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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的办公楼里安营扎寨。就是在那里，1969年夏天，“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开张了。
　　该机构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1969年夏天里，它的办公室成为开展特殊指导活动的场所。在那里，美国冷战的两位主要设计师、处于职业生涯最后阶段的迪安·艾奇逊和保罗·尼采，将他们有关华盛顿的深奥的学识和他们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强硬观点，传授给了两名好学的年轻研究生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
　　艾奇逊曾经官至国务卿，尼采则是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国务院政策规划司的司长。这两个人一直是美国主张对苏联采取不妥协政策的主要倡导者。
　　艾奇逊和尼采建立了“维持谨慎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为了长期提供对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支持而游说国会。随着越战日益失去民心，国会开始用更加批判的眼光审查美国的国防预算，反弹道导弹系统是提交给参议院审查的最昂贵的一项开支。参院两党的自由派——如爱德华·肯尼迪、威廉·富布赖特、老艾伯特·戈尔、查尔斯·珀西和雅各布·贾维茨等政治领袖——联手反对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些持反对意见者做了一件以前国会在就国防问题的斗争中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请来支持他们的科学家，其中包括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对新的武器系统是否有效提出质疑的著名专家。
　　艾奇逊和尼采试图反驳这些科学界的反对者，他们挖苦地称他们为“查尔斯河帮”。他们的主要同盟是艾伯特·沃尔斯泰特，是他吸收了这些分文不取的年轻研究生们到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工作。沃尔斯泰特从芝加哥大学派来了沃尔福威茨和他的另一个学生彼得·威尔逊。沃尔斯泰特另外吸收了当时在普林斯顿念研究生的珀尔，自从毛头小子珀尔在洛杉矶与沃尔斯泰特的女儿约会，他就认识了他。珀尔在名义上负责着办公室，虽然该组织并没有严格的层级结构。
　　整个夏天，艾奇逊和尼采经常到办公室来坐坐，为他们支招。艾奇逊此时已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那些年轻学生非常高兴能有机会聆听他的教诲。在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的指导下，珀尔、沃尔福威茨和威尔逊撰写研究报告，向参议院散发支持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介绍材料。他们还组织人到参院军事委员会作证，为重要的参议员、带头为该系统争取资金的亨利·M。（斯库普·）杰克逊起草材料。当斯图尔特·赛明顿参议员画了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说明反弹道导弹系统行不通的图表时，沃尔福威茨也画了一张同样抢眼的图表供杰克逊反驳对方时使用。
　　到夏天结束时，鹰派取得了重大胜利，参院以51票对50票一票之差，批准了反弹道导弹系统。“他们（沃尔福威茨、珀尔和威尔逊）帮助我们写的文件，大大超过了好争论和自负的科学家们撰写的内容失实的文件，”尼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参院的投票结果使总统在与苏联谈判中有了筹码：美国现在可以主动提出以限制本国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来换取莫斯科做出类似让步。尼克松最终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了今后几十年中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该条约延续到2001年12月，直到乔治·W。布什政府宣布美国将退出该条约。
　　1969年的那次较量，标志着国会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自1941年众院以微弱多数延长了和平时期征兵制以来，有关重要国防项目投票结果最接近的一次。投票为国会围绕军控和武器系统的发展畸形的数十年的斗争搭建了舞台；在这些摊牌中，支持和反对的双方都请了科学家和其他学术专家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围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辩论也是后来围绕着战略防御计划的政治斗争的先驱；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问题是反导弹系统造价是否过高，是否有效。
第7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7）
　　1969年夏天后来被证明也是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德·珀尔的一个转折点。他俩都发现，与学术界那些抽象概念相比，自己更喜欢涉足公共政策。通过与艾奇逊和尼采的联系，这两位研究生体验了华盛顿政治斗争的惊心动魄和未来在政府里发展的可能性。后来，珀尔和沃尔福威茨成为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两位最主要的鹰派人士，就像艾奇逊和尼采在20世纪中叶成为冷战的领军人物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两位年长者向沃尔福威茨和珀尔灌输了对同苏联搞军控的强烈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做出这种努力本身的愿望也许是好的，但也有可能损害到美国的利益，甚至会从心理上削弱美国。
　　夏季结束时，珀尔留在了华盛顿，在参院里为领导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斗争的亨利·杰克逊参议员做办公室助手。他再也没有回到研究生院。在70年代，凭借着杰克逊的强有力支持，珀尔成为国会反对与苏联搞军控的主要推动者。亨利·基辛格后来写道，珀尔“在追求自己更远大的目标——阻止政府的军控政策——时，既显示出足智多谋，又表现得立场坚定”。
　　沃尔福威茨没有像珀尔那么快就放弃了学术生活。他返回了芝加哥大学，为沃尔斯泰特完成了学位论文，在耶鲁大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然后，在1973年，他得到一个在政府的军控和裁军局工作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份工作，接下去的20年，他基本都是在国务院或者国防部里度过的。
　　沃尔福威茨能够获得他的第一份政府工作，间接受益于亨利·杰克逊的努力。1972年，尼克松和基辛格推行了与苏联缓和的政策——目的在于缓和紧张局势，避免冲突，在军控问题上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莫斯科进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达成协议之后，受到来自协议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于是，尼克松为了维持国会对他的脆弱的支持，开始在政治上做出让步，他希望以此来确保国会批准这项军控条约。1973年初，在杰克逊的压力下，尼克松同意撤换美国军控和裁军局的大多数高层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内，13名高层官员被解职。杰克逊认定，尼克松第一个任期内的军控班子过分热衷于和苏联签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反正很愿意换掉第一任期内使用的军控谈判者，这些人对基辛格不允许他们参加在莫斯科的谈判感到不满，他们对尼克松和基辛格对苏联人做出的让步知道得太多了。
　　尼克松挑选了与沃尔斯泰特和其他鹰派人士共事的兰德公司的战略家弗雷德·埃克雷担任军控局的新局长。与他的前任相比，埃克雷对军控是否明智以及能够带来什么益处，要清醒得多。实际上，杰克逊是在负责进行军控谈判的机构里安插赞成自己观点的人。
　　埃克雷则把一个更保守的班子带进了军控局。他带来的新人之一是一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沃尔福威茨。“沃尔斯泰特把他推荐给我，”埃克雷许多年后回忆道。沃尔福威茨刚满30岁，但他很快便成为埃克雷最信赖的顾问之一。他撰写关于导弹发射和早期预警问题的文件；参与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军控谈判；陪同埃克雷到巴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旅行。1974和1975年，年轻的沃尔福威茨积极参与了美国成功劝说韩国不提炼钚的工作，这个项目可以生产出核武器的燃料。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数十年后，美国发现自己在劝说朝鲜不要做类似的事情。
　　沃尔福威茨显然喜欢自己在政府里的工作。所有的人都把他看做是学者和知识分子，这一点不错，但是，他在本性上也是一个了解内幕的人，他喜欢撰写政策文件，乐于为了他信奉的思想在官僚机构里进行斗争。多年来，沃尔福威茨多次返回政府任职，有的时候，他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他们偶然对他如此频繁地加入政府并且在政府里呆这么长时间感到不解。
　　在这方面，沃尔福威茨与他的朋友珀尔十分不同，珀尔好斗的风格更适合在国会而不是政府的行政部门里工作。珀尔做参院办公室人员时，能够随心所欲地反对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进行军控谈判，这使他非常开心。而沃尔福威茨却是尼克松政府的成员，因此有义务支持总统的政策。不过，在政府内部的位置上，沃尔福威茨能够在政府的决策被确定之前对其施加影响；他可以设法缩小政府行动的范围，或者对这些行动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第8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8）
　　在官场上，在涉及尼克松政府内部许多关于军控问题的辩论中，珀尔和沃尔福威茨经常处于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观点相似。事实上，他们的特长是互补的。珀尔的风格是在媒体和国会发动连珠炮似的攻击，挑战对手的动机和品格。与之相比，沃尔福威茨则是在美国政府内部，通过撰写论证严密的政策文件，抨击对手的逻辑。
　　这种沃尔福威茨在政府内部、珀尔在政府外部的搭配，在后来30年里的其他情况下也出现过。诚然，珀尔偶然也会在联邦政府里任职；他曾经在里根政府里担任过国防部高级官员，在那里仍然表现出在做议员助手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风格。总的看，珀尔不像沃尔福威茨，他不具备在政府里长期服务的持久性；珀尔在里根时代结束之前便离开了五角大楼，在后来任何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再也没有担任过全职的正式工作。
　　即便如此，珀尔一直非常活跃。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在高级官员们决定是否攻打伊拉克时，毫不奇怪，主张采取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又是政府外部的珀尔和政府内部的沃尔福威茨。
　　的确，2002年、2003年珀尔和沃尔福威茨在辩论伊拉克问题时提出的一些思想，多少与最初从他们的导师沃尔斯泰特、艾奇逊和尼采那里学到的东西有相似之处。他们反复谈论的一个主题是“易受攻击的窗口”。美国被说成面临某个迅速推进的敌人的突然威胁：冷战期间苏联处于进攻态势的军事力量，或者2002年和2003年间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武器计划。根据如此推理，美国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应对威胁，因此，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使美国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60年代，苏联的军事力量似乎如此令人畏惧，以至于没有人在思考美国霸权的可能性。到了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在一个美国没有了军事对手的世界里，沃尔福威茨和珀尔重弹易受攻击思想的老调，他们把这些思想加以更新，并得出与60年代他们的导师提出的完全相反的解决方法。艾奇逊和尼采是遏制政策的设计师。但在伊拉克问题上，沃尔福威茨和珀尔不再赞成使用以往的遏制或者威慑方法。他们赞成直接采取军事行动，赞成先发制人的战争。
　　注释
　　①　见　“Bibliographical　Note　on　Jacob　Wolfowitz”；　Jack　Kiefer；　ed。；　Selected　Papers　of　Jacob　Wolfowitz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80），和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　（New　York：　Scribner，1970）；　vol。18；　supplement　2；　pp。996·997。
　　②　2003年6月19日对保罗·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