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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与人生
　　
　　德富芦花后来定居在农村，自己建了房子，种了树木和庄稼。因为他以前几乎每隔五六年就要换一个住所，有一种漂泊感，所以这一次要定居下来。他定居不久，东京的一位绅士来访，看到这居所的简陋就流露出一种轻蔑。但与此相反的是，一位教徒来看了却非常感动。德富芦花喜欢田园，却不一定舍弃城市。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可是在今天，在我们这儿就不是这样，别人一谈，到乡间生活的必要和美，有人立刻就要嘲笑，说这是“城乡二元对立”。城乡各自都有自己的美和不足，为什么一定要对立呢？
　　德富芦花平时坐在窗前写文章读书，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山上的白雪，这不是很美吗？无论是不是二元对立，他反正是看到白雪了。他还说，自己想用双手同时握住都市之味和田园之趣——有这样的一种“立场和欲望”，这使人感动。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位智者的心情。入在这种两极化的视野之中，必有一个开阔的胸襟。
　　在一篇《都市逃亡手记》中，作者写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男人在寻访了耶稣死去的遗迹和当时仍然健在的托尔斯泰的乡居，回到日本后总想找一个乡村居住下来：“要有个家，最好是草屋，更希望有一小块地，能自由耕种”。夫妇俩就一路向西而行，好不容易来到了一条小河边，看到了一幢装着玻璃拉门的漂亮的小草屋，旁边一种叫满天星的树上挂满了美丽的红叶。一打听，这是个叫“粕谷”的地方。他们就在此定居下来。
　　德富芦花的文字淳朴而轻快。在《草叶的低语》中，他讲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大连，一个极短的故事，却曲折委婉，中间还有利刃逼颈那样的险峻时刻——妻子的不贞，富人的淫欲，男人的屈辱，都在这短小的故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作者是怎样开始这个故事的呢？没有那么多议论，也没有什么铺垫，而是这样写道：“一棵柞树果，扑哧一声落到地上，那幽微的声响尚未消失，只见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廊檐下。”’
　　德富芦花拜访过托尔斯泰，所以他在托翁逝世后写给了夫人一封动人的长信。这封信充满了对于伟大作家的敬爱和哀悼，同时对“敬爱的夫人”也有一些不无严厉的指摘。但他还是写道：“夫人，请放心吧，凡是见过您的人，有谁不崇敬您那正直而勇敢的灵魂呢……正如先生是不朽的那样，您也是不朽的。”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祝愿您的晚年像俄罗斯夏天的傍晚那样温馨而美好。最后，我的妻子也对您所承受的种种重负，表示诚挚的同情。”


天葬诗人
■　　吴雨初
　　1
　　
　　我放弃故有的生存方式，放弃那些粉红、光艳的肌肤放弃玫瑰的思想，把自己融化在旷野的万籁俱寂之中把情感凝固于石板沉甸甸的经文，我的梦与鹰飞翔
　　这是藏族诗人加央西热几年前的作品《岗仁波钦》中的诗句，却不幸在他刚刚47岁的时候就成了他自己命运的写照。2004年10月30列，加央西热走了。三天后，在西藏著名的直贡堤天葬台天葬。
　　11月12日，中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大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代加央接受请柬并将其放在他的获奖著作《西藏最后的驮队》中——那上面有加央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给我的签字，可能就是加央这一生写下的最后几个字。这部著作同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认可，将可望在2005年的春天正式得到那份荣誉。
　　
　　2
　　
　　10月22日，我得到加央病危的消息。当时，他已经进入深度肝昏迷状态，离开医院被抬回家，可能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才有意义，犹豫多时后给他家打去电话，他的妻子彩云试着把听筒放到他耳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加央听到我的声音，竟还能发出一两个音节来，我告诉他要挺住，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好！”还说，“想你！”
　　我在那一刻决定立即赶回西藏。
　　当我从北京辗转成都飞往拉萨走进他家里，我的确感到了死神的所在，闻到了死亡的浓重气息。加央在此之前还喃喃地念叨：“飞机还没有到吗？”但我喊着加央的名字时，加央的眼神却一片茫然，他念着“吴老师”，却似乎看不出我就在他的面前。我们仿佛隔在相距遥远的两个世界里对话。渐渐地，他好像从梦中回到现实，恢复了意识，认出了我，我们相拥着痛哭。看到加央越来越清醒，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必须抓紧时间把我们之间要说的话说出来。我对彩云说，能不能请在场的所有人离开一下，让我们俩单独谈谈。
　　“加央，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加央擦着泪水点点头……
　　
　　3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藏北草原那曲小镇的一个夜晚。
　　一位穿着藏袍的青年人敲开了我的那间半屋牛粪一张床的平房的门，透过昏黄的烛光，我看到这个人黝黑、瘦削，牙齿显得特别白，一头鬈发，他不是那种高大的牧民汉子，却从小眼睛里透出一种俊秀之气。因为我曾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有一点小名气，加央便慕名而来，他从宽大的藏袍袍襟里掏了好一阵才掏出一张薄薄的信笺纸，非常腼腆而谦恭地说：“吴老师，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那张信笺纸上分行排列的汉字，题目是：《开往北京的列车》。那首诗基本上只是几句顺口溜罢了，后来我还是将它作了修改，并推荐给一个刊物，使加央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印刷品。
　　此后，我们开始交往，这场朋友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加央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而在那之前不远的一些年前，他还只是藏北地区班戈草原的一个小牧民。到14岁才上学，开始认识他曾在藏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见过却念不出来的汉字。一共只读了7年书，加央便留在了他就读的地区中学当教师——可以想见当时藏北的教育水平。后来，加央给我讲他的家乡，讲他儿时在草原的生活，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一切才真正是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什么当时根本没有影儿的“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复兴之风从北京吹到西藏，也吹到了藏北草原。加央所得到的文学启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把加央从地区中学调到了我所管辖的文化局，在一个有着比较浓郁的文艺氛围的小环境里，加央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
　　那一年，《西藏文学》的编辑马丽华到藏北草原来组稿，加央拿出了他的组诗《童年》。实际上，我更愿意将这一组诗称为加央的处女作。加央对于草原生活诗意的理解，他的内向而灵秀的气质，他的大胆跳跃和他的细腻，尤其是他夹杂着藏语思维的汉文使用方式所带来的奇特感觉，在这组诗里得到了最初的表现。尽管有那么多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我们感到了真正的诗，这使我们十分欣喜。
　　加央西热的名字，可译作“智慧文殊”。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命运的主宰，加央就是被安排到藏北草原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从那之后，加央用他十几岁才学习的汉文，写出一组又一组令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汉族作家诗人惊讶的诗篇，包括《盐湖》、《草原》、《岗仁波钦》等等。我们自愧弗如。
　　
　　4
　　
　　在那个年代里，藏北草原的艰苦生活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比今天更为寒冷的气候，常年很难吃得上蔬菜，物质供应困难，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但在我们那个小环境里，一种浪漫精神像每一家都离不开的牛粪火一般，旺盛地燃烧。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理解我们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何以如此欢乐。加央在我们这群朋友中，更内向一些，他生来语气轻弱，话语不多，一双小眼睛总是露着好奇，但在许多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位置和分量。在我们新盖起的文化局院落里，我的左邻右舍分别住着加央和加措，还有我们的小兄弟次仁拉达，有汉族作家李双焰、画家李发斌，年长一些的民间文艺家土敦，在艺术团里有舞蹈家多吉才旦、向阳花和作曲家黄绵谨，小蒙古琪琪格最早是在这里当编辑，在这个小镇上，还有诗人黄涌、孔祥富等一群文学青年，使得这个藏北群体在西藏文学艺术界很有些影响。
　　加央在那时组织了家庭，我主持了他的婚礼。一年后，他的女儿出生，我给她取名“妮妮”——既非藏名，也非汉名，而是一个好听的昵称。直到我去看望生命垂危的加央，我才又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妮妮。我还曾与马丽华一起到过加央出生长大的故乡班戈草原，我笑称那里是“古老的班戈部落”，他的慈祥的父母热情而亲切。加央作为我们培养的民族干部正在成长，先是担当文化科长、文化局副局长，这期间，我还安排他到我的老家江西的大学去进修，他也曾作为我的兄弟与我的老父老母及全家吃过团圆午夜饭。为让他对汉族地区的底层生活有更深的了解，我还带加央到鄱阳湖畔的农村参加过传统婚礼，吃过农家宴，他后来反讽那是“你们古老的江西部落”。1988年，我调到自治区党委工作，加央被地委调任中共索县县委副书记。他到拉萨来开会时，常来看我。加央在党政领导岗位上虽然干得很不错，但从心灵深处却并不很适应那套行政思维和语言系统，他仍然痴情于文学。
　　我在西藏工作15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初调到北京。加央则向组织要求调离了党政工作，来到西藏自治区文联作家协会，实现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愿，成为了职业作家。
　　
　　5
　　
　　在自北京赶往拉萨前夕，我向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的周明同志打过电话，说明加央现在生命垂危的特殊情况，问他能不能把评奖的消息告诉加央？周明同志说，这对于他是一个安慰，评委们对《西藏最后的驮队》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我告诉加央：“你实际上已经是中国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了。”
　　加央满意地笑了，露出他一口洁白的牙齿。我也笑了：“一个‘老牧民’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怎么联系起来的呢？”“老牧民”是我对加央经常用的戏称。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驮运路》，第一次把藏北牧民最艰苦的古老的劳作方式——驮运，写进了文学作品。加央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也由此受到了启发，但他说我侵犯了他的“专利”，因为他曾亲身参加驮运。后来他写过组诗《盐湖》，但仍卸不去他的“驮运情结”。写一本关于驮运的书，成了他的一个梦。
　　2000年冬，有一段时间没有加央的消息，而从其他渠道得知他生病了。我通过长途电话辗转反复才找到加央，他正在成都东奔西走地求医问药。我让加央把检查结果传真给我，那是一堆非常含混的检查单，我和我的妻子余梅认为，那样不正规的求医只能耽误治疗，便让他赶紧到北京来。到北京后住进地坛医院检查，他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肝硬化实际已经是中晚期了，我们不敢把这一情况告诉他本人。这期间，西藏文联的强平主席、马丽华副主席都来看过他，并嘱我一定要帮忙。我当时正在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