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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3年第3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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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对青年未婚夫妇的对话中，一个民国最森严、最重大、影响也最广泛的青年运动，它沉重的大门，声音郁闷地被启动开了。
3
1931年8月的昏闷日子，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开始起草一份“旨在拯救国家”的计划。他情绪激动，因为他正面对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马关割地、庚子赔款的往事历历在目。他简陋的书桌上摊着一本小册子，那里面收录了一些日本文件，其中包括曾在国内公开发行、引起举国哗然和警惕的《田中备忘录》。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 这个曾经强烈震撼过黄埔学生们、让腾杰心头发酸的备忘录，现在要成为事实了！想到不久前日本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的狂热的侵华情绪，腾杰提笔写道：
“自甲午海战以降，数十年来，日本朝野处心积虑。台湾、青岛、旅顺、大连陷日本后，我国已无海防可言。海事已毕，陆事又开，思量日本蚕食计划之周密、经历几代而意志弥坚，令人不寒而栗……万宝山事发后，观察日本的军心民情，日本政治，在此后必以亡我中国为首选。中日战事之不可免，不因日本现内阁是否在朝而变。若规、币原之流，何尝不欲亡我国？欲作更充分准备矣……”
他所忧心，日本“陆军之策动发难，现迹象处处，几近明了。事变不出今明两年”。
而与日本形成对照的，是“我国疲民弊。江西赤匪作乱，一剿二剿再剿，不得戡平；原因是民众对政府彻底之绝望。三四年来，民变年年有省省有，官吏麻木不仁，早已忘记总理的民生纲要”。
腾杰的计划，由此进入正题。
腾杰认为：造成“国疲民弊”的根源，不是天灾，而是人祸。除却地主的重租外，军阀的割据，历史遗留的烟患、民众的蒙昧，以及南京当局的施政措施，是更深重的人祸。
他总结在日本入侵危机前民众漠然的根源：
“民生艰困，而军阀、豪强，遍布国家。底层平民漠然国事，中产人家惟利是图，至于亡国祸在眉睫，而民心冷漠，无人欲应大变……民之罪？乃权贵、豪强倒行逆施而致！……”
权贵、豪强为一己私利，不惜毁灭掉这个国家！想到这里，腾杰的面容渐渐刚毅起来。他的眼前掠过了黄埔岁月。那是从来不需要想起、但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岁月。那时，前线激战的消息，不时弥漫、笼罩着学校，每天都有庆祝、动员、集会。对杨希悯、刘震寰部队的决战已经打响，不断有在校生成队成连地被召往前线，前线也不断传回哪个熟悉的学友阵亡的消息……黄埔的岁月是那么的令人难忘，人一辈子能走多少路？能见多少人？但是，只有黄埔呵，怎么都是忘记不了的。
黄埔在前四期，有多少才华横溢的风流人物啊！他清楚地记得，在进入黄埔不久后，贺衷寒、潘佑强等一期学员所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吸引着他。他们向新学员介绍着总理遗著和戴季陶先生的著作。另一方面，《共产主义ABC》、《唯物辩证法》等著作，也在校内流行着。执着于观点，是黄埔最重要的风格；终生不渝的忠诚，是黄埔最重要的传统。勤奋、正直、廉洁、学习、服从长官、恪守纪律，这就是黄埔。
只有黄埔，才能让腾杰看到国家和国民党的希望。贺衷寒经常说的一句话，此时更如重锤响鼓，震荡在腾杰的耳边：“革命振兴，需黄埔生开门，而让其他青年亦参加革命工作。”
贺衷寒大哥，潘佑强大哥，邓文仪大哥，还有那一个个的长官、学长、兄弟，这些在南京的，在全国各地的，在日本及更远的海外的……你们这些令人难忘的、足以负载起一个时代沉重的国难的，你们知道吗，国家要亡了，你们起来呀！
你们起来呀，“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腾杰访问》）。
你们起来呀，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复兴我中华民族。
你们起来呀！
8月中旬，腾杰满含着泪花完成了他的计划。
4
望着字迹潦草的稿纸，望着正忙着以漂亮的楷书誊写计划的陈启坤，眼睛已满是血丝的腾杰罕见地点起了一棵香烟，盘算着实施计划的第一步：“物色人事”。
“物色人事”的曲折艰难，大大地超乎了腾杰和陈启坤的想象。和一般小人物的行为方式一样，他们打算从自己的亲友着手，渐渐建立组织。他们所寻求的第一个支持，就是和腾杰一路回国的那个人，陈启坤的哥哥陈启宇。
但陈启宇让腾杰失望了。陈启宇的拒绝极为简单，他虽认为“腾杰的计划写得很好”，但“不赞成这个计划由他自己去推动实行”。反过来，陈启宇建议他，“把计划提供有关当局参考”。
这番四平八稳、滴水不漏的建议，反映了一个圆熟官场习性、扎实平庸也不失可爱处的青年官僚的形象。“写得很好”，是一个中性而廉价的褒扬，是接下去的“不赞成”态度的铺垫；“提供有关当局”，则一面确保不违背任何法令、军纪和官场习性，使这个行为无风无浪，另一面寄望于这个计划能博得上司的赏识与青睐，进一步铺垫自己官场上升的道路。
对此，腾杰的失望溢于言表。如果有关当局能够肩负“计划”的使命，还用得着这份计划？他对陈启宇礼貌而固执地表示，“如此做，会使这个计划归于落空”。
当天，腾杰坐火车前往与南京一水之隔的镇江，去寻找他的同窗好友、时任江苏省政府视察员的胡轨。
胡轨，腾杰同乡、同学，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他与陈启宇不尽相同。如果说陈启宇的拒绝，更多的是庸人的圆滑的话，那么，此时的胡轨，更多的是经历过大时代风暴、希望一再落空后的怀疑和失意。这是当年年轻的国民党员的又一普遍心态。一方面，他们怀念过去的热血辰光，但在这股怀旧的情绪下，流露更多的，是对自己参与的事业的深深质疑。另一方面，在日子、官场、时世的巨大同化力量中，他们随波逐流，亦步亦趋，偶尔也花天酒地，也争斗倾轧。他们渐渐地变成一个个在伤痛的清醒和机械的麻木中，去坐地分赃的官僚。
胡轨的态度比陈启宇更加消极，他“根本怀疑这一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他认为在这个悲观的时世里，“大家对组织理论已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建议腾杰，“应先有行动，然后再谈理论”。
“先有行动”，什么“行动”？没有组织，又怎么行动？胡轨没有明说。
两度失望后，腾杰渐渐地把眼光对准了黄埔学生中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原孙文主义学会的首脑们。
孙文主义学会最富影响的首脑，当数它的创始人、黄埔政治领袖贺衷寒。他也是留日学生之一，腾杰与他极为熟悉。明治大学期间，两人同屋而住达一年多时间，彼此友谊很深。一直到1931年的春节前夕，南京军委会组建“政治训练与宣传处”时，贺衷寒才奉命回国，出任处长要职。两人从此音讯隔绝。
但贺衷寒“因公务，常不在南京”。此时，他正在湖南湖北一带的前线。
另一个孙文主义学会的大首脑邓文仪，正随同蒋介石游走、巡视于各个战场，主要是在南昌。他在协助蒋处理各地公文之外，还负责着一个根据他的建议、粗率组建起来的军内特务组织：调查科。
这样，在南京，当腾杰进行再一次的组织尝试时，这些著名的黄埔人物都不在他串联的视线里。因为没能找到他们，腾杰继续遭逢着各种各样的困难。
黄埔一到六期，大约毕业了6000名学员。在离开黄埔四五年以后，黄埔学生在激荡的时世里，作为一个新生、单纯的力量，不可避免产生了富有历史意味的分化。经历黄埔时代、北伐时代和清党阶段，层出不穷的学生党争、社争、观点和社会思想之争，黄埔一系不断分裂。此时，在蒋介石嫡系部队或政府里服役、并继续忠诚于蒋的，大约一半多一些；其余的分别在共产党部队、桂系部队、其他地方部队，还有的干脆不知下落。依靠黄埔一系起家的蒋介石痛心着这个事实，于是在清党后下令，“……禁止黄埔毕业生私自参与政治活动。违令者枪毙！”
腾杰并不是不知道这个禁令，但狂热的情绪支配着他，使他无暇去理会。接连几天，腾杰奔忙在位于丁家桥的国民党党部、位于三元巷的三军总部和位于复成桥的中央党务学校等地，遍访熟识的同学、同乡。他请人吃饭、喝茶，在各个俱乐部活动，试探对方的口风，然后小心地提出主张。但是，收获实在太微小了。他从那么多人的脸上，看到的都是还不成熟的世故、客套和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那都是那么年轻的脸庞呵！
难道，黄埔岁月，以及被称为黄埔精神的那种黄埔人的特质，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黄埔真的只是没有真正成年的人聚集时幼稚的产物？难道黄埔精神不可避免要被这喧嚣、离散的时世所湮没？
腾杰一身疲惫地走在深夜的、灯火萧条的南京街头，陷入深深的艰涩失望。
5
十余天过去了。
“两个人，还是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到8月底，在南京角落的一条弄巷里，腾杰和陈启坤依旧孤独地对坐着。他们是浩淼民国的一条小船，离东京远了，与南京隔绝着，甚至连一路回来的肖赞育，此时也毫无音讯。
孤单与消沉笼罩在他们的小屋里。腾杰后来这样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感触：“我们好像是在用竹篮子打水。我不禁也开始怀疑计划的可能性了。”
在这无边无际的孤单和消沉中，南京越来越暗淡了。但也在这片模糊混沌的背景中，腾杰绝望的面容，和他仍闪烁着微茫希望的眼睛，却显得越来越清晰。
腾杰，1905年1月生，江苏阜宁县阔港庄人。他出身于一个耕读并立的家庭，父亲是庄内的三户地主之一。从7岁到12岁，他在家研读古书，由三户共请的一位私塾先生教导。
15岁时，身躯单薄、残留稚气的他，乘一条木船沿大运河而下，前往“文风很盛”的南通。在咿呀咿呀的桨橹声中走完几十里水路，进入美国基督教会所办的“英化职业学校”读书。从15岁到18岁，在这个生动、活泼、略略感伤、人生初觉醒的年龄，腾杰开始被大时代的风潮吸引着。他研读三民主义，向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他谦卑地面对师长、学长，温厚地对待同学、朋友。并以此为基本，渐渐展现组织才能。
1923年，“反军阀、反列强”运动刚刚开始，一小群上海的学运活动家来到南通。他们把教会学校一律看作是“英美文化侵略”的象征，游说腾杰领导英化职校同学罢课。起初，腾杰“认学校并无不是之处而拒之”。
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对任何学运的积极参与，都不能排除赶时髦、媚俗心态的可能。因而腾杰的这个“拒之”弥足珍贵。他“后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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