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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

　　毛泽东表扬了陈云，说道：“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多次提到，在四大指标问题上，陈云表示了非常正确的态度。

　　毛泽东还说，陈云这个人坚持真理是很勇敢的。

　　胡乔木向来小心谨慎，很少受到毛泽东批评。

　　这一回胡乔木挨批评，其实，当时他也有他的难处。因为也就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大抵知道这一情况，胡乔木未敢把陈云的意见转告毛泽东——如果胡乔木当时如实转告了，毛泽东也未必听得进去，反而会怪罪陈云。何况，胡乔木所起草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是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才发表的。　

　
　
　
第二十三章　毛泽东期望陈云收拾乱局
　　毛泽东曾于１９５９年岁末之际，修书一封，问候陈云：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日

　　尽管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反了“右倾”，要继续“大跃进”，但是中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困境，亦即开始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中共中央不得不采取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样一“调整”，实际上就是中止了“大跃进”。

　　为了对乱糟糟的中国经济实行“调整”，总结工作中的教训，毛泽东在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这一会议参加者达７１１３人，习惯地被称为“七千人大会”。

　　陈云虽说仍在养病之中，但是深知这次会议的重要，他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会上，毛泽东鼓励大家“出气”。毛泽东说：“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正确之‘气’，还是错误之‘气’，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毛泽东还“推荐”了一个省的办法：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在会上，毛泽东对于前几年的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说：“凡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共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是我。”

　　毛泽东还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太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

　　刘少奇则说：“我们所以发生了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

　　刘少奇借用湖南农民的话来说，那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七千人大会”上，面对经济上的困境，毛泽东又有“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触，曾点名请陈云讲话。毛泽东显然期望陈云出马来收拾“大跃进”所造成的严重经济恶果。

　　呼唤陈云出来主持经济工作，这不光是毛泽东的期望，也是中央领导众望所归。

　　面对毛泽东的热切的目光，陈云却摇摇手，只说了一句：“我对问题还摸得不清，以后再说。”

　　陈云向来稳健，凡事要三思。当时，陈云确实还要看一看，想一想。所以尽管上上下下在“出气”，在呼唤他重新主持经济工作，他却只听不说。

　　面对“大跃进”所造成的乱得像一锅粥的中国经济，陈云在深思着如何加以调整，挽回败局。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第１６天，陈云终于开口了。陈云这一开口，不是说一句两句，而是一套一套，作了长篇报告。

　　那是从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１日起，由刘少奇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厅，开了３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

　　“西楼会议”实际上是“七千人会议”的继续。　

　
　
　
第二十四章　“调整大师”说话了
　　当时，形势是严峻的。因为财政部门在“七千人大会”后向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反映，１９６２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二三十亿元人民币！

　　刘少奇用这样的话，形容形势的严峻：“中央工作会议（引者注：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６日，陈云打破近年来的沉默，作了长篇讲话，题为《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

　　陈云把经济的严重困难归结为五个方面：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相比，粮食产量减少了八百多亿斤，棉花、油料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减产也很多。粮食不够吃，人民群众肚子里没有油水，身上缺少衣着，这都是农业减产直接带来的后果。

　　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不仅农业负担不了，工业也负担不了。

　　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这几年挖了商业库存，涨了物价，动用了很大一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的储备，在对外贸易上还欠了债，并且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票子来弥补财政赤字，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

　　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在物资少、钞票多的情况下，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在过去一年多中间，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卖相当于正常价格十亿元左右的物资，却换去了三十亿元左右的钞票。

　　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够，物价上涨，实际工资下降很多。

　　陈云指出，前两个困难是主要的。后三项困难是前两点派生出来的。

　　就像面对一位危重的病人，陈云开出了处方。他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

　　一，把十年经济规划（引者注：指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国民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从一九六○年起，大体上要五年。如果不是这样，笼统地要大家执行十年规划，又想发展，又要下马，又想扩大规模，又要“精兵简政”，就会彼此矛盾，举棋不定。分成两个阶段，基本建设和若干重工业生产的指标先下后上，任务就比较明确。

　　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如果现在不减，财政继续亏空，市场发生动乱，就会更加被动。对于减人，大家一定要下定决心，否则没有出路。

　　三，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严格管理现金，节约现金支出；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增加几种高价商品。高价商品品种要少，回笼货币要多，只要基本生活资料不涨价，就不会出大问题；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

　　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分几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每年供应几千万双尼龙袜子；把全国各地价值约四千万到五千万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级副食品，用于高价馆子，价钱卖贵一点。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笼不少货币（引者注：后来由此出笼了一系列高价商品，如高价烟、酒、糖果、点心以及高价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皆为陈云之主意）。

　　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生产。除增加粮食外，重新考虑保证经济作物增产的办法；对不同的产粮区，研究出不同的增产办法；拨出一部分钢铁、木材，制造中小农具。

　　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要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　

　
　
　
第二十五章　再度出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陈云提出了安排市场要“网开一面”的战略思想。

　　陈云以上海一位医生的话为例：“我和老婆两个人每月工资四百多块钱，但是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发给我们没有意思，还不如把工资还给公家。”

　　陈云主张“网开一面”，实行“两条腿走路”，即对商品实行双轨制：一是平价的，凭证供应；二是高价的，你有钱就可以买。

　　比如，平价的糕点是六角四分钱一斤，高价的是四元五角一斤。由于“网开一面”，使有钱人能买到高价商品，而国家又借助于高价商品回笼大量货币。

　　陈云还总结了经济工作的基点，即“争取快，准备慢”。

　　陈云强调：“慎重一点，看得准一点，解决得好一点，比轻举妄动、早动乱动好得多。困难时期只是着急，或者病急乱投医，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在“西楼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在武汉。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于１９６２年２月２４日随即一起前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西楼会议的情况，着重汇报了陈云的讲话。

　　毛泽东对陈云的讲话十分满意。毛泽东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为组长，李富春为副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

　　其实，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成立了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统一领导全国经济工作。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０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副组长则为李富春、李先念。

　　可是，由于毛泽东亲自领导“大跃进”，也就使中央财经小组形同虚设。

　　在庐山会议初期，曾有人提议再请陈云主持经济工作，毛泽东也说“国乱思良将”，有意请陈云出来。可是，随着开始“反右倾”，毛泽东不仅没有把“良将”

　　请出来，甚至把中央财经小组也取消了！

　　这时，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碰了壁，陷入困境，知道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这才不能不又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又请陈云主持财经工作。

　　因此，毛泽东可谓授命陈云于危难之际，企望这位“调整大师”来收拾因“大跃进”

　　而逼近危险边缘的中国经济。

　　陈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乱糟糟的局面：三年“大跃进”，再加上从１９５９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

　　重新恢复的中央财经小组在陈云主持下，于１９６２年３月７－８日举行第一次会议。

　　据当时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的薛暮桥回忆，周恩来在３月８日出席了会议，陈云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又谈了七个重要问题：

　　一，关于长期计划问题。陈云以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因为“现在谈发展，情况还摸不准”。“领导机关在认识上必须明确，当前主要是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