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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导总队内，中国第一支装甲兵部队也出现了。后来“昆仑关大捷”、缅甸远征军的指挥官，大部都在这个小小的机械化部队里。　
　　桂永清之后，曾经留德，并曾在1932年春天依据八宝街的命令，将德国妻子送返回国的力行社成员李忍涛，负责化学兵部队。而比装甲兵、化学兵更引人注目，则是空军。　
　　早在1932年3月，在力行社的第四次会议上，蒋介石就表达了他建设一支强大空军的决心。他3月24日的日记记载：“晚与力行社干部会议，对于航空及化学兵器之建设问题详加讨论……”　
　　当年，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开学，蒋介石兼任校长，力行社毛邦初任副校长，力行社蒋坚忍为航校政训处主任。这一天，在隆重的成立庆典上，毛邦初把一批飞行员介绍给蒋介石。其中包括“一二八”抗战中首开击落日机记录的石邦藩。后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空军“军神”高志航，先后击落11架日机的刘粹刚，以及驾机撞击敌舰的沈崇海等人。　
　　比起毛邦初等外戚，贡献更大的，是曾与桂永清一同进入德国陆军大学的徐培根。徐培根，浙江象山人，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殷夫的胞兄。他被称为“有卓越的学历与能力”，而“得到蒋中正的特别赏识”（邓元忠《邓文仪访问》）。这一年夏天，他被任命为航空署署长。　
　　在出任航空署长的11个月里，徐培根以勃勃的生机、过人的精力，以及德国式的风格，开始了改革机构、淘汰冗员、建设机场、完善福利的系列工作。他大刀阔斧，同时筹建杭州、南昌、洛阳、徐州四大空军基地。首先动工的是南昌机场。他一改南京政权的疲塌之态，“动用三万民工，日夜赶筑”，结果机场在当年10月即完工。随即，杭州机场、洛阳机场也都提前完工。　
　　这一年，徐培根更雄心勃勃地规划“自制飞机”，建设中国自有的航空工业体系。　
　　　
　　三大新兵种的建设都落到蓝衣社的手里。在“发展精兵”、新兵种建设外，则是“训练组织”的出现。这一年，已从柏林回国的丰悌，开始筹备“中国童子军总会”。当年全国即发展童子军“658个团约53340人”。　
　　童子军之外，是“公民训练”。“湖南帮”的一个重要人物潘佑强出任刚刚成立的国民军训处处长，组成“国民军事教官训练班”。在50天的集训后，被派赴到江西，对江西半省数十万男女进行军训。　
　　“训练组织”之外，武汉，由邓文仪发展入社的工程师郑家俊，当年出任汉阳兵工厂厂长。他“全力整修”已一片荒芜的兵工厂，“并将上海炮厂的机件一部分迁汉装置”。1933年5月1日，兵工厂重新开工，首先生产制造“中正式”步枪，并开始研制中国自己的重炮和军用卡车。几个月时间，汉阳兵工厂就一举取代原奉天兵工厂，成为全国最大的兵工生产基地。　
　　然后，是社会工作。　
　　　
　　3　
　　　
　　“削藩”、重整军备是“第二期革命”的核心工作。它新鲜热腾、虎虎有力地弥漫于全国，并波及海外。首先被重整军备焕发出惊人热情的是华侨。当年，徐培根刚刚提出“自制飞机”的计划，海外华侨在短短一月时间，即捐款170余万元。　
　　不久后，面向内地、普通公众的“航空爱国奖券”发行了，几年时间，它一共发行了30期，无数市民、学童踊跃认购，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认购风潮。“荣誉士兵号”、“工人号”、“妇女号”、“学生号”等飞机，一架架被送到南昌、杭州。仅其中一次的奖券发行，就募集资金650万余元。　
　　“第二期革命”的抗日、备战内容，改变了亿兆民众的蒋介石“是一个军阀”、南京政权“不抗日”的印象。然后，“第二期革命”就和“统一”、抗日互为因果，指向了“闹华五鬼”的其他三鬼，鸦片、腐败、贫困。　
　　　
　　这一年3月，全国禁烟委员会成立了。禁烟委员会的核心是邱开基负责的武汉缉私处。到1935年9月，总部位于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特别提案赞扬中国反毒品行动的巨大成就。次日蒋介石更下令，1936年元旦为全国禁烟的最后期限。　
　　百年烟患的根绝似乎近在眼前了。　
　　鸦片之外，是反贫困特别是“复兴农村”。1932年的“大别山时期”，由贺衷寒主持，武汉成立了“四省农民银行”。这个银行总资本计一千万元，为破产农民提供小额低息的贷款。它的门市开始进入大别山的村村镇镇。虽然申请贷款的多数是原来的地主、土豪，但一两年后，大别山的农业，仍被认为“呈现出复兴的势头”。　
　　“复兴农村”的关键是联省公路的兴建。1933年，“政学系”官员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七省公路计划。七省计划在三年内，修建公路二万二千公里。计划获批后，成千上万吨砂石土灰的运输，万千民工、兵士的征集，芟夷山野与沟渠的工作，一个浩荡的施工、建设场面……所有具体工作都落到了蓝衣社的头上。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江西一省在1932年修建公路720公里。次年达2千余公里。七省共筑路5千公里左右，超额完成当年任务。　
　　禁烟、反贫困之后，是反腐败。虽然南京“清流风暴”虎头蛇尾，但这一年，蒋介石仍然根据在武汉的邱开基、在南京的周复、在江西的康泽等报告，处决了7名高级官员，以作儆尤。到夏天，“根绝腐败”的念头又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江西工作中，至少有两分是反腐……　
　　　
　　这，就是所谓的“第二期革命”。实施“第二期革命”的主力军，正是仍然潜伏的、但已相当庞大的中华复兴社。1933年8月27日的深夜，在庐山美庐别墅，蒋介石在日记里为复兴社写下了一个《宗旨》：　
　　“革新教育、开发实业、调剂劳资、统制工商、平均地权、扶助耕农、唤起民众、注重道德、崇尚礼仪、创造武力、矢志劳动、誓服兵役、恢复领土、还我主权。”　
　　几年后，在陕北的逼人日照下，毛泽东也从几个落网的复兴社特务口中知道了这篇《宗旨》，据说，对此他相当轻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曾国藩的那一套……同治中兴搞了十三年，他的中兴呢？三四年就到头了”。　
　　但这寥寥的56字宗旨，所贯穿的，却是蒋介石全部的社会理想。他要建立的，是一个貌似朴素的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他决心从江西开始，把他半生的，从儒教徒、流民、军人到法西斯主义者的复杂阅历和经验，从个人延伸开去，转化为这么一个社会模型。　
　　这个半法西斯半儒教化社会，也是贺衷寒的理想，是他以全部的心力和手腕，热切和激情，去百折不回地追求的。到此时，他已成为南京事实上的第二号人物，不仅权势，而且声望；不仅声望，而且作为和主张。在不久后的一篇文稿里，他把这个社会实验，称为“新江西模式”。这是一个不久后就被整个中华民国熟悉的词汇。　
　　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4　
　　　
　　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蒙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惟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吗？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15年了啊，整整15年两岸分离、死生契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月，又一下子回到了1933年6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30岁时的康泽。　
　　　
　　30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没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