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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这个不错……我们就要它了。”　
　　“好，现在，我要把这些都刻在……请你们再跟我说一遍你们的名字、姓、地址……”　
　　安娜低下头。我觉得她憋不住要笑，尽量不看我。　
　　“好了，碑文……雕刻……镀金……罗马数字，加上增值税，差不多五千法郎。”　
　　“今天就要付款吗？”　
　　“不，不，如果您愿意的话，先把定金给我……我不知道……一千五百法郎吧……”　
　　我又填了一张支票，他小心地收起来，放在他的破钱包里。　
　　“谢谢，先生，请相信我们，一切都会安排得很好的。由于是个孩子，以后还可以再放一个人……”　
　　他收起他的纸张和样品。由于扶手椅太软太低，他站起来时差点摔倒。他靠在墙上，露出愚蠢的微笑，跟我们告别：　
　　“再见，先生、太太。”　
　　“您想什么时候可以准备好？”　
　　“我说不准，但现在是十月初……万圣节吧……对，我想，万圣节吧。”　
　　我把他送到门口。安娜独自留在客厅里，突然泪如泉涌。　
　　
二十三
　　一点钟左右，我哥哥带着嫂子来了。他们心神不安，跟我们谈了一会在布列塔尼的生活和工作……谈话很勉强，但我们尽量谈下去。　
　　中饭后，他们离开我们去买东西了。安娜回家了。我去买了一份报纸，回了家。　
　　安娜站着，靠在儿子的房门上，哭着说：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死啊？”　
　　我拥抱着她，等她平静下来。　
　　晚上，我去车站接我父母。我又把他们想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告诉了他们：葬礼、我们的健康情况，尤其是安娜的情况。他们建议带我们去吃饭。　
　　我谢绝了邀请，谢了他们，把他们送到旅馆。我们约好第二天上午在医院的太平间见。　
　　我不在家的时候，安娜在准备晚餐。我们几乎没怎么吃，早早躺下了，但像前几天晚上一样，并没有睡。　
　　
二十四
　　星期天，我们六点半就起床了。我看了看天：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我干嘛希望出太阳？电台在评论中东的局势。我从安娜分娩那天我送给她的那盆花上摘了四片红叶，做成一个花束，随身带走。那盆花也要死了。　
　　八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医院。这些天来，我们一直很注意守时。　
　　在太平间顶端，有个与冷房相连的三角形房间，墙上的石膏已剥落。双扉边门开着，朝着马路。雪白的花束和花篮靠墙摆着。　
　　我们向已经到达的家庭成员和几个朋友打了招呼。安娜跟着我后面，我们走了进去。右边，一个漆过的小棺材放在两张小搁凳上。棺材盖遮住了一部分尸体，上面固定着一个装框的金属牌，刻着爱德华的姓、名和生卒日期。　
　　爱德华枕着一个绣着假花边的白枕头，眼帘还红红的，嘴唇不那么肿胀了，但灰黑灰黑的，颅骨像脱开了一般。他看起来像个老人。　
　　一只大苍蝇停在他的额头上。父亲把它赶走了。安娜和我凝视着这张带有痛苦和死亡特征的脸。　
　　显然，他受了苦。　
　　外面突然骚动起来。原来，一些外省人来搬尸体。他们把生病的孩子送到这家医院，孩子死了。一共有四家。棺材已经盖上，抬起来，放在汽车的车厢里。车子开走了。爱德华似乎被死人也抛下了。　
　　每次有人送花来，殡葬公司的职员便把夹在花中的名片抽出来递给我。我看也不看就把它们放进了口袋。　
　　“车子不会来迟的……现在几点了？”　
　　“八点二十分。”　
　　“五分钟后就到。”　
　　安娜想看看玩具有没有放在爱德华的棺材里。保安掀起盖子，找了找，没找到。他走到冷库，乒乒乓乓开了好几扇门，然后嘟嘟囔囔地走出来，一副尴尬的样子。他想了一会，说：　
　　“啊！我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弄错了。我一定是把它放在刚刚运走的那副棺材里了……真是糊涂，啊，太糊涂……请原谅……”　
　　我朝他笑笑，安慰他。这荒唐的小插曲跟眼前的这件大事一样，已不能使我痛心了。　
　　八点二十五分，一辆布满装饰的黑色小货车如约来到。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下了车，马上开始搬花车。那个业务员通知我棺材马上就要钉上了。我们最后看了一眼爱德华的脸。我吻了吻他的额头。棺材钉上了，被抬上了运柩车。　
　　到医院以后，我一直没有松开安娜的手。她脸色苍白，头发用一块黑白相间的丝巾扎着，眼睛哭得红红的，由于眼圈黑了，显得特别大。她似乎十分虚弱。我们一一上车，我们和父亲一道，把棺材一直护送到教堂。　
　　
二十五
　　朋友们已在大楼梯前面等我们，那里有条路直通教堂的门厅。两个男人把棺材抬到教堂的祭坛上。我们随棺而行。我哭着，扶着同样在哭的安娜。灵台四周，摆放着很多花束和花圈。棺罩上，只放着我们那一小束花一般的红叶。　
　　葬礼开始了。我希望越快越简单越好。殡葬公司组织了一场音乐葬礼。我觉得十分可笑。弥撒由我前一天见过的那个教士主持。他念完福音书后，告诫参加者“服从神秘的上帝之爱”。　
　　我独自赞赏这种信任和庄严，并回想起爱德华的脸，我儿子活着的时候的脸……他的怪模怪样曾使我们发笑，他双手的样子十全十美，让我赞叹……　
　　弥撒结束了，大家马上在教堂门口向我们表示哀悼。简短的追思祷告在教堂外面进行。人们站在楼梯下，通道上，夹在行人当中。随后，棺材又被抬上柩车，父亲、安娜和我上了车，前往墓地。　
　　时间差不多已到十点。巴黎人满为患。行人目送着我们，有的汽车避开了，有的却相反，当柩车在绿灯面前起步慢了一点时，便按着喇叭。　
　　那个业务员提起他的下一场殡葬：　
　　“如果再不开快点就要迟到了。”　
　　路上走走停停，拐了许多弯，终于，我们来到了巴涅的墓地门口。几辆车成功地跟上了我们。天下雨了。中心道路的两旁种着落了叶的大树，我们在路的尽头拐进旁边的一条小路，路面工程把小路搞得乱七八糟。　
　　我们的脚陷进黄泥中，在水洼上走着。　
　　一切都进行得很快：棺材用绳子吊着，放进了墓穴。安娜往墓穴里撒了一些红花，殡葬公司的职员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圣水器，迅速地最后一次洒圣水。司机把花束放在坟墓旁边，掘墓工开始填土了。　
　　安娜和我上了帕斯卡尔的车。空柩车没有等待，回去了。　
　　我们抄另一条路回去。　
　　
二十六
　　在家里，我们请朋友们喝咖啡。他们有的成功地跟上了我们，有的由于交通拥挤，走丢了，赶到墓地时掘墓工正在填土，于是又慢慢地回来。谈话起初很审慎，后来热烈起来。欢乐与哀伤、怨言与微笑甚至是欢乐混杂在一起。久违了的朋友们答应马上再找时间聚聚。　
　　大家都走了以后，安娜关上爱德华的房门，搁起电话，开始整理客厅。我过去帮她。　
　　天黑了。有人按门铃。我们没有开门。我们挨着坐在黑暗中，默默无声。以前，我们保持沉默是怕吵醒孩子睡觉，现在我们不说话是想召回离开我们的孩子。　
　　
二十七
　　星期四上午。有人奇来唁函，也有迟到的贺信。　
　　我们决定把家里整理一下。太乱了。我把孩子的肮脏衣物都扔进垃圾筒。安娜在手提箱里挑选和整理仍然很新的衣服。我把奶瓶和奶嘴都装进一个盒子里，放到壁柜最里面。我突然发现安娜几次盯着空空的摇篮。她一句话都没有说。既没有怨言，也没有泪水。　
　　当一切都整理完之后，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默默地拥抱了好几分钟。　
　　帕斯卡尔来了，邀请我们吃中饭。两点左右，她们去买东西了。我不想陪她们去。　
　　三月广场布满热乎乎的灰尘。两个星期前秋天就到了，但除了昨天下雨留下的几个水洼外，一切都像是夏天的样子。路上布满了游客和闲逛者，有些老人在长凳上打瞌睡或聊天。孩子们在玩。天气很好。　
　　我步履蹒跚，像个残疾人。我消失在周围模模糊糊的人群中。　
　　声音、叫喊和周围的一切都没能留住我的脚步。我幻想着，不停地走了几小时，寻找我思念的孩子。我现在才觉得，他真的离开了我。　
　　太阳消失了，我回到了家。安娜不在。我在地上躺下来，躺在爱德华的摇篮旁边。我睡着了。　
　　当安娜摇醒我，让我吃晚饭时，可能又是午夜。　
　　巴黎，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