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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战争内阁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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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2002年7月19日对弗朗西斯·福山的采访。
④ Saul Bellow； Ravelstei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0）； pp。15；19·20。
⑤ Ibid。； p。58。
⑥ D。T。Max；“With Friends Like Saul Bellow；”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pril 16； 2000； p。70。
⑦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⑧ Walter Nicgorski；“Allen Bloom： Strauss； Socrates and Liberal Education”，见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ed。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A。 Murley；（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1999）； pp。206；208。
⑨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⑩ 见William Galston；“A Student of Leo Strauss in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29·437。
Thomas Pangle；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 Essays and Lectures by Leo Strau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17。
Ibid。； p。xxv。该引语出自潘戈尔而不是施特劳斯。
Jacob Weisberg；“The Cult of Leo Strauss”； Newsweek （August 3； 1987）； p。61。多年来，沃尔福威茨曾参加过在华盛顿举行的施特劳斯学生的一些聚会，其中包括2003年的一次。
第9节：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9）
引自Harry。 V。 Jaffa；“Strauss at One Hundred；” in Leo Strauss； loc。 cit。； pp。43·44。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7）； pp。141·142。
Mark Blitz；“Government Practice and the School of Strauss”； in Leo Strauss； loc。 cit。； 429·430。
Gary J。 Schmitt and Abram N。 Shulsky；“Leo Strauss and the World of Intelligence （by Which We Do Not Mean Nous）； in Leo Strauss； pp。407·412。
2002年8月1日对彼得·威尔逊的采访。
2002年4月24日对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采访。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Fred Kaplan； The Wizards of Armageddon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83）； pp。89·110 and 117·124页，清楚地描述了沃尔斯泰特的工作。
对沃尔福威茨的采访。
Paul D。 Wolfowitz；“Nuclear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Proposals for Nuclear Desalting；”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June 1972； pp。32·33。
这段叙述根据对两位不愿披露姓名、对该委员会有直接了解的人的采访。关于办公室的细节和有关反弹道导弹的辩论情况，保罗·H。尼采在From Hiroshima to Glasnot （New York： Grove Weidenfeld，1989）第294—295页中也有叙述；见Kaplan； op。 cit。； pp。342·355；另见Jay Winik； On the Brink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6）； pp。52·53。
Kaplan； op。 cit。； pp。349·350。
Robert G。 Kaufman； Henry M。 Jackson： A Life i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p。211。
Nitze； op。 cit。； p。295。
Max Frankel；“The Missile Vote： Both Sides Can Claim a Victory；” New York Times； August 4； 1969； p。22。
Kaplan； op。 cit。； pp。354·355。
我在此指的是尼采在1969年的观点。尼采本人后来担任过美国的军控谈判代表。
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Schuster； 1999）； p。114。
关于军控和裁军局的情况，见Raymond L。 Garthoff； A Journey Through the Cold War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1）； pp。273·274； Kaufman； op。 cit。； p。258； Seymour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3）； pp。559·560。
对弗雷德·埃克雷的采访。
在乔治·W。布什政府里，珀尔曾一度担任过一个顾问机构——国防政策理事会的主席，但是没有在政府内担任任何职务。
第10节：士兵和水手（1）
士兵和水手
1968年1月，北越发动“春季攻势”，理查德·阿米蒂奇正在越南海岸附近的一艘6门炮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上服役。短暂的“春季攻势”令美国人措手不及，改变了战争的进程。在舰上，阿米蒂奇焦虑不安，闷闷不乐。在无线电里，他听得见枪炮大作的声音：美国陆军来回冲杀；海军陆战队在交火；要求增援的紧急呼叫。在阿米蒂奇与战斗行动之间，是一片汪洋，他鞭长莫及。
阿米蒂奇一年前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他在亚特兰大长大，是个头发黄中带红、胸脯滚圆的青年，他总是喋喋不休，身体特别健壮，参加四种体育活动，是皮尤斯X学院高中班里的联合班级主席。他的计划是拿足球奖学金，上肯塔基大学或者田纳西大学查塔努加分校，但是父亲成功说服海军的足球教练招募了他。①
一到安纳波里斯，却发现阿米蒂奇虽然体格健壮，速度却不足以加入校足球队。在高年级的时候，他担任了新生足球队的教练。他还参加举重，每周在这项后来变成毕生的业余爱好上花许多小时。他的同班同学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里奇”，有时候又叫他“骡子”。毕业时，海军学院的年级年鉴《幸运口袋》用这番话总结了阿米蒂奇在校期间的情况：“里奇翻开一本书的时间从来超不过一小时，但他总能在学业上名列前茅。由于个性杰出，里奇是全大队的知名人物。”②
毕业时，阿米蒂奇打算参加海军陆战队。他最要好的朋友、足球队的中锋把他介绍给了自己未婚妻的室友、一位名叫劳拉·桑福德的姑娘，使他改变了计划。她是一家保险公司经理——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最显赫、最成功的商人的千金。阿米蒂奇坠入了爱河，于是，他决定不参加海军陆战队，而是到一艘海军驱逐舰上去服役，然后回家结婚。这些计划一直持续到“春季攻势”使他意识到就在附近的战争离他有多么近。“我不能袖手旁观我们时代的这些重要事件而不去更积极地参与其中，”阿米蒂奇许多年后解释道。③
他极想离开舰艇，因此，他志愿去南越，给那些乘坐小型船只在那个国家的热带丛林和内陆地区的混浊的河上巡逻的“浑水海军”担任顾问。他接受了四周的越语培训，然后仓促地投入了战斗。阿米蒂奇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作战，而不愿享受呆在舰船上的安全。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他一再志愿参战，宁愿去面对危险而不愿贪图安全，并且参加了越战中一些最艰巨和最秘密的行动。
对于科林·鲍威尔来讲，在越南执行作战任务，更多的是出于义务而不是个人的选择。鲍威尔选定了美国陆军作为自己的职业，于是，陆军派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1962年，在肯尼迪政府卷入越南的最初日子里，陆军派遣鲍威尔去驻扎在老挝边界附近的一个南越步兵师担任顾问。美国在越南的顾问人数从 3 200 名增加到 11 000名，他是其中一员。
鲍威尔的父母是牙买加移民，定居在南布朗克斯，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了学校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他发现自己喜欢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纪律、结构和同志间的友谊和忠诚，于是便把训练团的项目作为大学生涯的核心，最后升任管理由上千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团的学员队长。④1958年毕业后，他按照预备役军官训练团的要求服了三年兵役，之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将陆军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我是个黑人青年。除了当兵之外，其他我一无所知，”鲍威尔在回忆录中解释道，“我能干什么呢？在成衣工厂区跟我父亲一起干吗？……对于一个黑人来说，在美国社会中，没有能比此提供更多机遇的道路了。”⑤
他在布雷格军营的非常规作战中心学习了五周，然后于1962年圣诞节那天到达西贡。能够参战使他感到兴奋。这是分配的而不是选择的任务，但分配的任务不错，说明陆军是重视他的。“我成为职业军官同僚们羡慕的对象，因为凡是被选中去南越的人，都被认为是有前途的，是被送去经风雨见世面、前途光明的人，”他后来写道。⑥
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在越南的作战经历最终使他们不同于美国外交政策精英圈中身居高位的其他大多数人。不少越战老兵后来进入了美国的参院，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翰·麦凯恩。一些越战老兵曾经在里根政府里与鲍威尔和阿米蒂奇共过事。不过，总的来讲，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担任共和党政府外交政策要职的，是诸如乔治·舒尔茨、卡斯珀·温伯格、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詹姆斯·贝克这些属于上一代的人。在上一代人中，有些曾经参加过二战，但都没有越战老兵的经历，没有感受过那种参加了一场美国没能打赢的战争的强烈的挫折感，那种看到美国人为了一个并未得到美国人全心支持的事业献出生命的痛苦。
到了21世纪开始时，这老一代人已经退休。乔治·W。布什启用的“火神派”代表的是外交政策领域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大多数人是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成年的。然而，在这代接班人里，越战老兵的影响并不太强；事实上，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少数派。在小布什政府里，像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等一些官员，因为岁数太大或者太年轻而没有参加过越战。包括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内的其他人，岁数虽然合适，但却没有参加越战；和成千上万的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得以缓服兵役，使他们能够继续学业和职业生涯。⑦最高层的情况最能说明这种两代人之间的变化。乔治·H。W。布什总统二战中在海外作过战，他的儿子乔治·W。布什总统在越战期间是在得克萨斯州国民警卫队中服过役。
第11节：士兵和水手（2）
罗伯特·廷伯格的著作《夜莺之歌》研究了越战的战争经历对里根政府中的官员的影响，在这部著作中，廷伯格引用了一位越战老兵的话：“在我们这些参战者和未参战者之间，矗立着一道十英里高、五十英里厚的墙，这堵墙永远不会消失。”⑧15年后，在小布什政府里，这堵墙也许没有以前那么高、那么厚了，但是它肯定依然存在。
2002年夏，鲍威尔和阿米蒂奇是国务院的负责人，美国当时正在考虑是否攻打伊拉克，越战那代人中原来就有的严重分歧重新冒了出来。越战老兵认为，一些像切尼和沃尔福威茨那样最主张对伊拉克动武的人是无法理解战争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过战争。“他们是从学术角度来讨论战争的，而不是由于有过藏身在热带丛林里、或者在散兵坑里目睹朋友被炸掉脑袋的经历，”越战老兵查克·哈格尔参议员这样说道。⑨
切尼和沃尔福威茨的辩护者以同样的激情回敬道，并非只有越战老兵才是明智的。“90年代中，那些亲历沙场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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