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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看美国2--总统是靠不住的-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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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哪怕是一个再“操蛋”的球，也总是有人踢出来的。如果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这个“踢球人”的问题，这个“球”就还在联邦调查局和记者们的穷追猛打之下。因此，尼克松亲自下令，要他的“白宫顾问”让中央情报局“认下账来”，并且由他们出面让联邦调查局中止调查。
他们找了两个他们认为比较能够控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一开始，他们拒不肯 “认”这份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账”，后来迫于来自总统的压力，松口应承了下来，也做了一部分。但是，回去一想，就知道苗头不对，他们根本承受不了今后的法律责任。于是，他们马上刹车了。
他们开始向白宫顾问迪恩解释，他们尽管是白宫提名的副局长，但也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在中央情报局里，都有特定的指挥链，不在他们职权范围的事，他们也一样无能为力。更聪明的是，他们看出了这件事的危险前景，为了在将来出事的时候有个依据，他们开始把每一次白宫顾问迪恩与他们交谈的情况都写下备忘录。
一边这里没人肯认领这个“球”，另一边“掩盖行动”的筹款问题又迫在眉睫。除了白宫顾问迪恩之外，这一违法活动把尼克松的私人律师也给牵进去了，后来他由于从事为“掩盖”行动的违法筹款，被判刑六个月。
由于1972年4月7日“联邦竞选法”的生效，堵住了尼克松动用竞选经费的最后可能。所以，总统的私人律师和顾问迪恩只能寻找一些秘密捐款者，取得的现金又象做贼一样送出去，结果，还是有两个为“水门”嫌疑犯工作的律师，拒收这种一看就来路不正的 “律师费”。
在联邦调查局的搜索之下，不到一个月，李迪知道必然要发生的一刻终于来到了。两名联邦调查局探员来到了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要求约谈李迪。他在里面拖了半天，然后出来，表示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从我前面已经介绍的情况中，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在整个事件的涉案人员中，上上下下，包括尼克松在内，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在灵活地服从自己的利益行事。倒是这个李迪，确实表现出狂热的，甚至有时是可怕的理想主义。他打一出事就表白自己将是“一堵石墙”，不管别人信不信，他把这个自定原则一直奉行到了审判结束。
在美国，政党机构一般都有这样的政策，就是他们本身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他们的雇员也必须与司法人员合作。李迪公然当众违抗这一条基本政策，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也就不可能再雇佣他了。
李迪出事三天以后，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前司法部长米切尔也找了一个借口辞职了。李迪的暴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是作为李迪秘密行动的直接上司，他深受刺激，他必须摆脱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全力投入“掩盖”行动以挽救自己。再说，作为李迪公开职务的上司，李迪一被扯出来，他立即会自然成为两股强劲的调查力量的目标。
这两股调查力量一是专业的联邦调查局，另一股则是“业余的”，就是新闻媒体和下面无孔不入不计其数的记者们，这两股力量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实际上却是“协同作战”。如果米切尔继续坚持，留在总统再任委员会主席这个惹眼的位子上，绝对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
更何况，此时，这个国家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按钮，已按照预先设计的程序，自动打开。在“水门事件”的案发地，美国首都华盛顿，由二十三名随机抽选的华盛顿市民组成的大陪审团，已经开始进行对“水门事件”的秘密听证。
你也许要问了，为什么是秘密听证呢？大陪审团是怎么回事呢？
去年，我曾经向你介绍过美国的陪审团，但是，大陪审团和一般的陪审团是不同的。他们的任务是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在检察官起诉之前，代表人民对案情进行秘密听证。根据听证情况，再决定是否需要继续追究调查，是否可以对该案的涉嫌者起诉。如果通不过这一关，政府行政分支的检察官就无法对涉嫌者提起公诉，也就根本谈不上审判了。因为原则上，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是代表人民在向被告提起公诉。但是，由于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通常会产生异化，成为人民之外的一种独立集团。因此，大陪审团和陪审团都是对这种异化的一种监督限制。
之所以要秘密听证，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涉嫌者还没有被批准起诉，他还不是法庭上的一名被告。在这个阶段许多证据还不适于公开，以保护受嫌者。因为他完全有可能最后被大陪审团判定不被起诉。法律在这个阶段还必须保护他的隐私权。
但是，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涉嫌者必须积极配合大陪审团的听证，如实回答一切问题。这个阶段还不是刑事审判，因此，涉嫌者也不能借口引用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即公民“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这一条，而拒绝回答问题。一般在这个阶段也不能由律师陪同出席听证会。
在这一阶段，一切证据都只引向“起诉”或“不起诉”这样两个结果。在大陪审团听证期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保密的，也并不影响今后有可能发生的审判。一经得出“起诉” 或“不起诉”的结论，大陪审团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立即解散各自回家了。如果该案被判定必须起诉的话，那么，为此后的审判，将根据同样的随机抽选方式，选出新的陪审团参加起诉后的审理过程。
我们再回到“水门事件”。从共和党总统再任委员会辞职的，还有一个出纳员。前面已经讲过，尽管说在1972年的“联邦竞选法”实施之前，未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者，他所收到的政治捐款按规定不受监督。但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违法使用政治捐款，一旦有违法嫌疑，还是会被查账。因此，他们赶在“联邦竞选法”生效前一天交给李迪用于“水门事件”的活动经费，随着“水门行动”的败露，也必然会水落石出。因此，参与了这个违法动用政治捐款过程的出纳员，也辞职下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律师，并且等候法律找上门来。
这个时候，事情还只到李迪为止。但是，可以看得出来，李迪身后的人们已经非常紧张了。司法部长和刑事局都在按程序推动联邦调查局继续查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和手下那几个亲信商量的时候，甚至说，我就是吃不准是否能干脆把司法部长和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找来，让他们停止调查。
尼克松之所以会这么想，就因为不管怎么说，他可是司法部长的上司。难道一个上级就无权给下级下一个命令吗？再说，这部长好歹还是他提名任命的呢。话再说回来，司法部长毕竟是总统的行政系统的一个雇员，他的政治前程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是总统给的。如果尼克松连任下一届总统的话，那么，他将来的前程也可以说是在尼克松手里。不仅司法部长有这个顾忌，其他的一些关键的官员应该说都有类似的考虑。这也是当这些官员，甚至一些检察官，在发现此案有可能与白宫有瓜葛的时候，多少都有过些犹豫和彷徨。
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制度下，一个案件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它就如同卫星进入了运行轨道。它会自动地按预想的顺序往前走。要一反常态地中止运行，或者拖它偏离轨道，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分权的原则，行政分支的一个高级官员做的再大，也不能干涉司法程序，即使是很低级的法庭的程序。哪怕是企图拖时间，延缓它的进程都并不容易。略一过火，这种拖延的行为本身就成了犯罪，更不要说制造什么口实中止调查了。
美国的司法部长都是老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他们一般都是律师或法官出身，对“妨碍司法”一词意味着什么心里很清楚。他们更明白，在美国，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是很难做到向外界彻底隐瞒什么不寻常举动的。调查一拖延，他就必须回答国会的质疑，说出拖延的正当理由。因为他虽然是总统行政分支下的一个官员，但是，按照宪法的精神，他的行为并不是只对总统负责，而必须是对美国人民负责。
司法部长还知道，整个调查不可能自始至终处于“黑箱操作”的状态。也许，某一个阶段，某一小部分可以暂时隐瞒，可是，在新闻界的包抄之下，一点一点都会登上什么报纸和杂志。总有一天，毫无秘密可言。到那时候，那些登在报纸上的“真相报导” 里，曝光出来的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必须是经得起敲打的。否则，他就也要准备请律师面对法庭的被告席了。
所以，司法部长也罢，联邦调查局长也罢，众多由总统任命的官员们，他们之中不乏有一些顾忌总统压力和顾忌个人前程的人。可是，在犹豫中摇了几摇之后，他们几乎都在总统与制度之间，选择了服从这个制度。遵从这个制度，他们必须根据法律程序按部就班地查下去，哪怕查的就是自己的上司，他们也会公开地正常地查下去。
在美国，妨碍司法是最明显的刑事犯罪，而且是重罪。尽管尼克松和他的手下人在 “掩盖”行动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是犯了妨碍司法罪，但是，总统如果直接强令停止调查，将是历史罕见的严重妨碍司法罪。这就是尼克松吃不准也不敢这么干的原因。更何况，这样的强制命令是否会有效果，也是尼克松同样感到吃不准的。
可是，他这么一说，手下人居然心领神会，把这个意图至少是暗示了下去。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明确了总统手下人的意图之后，两个局的副局长见面坦率交换了一次意见。并决定把他们接到的暗示向总统汇报。最后，是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格雷和尼克松打电话谈了这个问题。这个格雷应该说也是尼克松的亲信之一。在联邦调查局的局长拒绝向白宫顾问交出“水门事件”的调查文件后，作为副局长的格雷却多次向白宫透露过一些调查进展。
不过，透露一点调查情况是一回事，接受来自总统方向的暗示或者指示就停止调查又是另一回事。格雷可没有这个胆量走得那么远。他只能向尼克松摊牌。他终于明确地告诉尼克松，这案子掩盖不了，必将引向上层，总统应该脱身于那些涉案的人，干涉调查只可能导致毁灭。尼克松在电话里久久不语，然后，他只能说，你还是充分积极地进行调查吧。
至此，尼克松阻止联邦调查局的念头，大概是彻底打消了。这么一来，尼克松就还剩下两条路可走，一是中止“掩盖”行动，尽量脱清与涉案违法人员的干系，听任法律程序的进行，也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向法律投降。第二条路就是继续依靠自己的小圈子进行“掩盖”行动，阻止不了调查就干扰调查。权衡之后，尼克松选择了第二条路。也许，正因为他是总统，在知道“掩盖”的全部困难和危险的同时，他还是相信一个总统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能力“掩盖”这样一件“小事”。从这时开始，越来越得到尼克松信任的白宫顾问迪恩，正式成为“掩盖”行动的负责人。
“水门事件”发生已经三个月过去了，调查还停留在李迪这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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