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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基尼娜离开工厂后住到了乡下。　后来又回到城里，住在一处设有秘密印刷所的房子里，不幸被捕，判处苦役。　这些事她自己从没讲过，但玛丝洛娃从别人嘴里知道，她被判苦役，是因为那所房子被搜查时，有个革命者在黑暗中开了一枪，而她却把开枪的罪名揽到自己头上。玛丝洛娃自从认识她以来就看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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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在什么情况下，遇到大小事情，谢基尼娜从来不顾自己，总是只考虑怎样帮助别人，为别人出力。　她现在的同志中有个叫诺伏德伏罗夫的，讲到她时总是戏称她为慈善迷。　这话确实不错。　她生活的全部乐趣就在于寻找机会为别人出力，象猎人找寻猎物一样。　这种爱好已成为习惯，并且成为她的终身事业。　她做起来十分自然，以致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不客气地要求她帮助，而且都认为不值得一提。玛丝洛娃刚加入政治犯的队伍时，谢基尼娜有点嫌恶她。玛丝洛娃注意到这一点，但后来又发现谢基尼娜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感情，待她特别和蔼可亲。　这样一位不平凡的人物竟如此和蔼可亲，这使玛丝洛娃深为感动，她就把整颗心都交给她，并且不知不觉接受她的观点，情不自禁地处处模仿她。玛丝洛娃的一片赤忱感动了谢基尼娜，她也就真心喜欢玛丝洛娃了。这两个女人特别投机，还因为她们对性爱都十分嫌恶。一个憎恨这种感情，是因为在这方面尝够了痛苦；另一个虽没有这方面的体验，却认为这是一种辱没人格并且难以理解的可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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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基尼娜的影响是玛丝洛娃甘心情愿接受的。　玛丝洛娃所以愿意接受，是因为她喜欢谢基尼娜。　另一种影响来自西蒙松。　这种影响的产生是由于西蒙松爱上了玛丝洛娃。任何人过日子，做事情，总是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部分顺从别人的想法。人在生活中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顺从别人的想法，这是人与人之间重大区别之一。　有些人运用自己的思想往往象做智力游戏那样，把理智当作带动传动皮带的飞轮，让它任意转动；可是在行动上往往顺从别人的想法，也就是顺从风俗、传统和法律。　另一些人却把自己的思想看作一切行动的指针，几乎总是倾听自己理智的要求，顺应这种要求，只偶尔服从别人的决定，而且服从以前先要经过分析批判，看它是否正确。　西蒙松就是属于后一类人。　不论遇到什么事，他总是理智地反复思考，然后作出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就坚决实行。还在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就断定做军需官的父亲挣来的钱是不义之财。　他要父亲把财产还给老百姓，可是父亲不仅不听他，反而把他痛骂一顿，他就离家出走，从此不用父亲的钱。他断定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是由于老百姓没有受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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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就离开大学，参加民粹派，到乡下去当教师，大胆向学生和农民宣传他认为正确的东西，反对他认为谬误的东西。他被捕了，受到审讯。在法庭上，他公然声明法官无权审问他。　法官不理他的话，继续对他进行审讯，他就打定主意不再回答，对他们的问题一概置之不理。　他被流放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他在那里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教义，来指导自己的一切行动。　这种教义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活的，根本没有死的东西，人们认为死的和无机的一切东西，只不过是大家所无法理解的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　因此人既是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就有责任维护这个有机体和所有组成其生命的部分。　因此他认为杀生是一种犯罪行为：他反对战争，反对死刑，反对屠杀。不仅反对杀害人类，而且反对杀害一切动物。在婚姻问题上，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生儿育女只是人类的低级职能，而人类的高级职能在于为活着的人服务。　他用血液里存在吞噬细胞这个事实来证实他的理论。　他认为，单身汉相当于吞噬细胞，它们的责任就在于帮助有机体中衰弱有病的部分。自从他确立了这样的理论以后，就一直按照它生活，尽管年轻的时候也曾沉湎于酒色。但他现在认为自己同谢基尼娜一样，是人间的吞噬细胞。他对玛丝洛娃的爱，并不违背这个理论，因为他的爱情是柏拉图式的，他认为这种爱情不仅不会妨碍他象吞噬细胞那样帮助弱者，而且会更加激励他去这样做。不仅对解决精神问题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法，就是处理实际问题，他也大多有自己的方式。　他处理各种实际问题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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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理论，并定出一套规则：每天应当工作几小时，休息几小时，吃什么东西，穿什么衣服，怎样生炉子，怎样点灯，等等。虽然如此，西蒙松在人前却非常胆怯和谦逊。　但他一旦做出决定，那就什么也不能拦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爱情对玛丝洛娃影响特别大。　玛丝洛娃凭着女人的敏感很快察觉他在爱她。　她想到她居然能在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的心里唤起爱情，她的自信心也就提高了。　聂赫留朵夫向她求婚是出于宽宏大量和过去那件事；而西蒙松爱的却是今天的她，而且纯粹是因为喜欢她。此外，她觉得西蒙松把她看作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品德特别高尚，跟一般女人不一样。她不太清楚究竟他认为她具有哪些品德，但不管怎样，为了不使他失望，她就竭力把她认为自己具有的最好品德表现出来。　这样也就促使她努力做一个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好人。这种情况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　有一天，政治犯会见探监人，她发觉有双纯朴善良的深蓝色眼睛，从突出的前额和眉毛下特别执拗地盯住她。早在那时，她就发觉他有点特别，瞧她的神气也有点特别，她还发现虽然他那直立的头发和皱起的眉头显得很严肃，但眼神却象孩子一般纯洁善良，这两种表情竟能同时表现在一张脸上，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　到了托木斯克后，她调到政治犯中间来，又看到了他。　尽管他们没有谈过一句话，但是两人对视的目光却表明他们都还认得，而且相互都很尊重。　此后他们也没有作过意味深长的谈话，但玛丝洛娃觉得，有她在场，他说话总是说给她听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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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她而说的，并且竭力把话说得明白易懂。　而他们之间的关系特别接近，则是从西蒙松跟刑事犯一起步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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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城到彼尔姆这段路上，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只见过两次面：一次在下城，在犯人们坐上装有铁丝网的驳船以前；另一次是在彼尔姆的监狱办公室里。　这两次见面，他发现玛丝洛娃沉默寡言，对他态度冷淡。　聂赫留朵夫问她最近身体怎样，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她回答时支支吾吾，神色慌张，而且他觉得还带有一种责备的意思，那是以前没有过的。这种阴郁的情绪是过去她遭到了男人的纠缠曾出现的，这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烦恼。　他担心一路上处在这种艰苦的条件和淫猥的气氛下，她又会自暴自弃，对生活感到绝望，借烟酒来麻醉自己，并对他产生恼恨。　但他又无法帮助她，因为在旅途的最初阶段，他一直没有机会同她见面。　直到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后，他才相信自己的忧虑是毫无根据的。不仅如此，聂赫留朵夫每次看见她，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她内心的变化，而那正好是他所渴望的。　在托木斯克第一次见面时，她又变得同出发前一样。　她看见他，不皱眉头，也不窘迫，相反，还高高兴兴、神态自若地迎接他，感谢他为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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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力，特别是把她调到她目前所处的人们中间来。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她内心的变化在外表上也反映了出来。　她变得又瘦又黑，似乎变老了；两鬓和嘴角出现了皱纹，她包上一块头巾，不再让一绺头发飘落到额上。　装束也罢，发型也罢，待人接物的态度也罢，再也没有原先那种卖弄风情的味道了。　她这种已经发生和还在继续发生的变化使聂赫留朵夫感到特别地高兴。现在他对她产生了另一种感情。　这种感情不同于最初诗意洋溢的迷恋，更不同于后来肉体的诱惑，甚至也不同于法庭判决后他决心同她结婚，来履行责任和满足虚荣心的那种心情。　他现在纯粹是怜悯和同情她，就象第一次在监狱里同她见面时那样。他去过医院以后，竭力克制着对她的嫌恶，原谅她同医士的所谓暧昧关系（后来知道她是受冤枉的）

　　　　，这种感情曾变得非常强烈。　其实这是同一种感情，唯一的区别只在于那时是暂时的，现在却是经常的。　现在，他不论想什么事，做什么事，总是满怀怜悯和同情，不仅对她一人，而且对一切人。这种感情打开了聂赫留朵夫心灵的闸门，使原先徘徊不前的爱的洪流滚滚向前，奔向他所遇见的一切人。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在这次旅行中一直情绪昂扬，他不由自主地关心和体贴一切人，从马车夫和押解兵，直到与他打过交道的典狱长和省长。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玛丝洛娃调到政治犯队伍里，聂赫留朵夫就有机会接触许多政治犯，先是在政治犯同住一个大牢房的叶卡捷琳堡，后来是在路上又认识了同玛丝洛娃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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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的五个男犯和四个女犯。　聂赫留朵夫同流放的政治犯接近后，对他们的看法完全变了。自从俄国革命运动开始以来，特别是在三月一日事件以后，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一直没有好感，总是抱着蔑视的态度。　他对他们没有好感，首先因为他们采用残酷和秘密的手段反对政府，尤其是采用惨无人道的暗杀，其次因为他们都有一种自命不凡的优越感。　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他才知道他们由于常常遭到政府莫须有的迫害，以致他们这样做往往是迫不得已的。不管一般所谓刑事犯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判刑之前和判刑之后，对待他们多少还讲一点法律。可是对待政治犯，往往连法律的影子都见不到，就象聂赫留朵夫所看到的舒斯托娃一案和后来认识的许多新朋友的案件那样。　当局对付他们就象用大网捕鱼，凡是落网的统统拖到岸上，然后拣出他们所需要的大鱼。　至于那些小鱼，就无人过问，被弃在岸上活活干死。　当局就是这样逮捕了几百名显然没有犯罪而且不可能危害政府的人，把他们送进监狱，一关几年，使他们在狱中得了痨病，发了疯，或者自杀而死。　他们所以一直被关在牢里，仅仅是因为缺乏释放的理由，再说，把他们就近关在监狱里也便于提审，可以随时要他们就某个问题作证。　这些人即使从政府观点来看也是无罪的，但他们的命运却取决于宪兵队长、警官、密探、检察官、法官、省长和大臣等人的脾气、他们的忙闲和情绪。　这些官僚往往由于闲得无聊或者存心表功，大肆逮捕，然后根据他们的心情或者上司的情绪，把逮捕的人投入监狱或者释放。至于更高的上级长官，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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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看他是否有立功的要求，或者同大臣的关系如何，才能决定把被捕人员流放到天涯海角，还是关进单身牢房，或者判处流放、苦役、死刑。　但只要有个贵夫人来求情，他们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