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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天下:南明痛史(全文)-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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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作诗还未必精工!”
刘泽清大怒,为之罢酒,座客皆震慑不安。刘孔和拂衣徐出,不顾。怨愤之下,刘泽清暗中派士兵追及舟中,以弓弦缢杀了这位叔叔。弘光朝廷不知,已经下命任刘孔和为副总兵。等谕旨到达,刘孔和已经被杀三天。
在淮安时,刘泽清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雅,大治宅邸,花费千金构建水阁,招致诸生吟咏歌颂他的“功业”,颇自矜诩。
如此对外懦怯对内凶残之将,靠拥戴弘光帝得以升官,平日傲慢无礼,四处逢人夸耀:“我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列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
清兵南下时,有人问他御敌之策,他笑道:“我拥立福王而来,以供我休息耳。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也。”
国难之时,他唯一的“功业”,就是在淮安大兴土木,建造僭拟皇居的豪宅,壮丽非常。后来,清军一到,刘泽清即率众六万降清。
黄得功,字虎山,开原卫人,貌伟多髯,膂力绝伦,天生一个将才。此人出身贫贱,赶驴为生。如此勇武之人,却知遇于马士英,不仅婚娶由老马主持,老马还派人教他兵法。
后来,马士英当凤阳总督时,黄得功才力得施,堵截“流寇”,建功河北,多年与张献忠部、“革左五营”等血拼,立功不少,声达御座,崇祯帝曾亲赐其药,以彰其勋。
弘光帝继位后,由于察觉黄得功忠心耿耿,非常看重他。黄得功虽然受知于马士英,但本性淳朴,对明朝始终不贰。他部下人马,也有五六万之多。
除上述四人以外,还有左良玉部。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早年与后金激战辽东,因作战勇猛而步步升官。此人长身赤面,善左右射,目不知书,智略颇多,善抚士卒。
后来,杨嗣昌督军,左良玉在与农民军作战过程中时而大胜时而大败,逐渐拥兵自重,并在崇祯末年已经挂“平贼将军”印,获封宁南伯,坐镇南昌。如此,他控遏南京上游,拥兵八十余万,气势汹汹,对外号称“百万”。
弘光帝继位,左良玉自恨无策立之功,本来不赞成,后因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苦劝,他勉强上表拥戴,被进封为“宁南侯”。但是,弘光帝、马士英等人,对他最有戒防之心。
乱世重武将,可南明相比南宋,远远不如。宋高宗赵构偏安江南,杀一岳飞易如反掌。弘光帝坐据南京,却只能听任四镇及左镇跋扈称雄。所以,孱主之于强藩,恰如慈母之于骄子。
日后,南明数帝,均在武将武夫掌握之中,所以日益衰弱,次第以亡。
以刘泽清为例,此人原本书生意气,年轻时候因为猜忍好斗,被学政禁止参加考试,无奈之下,他才改武科。从骨子里,他对士人有极大的反感。所以,面见弘光帝后,这个武臣竟敢说出这样的话:“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坏尽。此辈宜束之高阁,待臣等杀贼后,再逐次择用,故请罢制科。”
由于他先前在崇祯朝曾为东林党人排挤,故而不遗余力与马士英站在同一战线,尽显武将骄横。
有样学样,其余三镇军头,曾与刘泽清一起,在党争最激烈时,联合上疏,指斥姜曰广、刘宗周“谋危社稷”。这种武将弹劾文臣的“本末倒置”,在以前的明朝政治中,从未出现过。此时拥兵自重的军阀们,竟然肆无忌惮。
同时,四镇之间,为争夺地盘,扩充势力,相互间多有磨擦、冲突,几乎酿成内乱。黄得功、高杰二部火并,差点造成两支军队几十万人之间的混战,如无史可法从间弥缝,当时窝里死斗几不可免。
欲向江南争半壁(18)
但话又说回来,倘使无东林党和史可法等人的私心,弘光帝依伦序顺利继统,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四镇参与“策立”而造成的拥功自专。所以,追根溯源,史可法真正难逃其责。
高杰驻扬州,黄得功驻仪征,本来就是史可法安排牵制高杰。与黄得功同宗的明朝登莱总兵黄蜚想入南京觐见弘光帝,怕路中为高杰、刘良佐等人劫掠,就写信给黄得功,让他接应一下自己。黄得功率三百精骑出迎,至距邗关五十里以外的土桥时,饮马吃饭,高杰派出大队人马突然杀出,矢石如雨一般密集,尽杀黄得功三百精骑。幸亏黄得功本人悍勇,只身逃免。高杰乘胜,又趁黄得功离镇,派大兵进袭仪征,反被早已有备的黄军打得大败而逃,千余人被歼。于是,二部将领各自整军备马,意欲仇杀。
史可法无奈,亲自至仪征调停,苦劝苦说,表明天下人皆知土桥之变曲在高杰,并自己出银偿补黄得功马价,黄得功勉强接受。最终,高杰也受史可法劝说,送千金与黄母作寿,二人之间仇怨才稍稍得释。但高、黄二部,已经是势不两立。史可法只得调黄得功移驻庐州,派高杰移镇徐州。
诸镇军阀,各自拥兵自重,他们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饷开支却极大,使得南明政府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羊毛自然出在羊身上。由此,江南百姓,顿入膏火之中,倍受压榨。
南明赋税倍增,百姓骨髓殆尽,家财粮食,全被政府搜刮,以奉养这些骄兵悍将。即使是丰年,江南一带的财赋仅仅600万两白银,可四镇及左良玉的军队,竟然需要700万两白银来养,所以,南明只得依靠对江南百姓加征赋税,来满足军需。
清朝方面,马不停蹄,一直处于高度的紧张和亢奋之中,连连占有山东、山西大部分地区。由于弘光朝廷“借虏灭寇”的基本政策,南明军队上下醉生梦死,根本不向北方推进,任由山东、河南日渐成为清朝的稳固统治区。
1644年阴历十月十二日的怀庆战役,大顺军获得大胜,攻克沁阳,一下子让多尔衮大惊,从而把所有重兵皆调入陕地,合击李自成余部。倘若弘光君臣审时度势,即使打最简单的人海战术,也能向北方跃进一大步,最差也能把防线推至黄河岸边。彼时,北直隶、山东、河南东部等地,清军兵单力虚。
可笑的是,弘光君臣小人心态,存有坐山观虎斗之幸灾乐祸之心,谁也不懂在大乱之中设法保有第三种力量的绝对重要性,任由清军放心大胆倾注全部老本在陕西追围大顺军决战。
丧钟,不仅仅为大顺军李自成而鸣,也将为南明弘光朝廷而鸣。
1645年三月,被清军追着打的李自成统大顺余部跑到襄阳,向汉川开进,在清河口大败左良玉部。
打不过李自成,左良玉部既不防“贼”也不击“虏”,反而借“北来太子案”,乘船蔽江而下,直杀南京去“清君侧”。
不久,李自成在湖北通山遇袭被杀。大顺标志性人物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政权的落幕。
清廷的注意力,立刻全部指向了南京。
以下犯上窝里斗
——许定国杀高杰的“睢州之变”
许定国在睢州诱杀高杰事件,是南明弘光朝一个事关全局的大事件。
高杰在前文中有叙述,这里要细讲一下许定国其人。
许定国,字肤公,是河南太康人,出身贫寒,少入行伍,膂力过人,据说能双手举起千斤大钟,所以有“许千斤”的绰号。
此人年轻时,一直在明朝辽东的军队中闯荡,因在山东平灭白莲教有功,得升为副总兵。崇祯初年,他被调任河南,大概是从崇祯六年呆到崇祯十二年。其间,许定国一直同农民军作战,并取得了太康之战的胜利。
总起来讲,许定国战绩一般,主要与农民军周旋而已,但个人势力日益积攒。
崇祯帝在河南新设河南总兵,委与原为河南巡抚的张任学,把时为“署镇”的许定国调往山西。崇祯十四年(1641年),许定国才被实授为山西总兵,当其时,他已年近七十。
不久,由于李自成在河南展开猛烈进攻,困围开封,明廷命令许定国率五千精兵从山西赶往河南进行援助。此时的许定国,心怀简慢,上疏崇祯帝,要求朝廷先发赏银赏缎和银牌。出于事急,明廷兵部满足了许定国的要求,凑银凑物运至山西。
许定国却得钱得物不使劲,行至山西沁水时,他就开始磨蹭、拖延,并暗中唆使部下士兵哗变。然后,他本人就以安抚为名,长时间在沁水一带逗留观变,生怕临老死在河南的农民军刀下。
明廷兵科给事中不久上疏劾奏许定国“挟非分之赏,率援汴之师,阴纵士卒而归,借口招安,逍遥河上”。
由于事实清楚,许定国被明廷逮入北京,下狱论死。如果在平常,老匹夫肯定难逃闹市中刽子手的大刀。
但是,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农民军在河南大败明军后直扑陕西,击死明朝大帅孙传庭,进军延安、榆林后,直向山西进发。
病急乱投医,事急瞎找人,毕竟许定国是个具有作战经验的老将,在兵部尚书张缙彦保举下,明廷把许定国从狱中放出,授“河南援剿总兵”一职,让他跟随兵部右侍郎余应桂收拾孙传庭死后留下的残局。
欲向江南争半壁(19)
余应桂文臣,又无胆略,没到山西就止脚不走,很快就被猜忌多疑的崇祯帝削职逮问,这样一来,许定国上面没有了文臣“督师”,重新回到他的老根据地河南。
由于他先前在河南呆了六年多,培植了不少自己的私人势力,所以如鱼得水,旧部纷纷来归。
经过北京的牢狱生涯,许定国对明朝上层心怀怨恨,他专心经营自己的势力,以图乱世自保。
于是,他以睢州为根据地,散尽家财,购买军械,招集军士,专心拥兵自固。在一年多时间内,聚集了一万多能战之士。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间,北京面临农民军的兵临城下,崇祯帝四处下诏让各将“勤王”,加许定国官职。但他不为所动,根本无任何报国忠君之心。相反,他率部下军将,趁乱大掠商丘、宁陵,与当地明军互相野战,杀人盈野,蹂躏地方。
崇祯帝自杀后,清军入据北京,弘光帝继位于南京。河南一带,变成了“三不管”地带,但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各自盘踞。河南南部、东部,残明将领居多;河南西部的洛阳、陕州、灵宝,有不少农民军的队伍;而清军,主要集中于豫北的卫辉、怀庆二府。
思前想后,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定国自然与南明弘光政权搭上线。弘光帝授他“镇北将军”一职,并让他率兵北进开封。
许定国自然不愿离开老窝睢阳,借机拖延。同时,为了给自己上双保险,他暗中与清朝在卫辉的河南巡抚罗绣锦通气,表示愿意归顺清廷。虽如此,他也只是口头表示,没有实际行动,因为清廷当时在河南的力量非常薄弱。罗绣锦也不傻,他向清廷打报告,指出许定国心怀叵测,有可能趁清军南下或西入有所动作,不得不防。
许定国虽是南明在河南的重将,但他名义上是四镇中势力最强的高杰手下的部属,因为当时高杰有经理河北、河南等地的权力。
许多历史书籍,皆讲高杰与许定国有“私仇”,特别是史学大家谈迁,在《国榷》中讲高杰为农民军时,曾杀许定国一家。此种说法,多为日后正史所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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