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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 作者:[土]奥尔罕·帕慕克-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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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把老师看成母亲，因为我一味想讨好她。“把两手这样并拢，安静坐下。”她说道，我的手臂便紧贴胸脯，耐心地坐着听一整堂课。但新鲜感慢慢消退，过不了多久，比别人先有答案或解出数学题不再令人兴奋，时间开始慢得使人厌烦，甚至完全停止流动。
我的眼睛避开写黑板的傻胖女孩，她对每个人——老师、学校门房和她的同学们——都露出同样平淡而信任的笑容。我的眼光飘到窗外，飘到耸立在公寓建筑之间的栗树树梢。乌鸦落在树枝上。因为我从底下看，所以看得见后方的一小片浮云，云移动时不断改变形状：先是狐狸的鼻子，然后是一个头，接着是一条狗。我希望一直像狗，但是它继续赶路，变成祖母始终锁在陈列柜里的四脚银糖罐，使我渴望待在家中。一旦召回家中令人心安的寂静暗影时，父亲便从暗影中走出来，像是梦一样，然后我们全家到博斯普鲁斯小游。就在这时，对面公寓楼房的某扇窗子打开了，一个女仆抖着掸子，心不在焉地注视着我从座位上看不见的街道。街上发生了什么事？我心想。我听见马车从鹅卵石路上碾过去的声音，刺耳的声音叫道：“艾斯克希——”女仆看着旧货商沿街走去，然后把头缩回去，关上窗子，但是之后，就在这扇窗子旁边，我看见第二片云，跟第一片云走得一样快，却是反向而行。但现在我的注意力被唤回教室，见大家都举手，我也迫不及待地举起我的手：在根据同学们的回答猜测老师的问题是什么之前，我已经隐约觉得自己知道答案。
了解同学是不同的个体，并发现他们与我之间的差异，既使我兴奋，有时却又痛苦。一个忧郁的男生，每回在语课上朗读，都隔行跳着念，这可怜男生犯的错是不自觉的，正如同班上同学的哄笑也是不自觉的。读一年级时，班上有个把红发扎成马尾的女生曾坐在我旁边，她的书包里虽杂七杂八堆放着咬了一半的、“芝米”、芝麻、铅笔和发带，在她四周却总是有着一股薰衣草的香味，很让我喜欢。她公开谈论日常生活的小禁忌，此种天赋也很吸引我，周末没看见她，使我心生想念，尽管另一个娇小纤弱的女生同样令我心醉神迷。那个男生为什么不断说谎，明明知道没人相信他？那个女生为什么随随便便告诉别人她家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女生念那首关于国父的诗，是真的在掉眼泪吗？
就像我有看车头和观察鼻子的习惯一样，我也喜欢端详我的同学，看他们长得像哪种动物。尖鼻子的男生是狐狸，他隔壁那个大个儿，像大家说的，是熊，头发浓密的那个是刺猬……我记得有个叫玛丽的犹太女生告诉我们关于逾越节的一切——她祖母家里有几天谁都不准碰电灯开关。还有一个女生说某天傍晚她在房间里，很快地转过身来，瞥见了天使的影子——这可怕的故事跟随着我。一个长腿女生穿很长的袜子，老是一副要哭的模样。她父亲是政府部长，当他死于飞机失事，首相却安然脱险时，我很肯定她因为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而一直在哭。很多小孩牙齿有毛病，有几个戴牙箍。建筑物顶楼是宿舍和体育馆，就在保健室隔壁，据说有个牙医，老师们发脾气时扬言要把调皮的小孩送到那里。罪行稍轻时，老师便罚学生站在黑板和门之间的角落，背对全班，有时单脚而立，但因为我们都巴不得看一条腿能站多久，害得课也上不成，因此这种惩罚很少发生。
13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2）
拉西姆在回忆录《法拉卡与黑夜》当中巨细靡遗地描写他的学生时代，当时奥斯曼的学校老师手持长长的藤条，用不着从座位上站起来便打得到他们的学生。老师鼓励我们读这些书，或许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逃过共和国之前、土耳其国父之前的“法拉卡”（笞刑）时代是何其幸运。但即使在富裕的尼尚塔石区，在得天独厚的伊席克中学，奥斯曼遗留下来的老教师却在某些“现代”技术革新中找到压迫弱者的新工具：我们用的法国制尺，尤其是嵌进两侧的细而硬的云母条，被他们熟练地拿在手中，就跟“法拉卡”与藤条同样奏效。
每当有人因为懒惰、没教养、愚蠢或蛮横而遭受惩罚时，我便忍不住觉得愉快。看到一个有司机开车接送的合群的女生受到惩罚，着实让我愉快；她是老师的宠儿，常常站在我们面前呱啦呱啦演唱英文版的《铃儿响丁当》——但她被批评作业做得马虎时，可得不到从宽处理。总有些人没写作业却假装写了，装出一副就在作业簿里的某个地方、只是一时找不到的样子，他们会叫道：“老师，我现在找不到！”仅仅想拖延注定的命运，却只是被老师揍得更凶，耳朵被扯得更猛。
从低年级时代可爱慈祥的女老师，换成高年级教我们宗教、音乐和体育的愤怒忧伤的老男人之后，这些羞辱仪式变得更加完善，有时课程枯燥得很，使我对课堂上提供的短暂娱乐感到高兴。
有个女生，我从远处爱慕着她，或许因为娇小迷人，或许因为娇嫩——她受罚时，我看见她眼里噙着泪水，脸涨得通红，使我想去援救她。课间休息时间折磨我的金发胖男生，因讲话被抓而遭毒打的时候，我便冷静无情地欣然观看。有个我断定是绝顶傻瓜的孩子，无论对他的处罚有多么严厉，这男生都会予以抵抗。有些老师叫学生去黑板前，似乎不是为了测验他们的知识，而是为了证明他们的无知；而有些无知者似乎甘于受辱。有些老师看见作业本的包书纸颜色不对就会发怒；有些老师动不动就生气，孩子只是讲悄悄话便被打；有些学生即使对简单的问题回答正确，也会像被车头灯逮到的兔子般手足无措；有些——我最佩服这些人——即使不知道答案，也会告诉老师他们知道的别的东西，愚蠢地希望这能挽救他们。
我看着眼前的动静——先是一顿指责，接着是骤雨般愤怒落下的书和作业本，班上其他人则冷冷坐着不敢出声——庆幸自己不是这些被打上耻辱烙印的倒霉学生之一。我和班上三分之一的同学分享好运。假使这所学校里的小孩来自各种背景，幸运儿的与众不同可能更为明显，但这是一所私立小学，每个孩子都是有钱人家出身。在课间休息的操场上，我们的童稚情谊使我们不分彼此，但每回看着同学被痛打被羞辱，我就像坐在教师书桌前那位令人生畏的人物一样，不免自问为什么有些孩子如此懒惰、品行不端、意志薄弱、麻木不仁或呆头呆脑。我开始阅读的那些书无法满足这隐秘的道德探索：漫画总是把坏人画成歪嘴，我幽暗的童心深处同样找不到答案，只好让问题慢慢淡去。我渐渐领悟所谓的学校回答不了深奥的人生问题，其主要功能不如说是为了使我们面对“现实生活”中全面的政治暴行而做准备。因此在我进中学前，我宁可举起我的手来，乖乖做个好学生。
尽管如此，我在学校主要学到的是，光是全盘接受现实生活是不够的，你还得为现实生活的美而惊叹。读低年级时，老师一找到借口便停止上课，教我们唱游。我跟着这些英法文歌做口形——我不懂也不喜欢这些歌，尽管我喜欢观察同学们（我们用土耳其语唱，大致像是：警卫爸爸，警卫爸爸，今天放假，吹哨子吧）。半小时前才因为又把作业簿忘在家中而泪眼汪汪的矮胖男生，此刻正乐呵呵地唱歌，嘴巴张得老大。一天到晚把长发撩到耳后的女生，在唱歌时也不担心她的头发了。就连在下课时间殴打我的胖鬼，还有他同桌那狡猾恶毒的朋友，他对那道秘密分界了若指掌，也让自己做个好学生——就连他们也像天使一样笑眯眯地沉浸在飘动的音乐中。在歌唱的时候，爱整洁的女生转头察看她的铅笔盒和作业簿是否依然有条不紊。休息时间结束后，两个两个排队回教室上课时，在我请她跟我搭档时会默默伸出手让我握着的那个聪明用功的女生，连她也大唱特唱；总是像给婴儿喂奶般伸着胳臂围住试卷，以免被别人看见的小气胖男生，也手舞足蹈；甚至每天挨打的那个无可救药的傻蛋也自发地一起歌唱。我发觉绑马尾的红发女生也注意到了，于是我们相视而笑地唱着。我不会唱这首歌，但当我们唱到啦啦啦的部分，我便加入大家，尽我所能高声大唱。我往窗外望去，召唤着未来。再过一会儿，就一会儿，下课铃响，全班一涌而出。我拿着书包逃到外面，看见我们的公寓管家正等着，就牵住他的大手。他陪我和哥哥走回家，我心想回到家时我已累得记不起班上每个人了，即便如此，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母亲，我便加快了步伐。
14痰吐止禁
自识字后，我脑袋里的虚幻世界便增添了一堆字母。这些文字并未传达任何意义也未讲述任何故事，它们只是发出声音而已。我看见的每个词汇，无论是烟灰缸上面的公司名称或是海报、新闻标题、广告、商店、饭馆或卡车两侧的招牌、交通标志、饭桌上的一包肉桂、厨房里的油罐、浴室里的肥皂、我祖母的香烟、她的药包……我都不假思索地阅读。有时候我把这些文字大声重复一遍，即使我不懂它们的意思也无关紧要。仿佛我脑中的视觉和认知部位之间有一架机器，准备把字母转换成音节和发音。就像咖啡馆里的收音机，人声鼎沸，谁也听不见，我的机器有时也在我不知不觉中悄悄运作。
从学校走回家，即使非常累，我的眼睛也会寻找文字，脑袋里的机器会说“为保障您的财富与未来”、“招手停车电车站”、“阿皮正宗腊肠”、“帕慕克公寓”。
一回到家，转而看祖母报纸上的标题：“塞浦路斯非亡即分”，“土耳其第一所芭蕾学校”；“美籍人士当街亲吻土耳其姑娘，险遭群众处死”；“市街禁止呼拉圈”。
有时字母的排列方式怪得很，仿佛回到第一次学字母表的神奇时光。位于尼尚塔石的总督官邸距离我们家三分钟路程，官邸四周某些水泥铺道上的条文便是其中之一。我跟母亲和哥哥从尼尚塔石往塔克西姆或贝尤鲁走去的时候，我们就在字母之间的空铺板玩跳房子游戏，按照我们看见的顺序念出来：
痰吐止禁
这项神秘条文鼓动我公然反抗，并立即往地上吐痰，但警察局就在总督官邸前方仅两步之遥，于是我只是不安地盯着它看。这下我可开始担心从喉咙喷出痰来，落在地上，即使我不情愿。但如我所知，有吐痰习惯的成年人跟一天到晚被老师处罚的那些愚蠢、怯弱、任性的小孩多半如出一辙。是的，我们时而看见有人随地吐痰或咳出一口浓痰，只因为没带面纸，但这情况不常发生，不值得用上如此严厉的条文，即使是在总督官邸外头。后来我从书上得知中国的痰盂，发现吐痰在全世界各地是寻常之事，于是自问他们在伊斯坦布尔何以想尽办法劝阻吐痰。（尽管如此，每逢有人提起法国作家维昂，大家想到的不是他的最佳作品，而是他写的一本书名叫“我在你坟上吐痰”的可怕著作。）
或许尼尚塔石铺道上的警句铭刻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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