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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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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在言语上下功夫,而不注意本身工作。下级受上级的影响,比影子来得都快,擢升或贬谪,不可以不谨慎。」刘恒说:「好极!」遂停止擢升管理员。
史实具在,御花园管理官可是一个典型的脓包。而虎圈管理员事先并不知道皇帝会向他百般盘查,而竟能对答如流,显示他的专业精神,和对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张释之竟攻击他「利口」,还举出周勃、张相如木讷寡言,作为例证,看样子开国功臣陈平、陆贾、郦食其,都成了坏胚。就职责上的事务,作出条理分明的简报,怎么能叫「利口」?依张释之的诠释,一问三不知才是好官,这真是官场混混的福音。就在下文,刘恒询问他有关秦王朝所以衰亡的原因,张释之口若悬河,一一回答,如按他的标准,正是在逞「利口」。为什么不结结巴巴,回答不出?焦点应在于他回答的有无错误,如果没有错误,为什么怕天下效法?
恰恰相反,正要天下效法。
张释之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向刘恒说出这番似是而非的道理,似乎有其内情。御花园是皇帝皇后常去的地方,总管必然来自皇亲国戚的推荐,管理员的后台,当然要弱得多,张释之不得不接受强者的请托,或者乘机伸手一摸强者的马屁。依官场的运转规律,这位管理员即令当上总管,他也干不了多久。现在,既然当不上总管,他的管理员位置,也可能不保。管理官那个脓包绝不允许一个几乎夺走自己职位的干才,仍在身边。
只有刘邦才能用度外之人,刘恒没有这种能力。西汉王朝政府建立还不到四十年,政治活力便已僵化,以后就更难突破。
偷窃祭庙玉环
有人偷了刘邦祭庙(高庙)门上的玉环,被捕。刘恒震怒,交司法部(廷尉)
审理,张释之按照「偷盗皇帝祭庙律」论罪,应当法场斩首。刘恒大发脾气,说:「这家伙胆大包天,竟然敢偷先帝(刘邦)祭庙的东西,我交给司法部,就是要诛杀他的家族,你却拿法律顶我,不是我敬祖的本意。」张释之脱下官帽,叩头请罪,说:「法律这样规定,我就这样判决。对于犯罪,应该看轻重大小,作为惩罚的根据。如果因为偷祭庙的一个玉环就诛杀他的全族。万一,没有知识的愚民,挖了长陵(刘邦坟墓)上一抔土,陛下将用什么更重的刑罚惩处?」刘恒报告薄太后,批准原判决。
中国帝王是世界上礼仪最多、日常生活花样最复杂的一种动物。非洲有些君主,可能比中国帝王更残忍,但是却没有中国帝王那么多禁忌,使人民动辄得咎。
这种制度由嬴政先生创立,以后层面日益升高,到了明王朝,遂累积成为一项毒瘤,使中国人民受到致命的伤害。刘恒先生在帝王群中,算得上是一个明白人,可是在用别人的血来展示他的尊严和孝思时,却跟其他帝王一样的心狠手辣。祭庙上一个玉环算屁,甚至刘邦的坟墓又算屁,动了一下竟企图杀人全族。
传统文化中,没有人权,只有君权。后来帝王灭绝,而文化延伸,就成了只有官权。我们迄今面对的,仍是这种困局。
大儒和奴才
刘恒召见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守)季布,打算任命他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有人打小报告,说他虽然有担当,却喜爱饮酒,难以接近。刘恒犹豫不决,季布留在宾馆一个月,刘恒竟打消原意。季布因向刘恒抗议说:「我本没有功劳,幸蒙宠爱,使我当河东郡长。陛下无缘无故,把我叫到京师(首都长安),一定有人言过其实的向陛下推荐我。我既然应命前来,陛下没有什么吩咐,又打发我回去,一定有人在陛下面前,说了谗言。陛下因一个人的称誉召唤我,又因一个人的诋譭而改变主意。恐怕天下有见解的人,会看出陛下的见识深浅。」刘恒沉默不语,内心惭愧,停了好一会,才说:「河东(山西省夏县),是我最重要的一个郡,所以特别要你来了解郡情。」
王夫之曰:「由于一个人的称誉而征召季布,由于另一个人的诋譭而遣返季布,天下人自然看出刘恒的深浅。不过,那有什么关系?领袖权威在握,岂在乎天下不知道深浅,才能维持?季布忿怒他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至为明显。使他喜好饮酒而难以接近的缺点,完全暴露。刘恒的过失,在于轻率的征召季布,不在于轻率的遣返季布。对高级官员谨慎任命,而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听到报告,延迟了一个月,终于查明对季布的指控并不是诬陷,沉默很久之后,才说:「河东是我重要的一郡,所以特别要你来了解郡情。」正是培养部属的羞耻之心,并不是内心惭愧。如果是惭愧的话,应该是惭愧轻率的征召季布,自恨没有知人之明。」
王夫之认为,季布忿怒他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以逞一时之快,他之没有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至为明显。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季布忿怒他被遣返,而向上质问领袖,他之有足够的能力担任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至为明显。所谓「逞一时之快」,是王夫之千年后的判断,不知有什么根据?「领袖」这玩艺,是何等的厉害角色,胆敢顶撞,轻者丢官,重者丧命。而季布却无畏的提出抗议,这种胆量,足以把奴才活活吓死,正是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
应具有的高贵素质。依王夫之之意,大概要季布像狗一样的驯服。主人吆喝一声即来,再吆喝一声即去。委屈不敢申诉,困惑不敢请求解释。任凭有权大爷摆布,除了叩头外,不出一声,才算合格。在「大儒」这种踏蹋自己人格的教育下,官场中到处都是软体动物。类似季布有个性的质问,遂成为绝响。
周勃之狱
绦侯周勃失宠,回到他的封国(绦县「山西省侯马市东」),每逢河东郡(山西省夏县)郡长(守)、民兵司令(尉)下乡巡视各县,抵达绦县时,他都惊慌失措,恐怕负有特别使命,对他行刑,所以经常身披盔甲,在家人全副武装保护下,才敢出来接见。不久,有人检举周勃谋反,刘恒下诏交司法部(廷尉)
调查。司法部立即逮捕周勃,审讯逼供。周勃紧张恐惧,对被指控的各项罪行,张口结舌,不知道如何分辩答对。审讯官员开始对这位失势的宰相,诟骂凌辱。
周勃家人向审讯官员贿赂黄金二万两,审讯官员才答应指示生路。审讯时,在记录口供用的木简的背后,书写:「由公主作证」(请公主出面证明冤枉)。昌平公主(名不详)是刘恒的女儿,嫁给周勃的嫡长子周胜之。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谋反,刘恒朝见时,薄太后用头巾摔刘恒说:「周勃除掉吕家班,身怀皇帝玉玺印信,控制北军(野战军)重兵,不在那时候谋反。而今住在一个小小县城,却去谋反,天下岂有这种怪事?」正好,刘恒看到司法部呈上来的周勃的口供,抱歉说:「我没有肯定他谋反呀,已经调查清楚,就要释放。」于是派人「持节」,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跟采邑。周勃出狱后,对人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那么大的权威!」
周勃跟韩信、彭越,有同一的遭遇,属于「有人检举型」。这个「有人」,是隐藏在高位的杀手,韩信的「有人」是刘邦,彭越的「有人」是吕雉,周勃的「有人」当然是刘恒。唯一不同的是,刘恒目的不在杀他,而只在灭一下他这个「忠厚长者」的威风,教人瞧瞧谁是老大。然而,周勃如果没有黄金二万两,如果儿子娶的不是公主,几场苦刑拷打下来,他就无法避免「攻破心防」「坦承不讳」「自动招认」(贯高先生那种铁石人物,是人间异数,我们敬他、爱他,为他垂泪,但不能希望每个人都是他)。铁证如山的供词,摆在公案之上,刘恒包管跟嬴胡亥对李斯的醒悟一样:「他妈的,原来是真的呀。」即令薄太后扔砖头,也救不了他的命。周勃死里逃生,是一个特殊的个案。这种个案,在历史上,寥若晨星。
周勃以盖世奇功──没有他的拥护,刘恒仍在他的代国喝米汤。但到了最后,却被吓得几乎神经失常。全身披甲,家人武装,能挡住什么?只要一纸逮捕令,还不是俯首帖耳,乖乖上道。但周勃惊恐失措,身不由主,可看出事情发生前,山雨欲来风满楼,已使他感觉到大祸将至。把一个元勳逼成这个样子,刘恒固然苛刻,但也是专制政治使然。一个人的安全,不系于自己的无罪,而系于所谓「英明领袖」的高兴或不高兴。周勃最后叹息:「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怎知道狱吏有这么大的威风?」人,一旦陷入狱吏之手,犹如老鼠陷入响尾蛇的毒牙,除非「二万两黄金」,就难逃劫数。没有身受其害的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种劫数。身受其害的人,呐喊嘶叫,又得不到回应,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治安策
梁国(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亲王师傅(太傅)贾谊(贾谊原当长沙王师傅,不久调任梁王师傅),上奏章给刘恒(著名的治安策),刘恒采纳贾谊的建议,其中之一是:培养臣僚节操。以后,西汉王朝高级官员们一旦有罪,都自我了断,而不接受刑事审讯。
贾谊向刘恒上治安策时,才二十几岁,不过大学一年级学生而已,竟写出这篇见解深刻的政治评论,诚是一位奇才。治安策原文,已不可得。司马光在残篇中,摘录他认为重要的部份,连「六个长叹」,都不能完整。
西汉王朝初叶的封国过于强大,贾谊早就发现是灾祸之源,不但指出它的危险,更提出具体,也是唯一可行的建议──在稍后,西汉政府便完全依照贾谊的建议实行:把亲王的儿子群,全部分封,用他自己的骨肉,削弱他自己的国土,不但没有怨言,反而欢天喜地。贾谊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可惜他遇到的不是刘邦,而是刘恒,不能立即采纳,徒使天下千万人民,在七国之乱中(参考前一五四年),为这个君王的苟且因循,流血丧生。
根据贾谊的分析,指出个人的品德修养,并不足以扭转环境的压力,这种思想是一种对儒家学派礼教万能的挑战。然而,贾谊基本上仍是儒家,所以他仍排斥「法治」。这种「法家」和「儒家」的争论,经贾谊把它抬到金銮宝殿之上,希望用政治力量,达到目的。然而二者并不冲突,犹如鸟之有两个翅膀,才能飞翔,不应引起争论的事,竟引起争论,主要原因,在于每一个翅膀都自命不凡的认为另一个翅膀是邪恶的,有了它不但不能飞,反而会被跌死。没有它不但能飞,反而飞得更高更漂亮。不久,儒家学派获得政治支持,大获全胜,然而却发现如果不使用法家那一套,国家就要稀烂,遂出现一系列的「外儒内法」的政治家和政客。
贾谊攻击公孙鞅的手段,是传统的「一手遮天」模式,信口雌黄。公孙鞅的罪恶在于他轻侮人权,和建立绝对专制。除了这一点(这一点可是最重要的一点),他的其他建树,可与日月辉映。贾谊形容他:「遗弃仁义,排除恩德,实行了两年,秦王国的风俗,开始败坏。」大笔一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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