗谈话，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以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党组织的忠诚，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显得更加悲壮。
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在这残酷的困境中，他思绪万千，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想到周恩来的教导，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导不相符。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些过火的行动呢？这个问号像一个谜团，久久困惑着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解开。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的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吴晗和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在场的医生抱起她，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人，对姐弟俩大声训斥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线，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
汽车远去，吴晗的尸体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一双痛悲欲绝的少年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刚把她抢救过来，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了狱中。就在这位可怜的姑娘死去半个月后，“四人帮”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重新改写。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后的吴晗，同样也把它当作生活信条一样。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结局，还没至于悲惨到如此程度。
第十八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一盏油灯，在荒野古墓中跳动着希望之光，发掘报告的书写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当赵其昌在风浪中浮出水面时，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昔日喧闹的情感世界，顿成一片死亡之海一一
古墓里亮起一豆灯光
赵其昌来到了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活。农场位于北京西南郊，四周有起伏的群山丘陵环绕，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风沙不断，人烟稀少。
赵其昌从定陵来时，地里的庄稼即将收割完毕。无垠的土地漂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尖叫着，不住地滚动，向几十间破烂不堪的房屋涌来，天地一片昏黄。
第二天，他就在农场的一个小组长的监督下，开始挖沟筑堤，这是农场整个冬天的劳动任务。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已不是令人钦佩的北大毕业生，也不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年轻气盛、力大勇猛的他，当年“步测秦川八百里”，对于劳动并不感到棘手和惧怕。定陵近三年的发掘生活，已使他习惯了体力劳动，况且，从小生活在农村，已经饱尝了田野劳动的苦辣辛酸，这小小的农活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劳动强度，也压不垮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承受。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听不到同伴熟悉的声音，看不见黄色的琉璃瓦和翠绿的松柏，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一股难以名状的窒息与痛苦包围着他，一双双警惕而鄙视的目光，无时不在刺伤着他流血的心房，使他越发感到孤独与悲哀。好在还有一样东西，在这凄清迷茫的世界里散发着一丝微弱的光芒，昭示着前方的漫漫途程。
他时刻惦念着从定陵带来的一包发掘资料，这是他在苦难的岁月中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支柱。
他在思索着如何利用这些原始资料，把定陵发掘报告尽快写出来，以了却吴晗、夏鼐和发掘队员以及自己的心愿。显然，报告在宿舍是写不成的，必须采取秘密行动。
夜深人静，赵其昌躺在土坑上，眼望漆黑的屋顶，聆听窗外寒风的呼啸，思绪翻腾。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他想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掩护，躲在坑头上偷偷书写，可资料太多太杂，行动极不方便，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想躲进仓库，可仓库里放着器物和粮食，更不可能。尤其是仓库保管员那双鄙视警觉的眼睛，老盯着自己，愤怒之中又有些惊慌，假如有一天仓库被盗，第一个被怀疑的肯定不是别人。在这片荒原里，他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安全领地。他有些绝望了。
天气越发寒冷，土屋被冻得一块块暴裂开来。修堤劳动仍未停止。不过，工地上很少见到农场领导与职工，迎风劳作的是和赵其昌同样的几个被改造分子。
“赵其昌，你回场里向保管员要两把镐来，这块土太他妈的硬了。”小组长望着冻土层，骂骂咧咧地发着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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