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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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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路。怎么,猜测了1000多年,他竟躲在这里?

  对于骆宾王的归宿,我倾向于做和尚一说。当然拿不出考证材料,全是被早年听到过的一个故事感染的。

  这个故事说,在骆宾王事败失踪后的许多年,一天,一位叫来之间的诗人到杭州灵隐寺游览。夜间,他就借宿在灵隐寺里。宋之问看着月色下寂静的寺院,寺前黑黝黝的奇峰,产生了写诗的冲动。他沉思再三,吟出了这样两句:“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下面呢?他一时滞塞,怎么也接不上去了,只是苦苦在殿阈间徘徊,不断地重复着这两句,不知不觉间步进了一个禅堂。

  突然,一个苍老而洪亮的声音从耳边响起:“这位少年,深夜不眠,还在作诗?”宋之间连忙抬头,只见一位须眉皓齿的老僧正在上方端坐,抖抖瑟瑟的长明灯把他的身影照得十分巨大。

  宋之问心想僧侣中不乏诗中高手,便把已作的两句读给他听,并说自己正诗思枯塞。老憎听罢,立即嘡声说道:“何不接这样两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一听着实一惊,这是多好的诗句啊,远远高出于自己的水平!他在惶惑中赶紧谢别,后面的诗句也就源源而来。他这首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们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落花更发,冰轻叶未凋。风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君度石桥。

  方家一眼就可看出,这是一首平庸之作,总体诗格不高,宋之问毕竟只是一个小诗人。但是,“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两句,确实器宇不凡,在全诗中很觉触目。

  宋之问第二天醒来,想起昨夜遭遇,似梦似真。赶到禅堂一看,早已空寂无人。找到一个正在扫地的小和尚,死缠死磨地问了半天,小和尚才把嘴凑到他的耳朵边轻声告诉他:“这就是骆宾王!今天一早,他又到别处云游去了。”

  这个故事很能使得后代文人神迷心醉。这位从乱军中逃命出来的文学天才躲进了禅堂,在佛号经卷间打发着漫长的岁月,直至须发俱白。但是,艺术的天分并未因此而圆寂,勃郁的诗情一有机遇就会随口喷出。政事、兵刀、讨伐、败灭阻遏了他的创造,只落得这位名播九州的巨子隐名埋姓、东奔西藏。中国文学史在战乱中断了一截,在禅堂中毁了几章。留下了数不清的宋之问,在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更有魅力的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大可怀疑。宋之问那夜遇到的,很可能是另一位大诗人。如果是这样,那末,故事中的骆宾王就成了一大批中国文学天才的“共名”。

  但是,我们仍然不妨设想,骆宾王自觉那夜因一时莽撞漏了嘴。第二天一早又踏上了新的旅程。年老体衰走不得远路了,行行止止,最后选中了长江和狼山,静静地在那里终结了波涌浪卷的一生。我相信,文学大师临江而立时所产生的文思是极其灿烂的,但他不愿再像那天晚上随口吐露,只留下让人疑惑的一座孤坟。坟近长江入海处,这或许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一种表征。

  据《通州志》记载,骆宾王的墓确实在这里,只不过与现在的坟地还有一点距离。240多年前,人们在一个叫黄泥口的地方发现一坏浸水的黄土,掘得石碑半截,上有残损的“唐骆”二字,证之《通州志》,判定这便是文学大师的丧葬之地。于是稍作迁移,让它近傍狼山,以便游观凭吊。

  骆宾王《讨武曌檄》中有著名的两句:“一杯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他当然不是在预言自己,但是这两句又颇近预言,借了来,很可描述中国文人的神秘命运。

  狼山脚下还有另一座墓,气派大得多了,墓主是清末状元张謇。

  张春中状元是1894年,离1905年中国正式废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只有10年,因此,他也是终结性的人物之一,就像终结长江的狼山。

  中国科举,是历代知识分子恨之咒之、而又求之依之的一脉长流。中国文人生命史上的升沉荣辱,大多与它相关。一切精明的封建统治者对这项制度都十分重视。《唐摭言》记,唐太宗在宫门口看见新科进士级行而出,曾高兴地说:“天下英雄,人吾彀中矣。”一代代知识分子的最高期望,就是通过科举的桥梁抵达帝王的“彀中”。骆宾王所讨伐的武则天也很看重科举,还亲自在洛城殿考试举人。科举制度实在是中国封建统治结构中一个极高明的部位,它如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又如此精巧地把社会竞争欲挑逗起来,纳入封建政治机制。时间一长,它也就塑造了一种独特的科举人格,在中国文人心底代代遗传。可以设想,要是骆宾工讨伐武则天成功了,只要新的帝王不废弃科举,中国文人的群体性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改观。

  这事情,拖拖拉拉千余年,直到张謇才临近了结。张謇中状元时41岁,已经感受到大量与科举制度全然背道的历史信息。他实在不错,绝不做“状元”名号的殉葬品,站在万人羡慕的顶端上极目瞭望,他看到了大海的湛蓝。

  只有在南通,在狼山,才望得到木海。只有在长江边上,才能构成对大海的渴念。面壁数十载的双眼已经有点昏花,但作为一个纯正的文人,他毕竟看到了世纪的暖风在远处吹拂,新时代的文明五光十色,强胜弱灭。

  我们记得,如果那个故事成立,千年前的骆宾王随口吐出过“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的诗句;如果是宋之问自己写的,或者是别的诗人帮着写的,也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古代文人对大海的依稀企盼。这番千古幽情,现在要由张骞来实现了。他正站在狼山山顶,山顶上,有一幅石刻对联:

  登高一呼,山鸣谷应;

  举目四顾,海阔天空

  于是,他下得山来,着手办纱厂、油厂、冶铁厂、垦牧公司、轮埠公司,又办师范、职业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公园、剧场、医院、气象台,把狼山脚下搞成一块近代气息甚浓的绿洲。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他这一宏伟实验的种种遗址。

  一个状元,风风火火地办成了这一大串事,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的Paradox——我只能动用这个很难翻译的英语词汇了,义近反论、悻论、佯谬吧。其实,骆宾王身上也有明显的Paradox的,出现在他的文事与政举之间;不同的是,张謇的Paradox受到了大时代的许诺,他终于以自己的行动昭示:真正的中国文人本来就蕴藏着科举之外的蓬勃生命。

  张謇的事业未能彻底成功。他的力量不大,登高一呼未必山鸣谷应;他的眼光有限,举目四顾也不能穷尽海阔天空。他还是被近代中国的政治风波、经济旋涡所淹没,狼山脚下的文明局面,未能大幅度向四周伸拓。但是,他总的来说还应该算是成功者,他的墓地宽大而堂皇,树影茂密,花卉绚丽,真会让一抔黄土之下的骆宾王羡煞。

  不管怎样,长江经过狼山,该入海了。

  狼山离入海口还有一点距离,真正的入海口在上海。上海,比张春经营的南通更走向现代,更逼近大海。在上海,现代中国文人的命运才会受到更严峻的选择和考验。

  如果有谁气吐万汇,要跨时代地写一部中国文人代代更替的史诗,那末我想,这部史诗比较合适的终结地应该是上海。那里,每天出现着《子夜》式的风化,处处可闻张爱玲式的惋叹。最后一代传统文人,终于在街市间消亡。

  汽笛声声,海船来了又去了,来去都是满载。狼山脚下的江流,也随之奔走得更加忙碌,奔向上海,奔向大海。

  汽笛声声,惊破了沿途无数坟地的宁静。

◇◆ 上海人 ◆◇ 

  近代以来,上海人一直是中国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上海的古迹没有多少好看的,到上海旅行,领受最深的便是熙熙攘攘的上海人。他们有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形成了一整套心理文化方式,说得响亮一点,可以称之为“上海文明”。一个外地人到上海,不管在公共汽车上,在商店里,还是在街道间,很快就会被辨认出来,主要不是由于外貌和语言,而是这种上海文明。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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