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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迪亚爵士的影子-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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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一般。
瓦尔克特在他的书评中抨击维迪亚。“奈波尔的迷思，外界将他视为不世出的奇才、文坛奇葩、好唱反调的天才……长久以来，一直是出闹剧。这也是他选择激越的迷思──虽然，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为什么……如此混乱与绝望之中，隐藏着某些惊人的贪婪。此外，这项迷思也失真了。迷思之外，另有事实。奈波尔的偏见。”
瓦尔克特继续说道，维迪亚的坦然不过是种族歧视而已。“倘若奈波尔对待黑人的态度，带着他可厌的轻蔑……举个例子，转向针对犹太人的话，还有多少人会赞美他的坦然？”私底下，他都管他叫V。 S。 奈霍尔（Nightfall，黄昏、傍晚之意）。
瓦尔克特身为黑人，论及这项议题，自然有其权威，不过，维迪亚也是有色人种的一员。如果真要严格讲究色泽的话，相对于瓦尔克特的牛奶咖啡，维迪亚就算是加倍浓缩咖啡了，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维迪亚在英国露脸会遭人歧视。种族歧视的指控非常严重，可是，一想到维迪亚自己出身的族裔，便又觉得古怪。而且，瓦尔克特还是攻击一个仰慕他的作者：他可是当今在世少数几个维迪亚还肯开口赞美的作家。虽然，瓦尔克特出生在风向群岛的圣露西亚岛上，他却早在1958年归化千里达，成为永久居民（以及永久作家），当时，他还不过二十来岁而已。他是个与维迪亚非常近似的当代作家，出生在同一座岛屿，在许多方面，都是维迪亚的兄弟作家。两个棕肤人，来自地图上的同一点。
我没跟维迪亚提起那篇书评。算是我帮他一个忙。
几年过后，瓦尔克特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基本上充满政治考量（今年颁给波兰人，明年给个南美洲人，后年再挑个千里达人），也就是说，维迪亚失去了他的机会。或许，他再也无缘得奖了。两个千里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跟两个阿尔巴尼亚诺贝尔奖得主一样渺茫。
维迪亚或许会喃喃自语，“他们又来了，撒尿在文学上。”不过，我不会轻信的。德瑞克·瓦尔克特可是某个他读过而且还记得的作家，所以，从此以后，我再也没向他提到诺贝尔文学奖了。又帮了他一个忙。
一场文学对谈（1）
到了新港，有辆出租车在等着我。司机之前还从事教职，能说威尔士语，他载我到阿柏嘉维尼，再穿过黑山，掠过陈旧杂乱的村庄。此处距离伦敦过远，无法通勤往返，乡间看来从未现代化，犹如20世纪60年代或是70年代的英国。“黑”村坐落在一座小山上，“歪”河则从山脚下流过。1996年6月1日下午，我在一家像是客栈的旅馆放下行李，用过午餐，随即前往文艺节现场。
维迪亚跟娜迪拉当天早上从酪农小筑出发，已经先我一步到达了。
“保罗，这是娜迪拉。”
当年那个坐在奈洛比阳台上，身上裹着小公主一样的纱丽，瘦骨嶙峋、怒目瞪视的七岁小女孩，而今已经长成一个魁硕的女人。她既黑又高──比维迪亚还高──而且保持高度警戒，她一双眼睛坦白无隐地上下打量你，这种目光，我从来没在巴基斯坦女人脸上看到过。她臀部上的纱丽松垮垮的，好像她最近才掉了几磅。她等着我跟她寒暄。我转身对着维迪亚说：“我昨天才在佳士得的印度展错过跟你碰面的机会呢。”
维迪亚还没来得及开口，娜迪拉就狠狠地搡了他的肩膀一下，嗔道：“你这个坏蛋！你怎么没跟我说你上那里去了。”
她又搡了他的肩膀一下，继续大声呵斥着他。此举足以显示，这个新婚满月的女人性格中无谓的专横霸道。以前，我从来没看过任何人碰过维迪亚。
“你再也不准买那些画了。”
维迪亚平静地说：“保罗，你刚刚泄漏了我的秘密。”神情有些抑郁不欢。
我步向一张桌子给自己倒杯咖啡的时候，有人介绍萨尔曼·鲁希迪跟维迪亚认识，接着我瞥见《纽约客》的比尔·布佛四处招手，我们就一同走向一顶巨大的白色马戏团帐篷。
我走过萨尔曼身边时，他对着我微笑，摇头不已。他说：“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跟我说，‘你还好吗？’我说，没事啊，我还好。他说，‘好，好，好。’”萨尔曼忍不住哈哈大笑。
我们依次坐下，维迪亚、比尔·布佛跟我，坐在那顶大马戏班帐篷下的舞台上。观众不少，不过，还是有种狗展的气氛。我们应邀表演，站在两只后腿上独立步行，跳圈圈，好让读者大开眼界。布佛说：“对谈后的发问时间，你们打算怎么进行？”
维迪亚说：“不回答任何问题。”我笃定确知他深恶痛绝这类活动，不过，既然是他自己答应在先；可不是我掐着他的脖子逼他这趟浑水的。他的一般理念就是：“作者不可先行于作品之前。”或是更有甚者：“作者自当隐形遁世。”书籍才是重点。不过，眼前一本书也没有，只有座无虚席的帐篷里，一张张瞠目瞪视的脸庞，以及一种提讯审问的况味，台下每一张脸都像是一颗炽亮的灯泡。
比尔散漫杂芜地开场──他提到我的新书时，维迪亚就懊怒地坐立不安──比尔说：“保罗，你比维迪亚年轻二十岁，”最后问了一句：“身为一位作者，维迪亚给了你什么呢？”
我谢过他，然后说：“比尔，我要先提出两点更正。我并没有比维迪亚年轻二十岁。我今年五十五，维迪亚六十四。我们认识在三十年前，当时，我确实感觉自己比维迪亚年轻了二十岁。当年，我感觉非常年轻。我觉得自己遇见了一位年长得多、智能得多、经验也比我丰富太多了的人。”
维迪亚静坐一旁，冥想出神。他一言不发，我们上台之前也几乎未曾交谈。他穿着一件暗色西装外套，底下套着一领毛衣，暗色毛线长裤，深色的皮鞋。他似乎听得很仔细，而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表达我对他的敬意。
“而你问到他给了我什么？”我说。“我以为，他给了我一切。最主要的是，他给了我自信，让我相信自己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他说，每个作家都不一样，如果你写得好，就可以独领风骚。我一定要写自己的书，不能模仿别人的作品。我的创作一定要出自内心，而每一本书都需要一个下笔的理由。”
向左看，我可以瞥见维迪亚在点头。要我先起头对话，让我心生不悦，而且，我也觉得自己越讲越没章法。
“1966年，我初次结识维迪亚的时候，我连一本书也没出版过。维迪亚是我遇到过的作家当中，第一个负有完整的使命感，完整的自我意识，对他自己与对他的小说，坚持着绝不妥协的态度。假如他立下了一条规矩，他就会彻底遵守到底。他说，作家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他问过我一次，或是两次：‘你确定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你确定你一定要当个作家吗？你确定你一定要过这样悲惨的生活吗？’当时，我才二十四岁。我说：‘我豁出去了。’”
一场文学对谈（2）
维迪亚坐在我身旁，距离近到我可以听见他一丝不耐的叹息──或许，只是他在费力地喘气调息。虽说他坐得这么近，他的眼神却不落在我，抑或观众身上。他落座自成一种角度，让他仰首望天，而他身边另外一端，比尔·布佛倾身跟他交谈──对着他的肩膀，因为维迪亚始终侧身不愿面对他。他的肢体语言说明了他宁可身在他方。
比尔开始再问我一个问题，此时，出于谨慎──因为，维迪亚，这场野台戏的巨星一直缄口无言──我转而跟维迪亚问道：“你曾经写过，‘身为受害者就是悖离常理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维迪亚清了清嗓子开言道：“嗯，我想‘被害者’一词或许已经遭到扩大引申了。我当时只有想到那些在政治上完全无助的人，他们毫无权利，无处申诉，我心里想着：他们总是悖离常理。之前，我花了几年的功夫研究奴役与革命之时，得到这个结论。奴隶没有任何权利──我现在在想的是加勒比海沿岸的奴役状态──而作为受害者就是悖于常理。奴隶就是悖于常理的一群人。那是真的。这个字现在已经给引申出广义了。之前，我想到‘被害者’的时候，并不是像现在这个字义。我在想的时候，是以一种非常实际、现实的方式。我不会一概而论的。”
我说：“所以说，你那么说的时候，就不是从现代意义出发的。”
“不，我的意思跟某个窝在大学里找不到工作的人绝对不一样。”维迪亚说话时带着一股急躁的精力，通常他只有在焦躁易怒时才会如此发作。我已经注意到他局促不安的坐姿，也看得出来，他另有心事。“不，那就是另外一种被害者了。”
观众里有人听他似乎在嘲弄大学而哄然发笑，这段笑声歇落之时，我还是持续着这个话题，想要引他多谈一些。
维迪亚扬首，目中无物，说道：“关于我自己，我不会这么想。我只处理我手边现有的材料，我也不会像这样一概而论。”
我感觉被他顶了回来，也没多说什么，就任凭沉默冷场。轮到维迪亚端菜上桌了。或许他也对：我的问题显示他的不适令我尴尬，使得我企图对他逢迎，讨他开怀。
他趁着四下无声，自信充沛地响笑数声：“抱歉，我不是故意要中断对话的。”
布佛想要挽救这停断了的片刻，说着：“保罗，倘若我可以插嘴的话。昨天晚上我才从纽约飞过来，而我搭火车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想着你的书。在某些方面，世上再也找不两位作家，像二位的差异这么大，然而，你们还是有些近似之处。其中一点就是，两位都是在英国成为作家，建立文名的。就你而言，维迪亚，你是在负笈英国，在牛津求学之时，才成为一位作家的。而在保罗而言──你，保罗，同样也在定居此地时成为作家。住在英国对你们二位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比个手势请维迪亚先回答。
维迪亚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蜷缩在他的椅子里，用心专注，再度抬起目光，对着马戏团帐篷篷顶支架说话。“各位应该要考虑到，”他说，“写作其实是一种体力劳动业。书籍也是具体的产品。书籍要经过印刷、发行、评论、阅读、经销──书本是种具体的成品，是一项商业活动。书本也是工业社会发达后的一种效应。你不可能光是拍拍鼓就能打出一本书来的。”他接着让这句话沉淀下来。“因此，1950年间，我刚刚出道写作时，假如你要用英文写作的话，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成为一个作家。就是这里。不会是美国，因为我在美国没有熟人，也缺乏渠道。我只有在这里才有人接应。当然，我也绝对不能待在其他英语系国家，因为，我想他们国内连出版业都付诸阙如。”
他皱起眉头，双臂抱在胸前，看来昂然不屈。“1950年的时候，情况跟现在大不相同。现在变得相当多。澳洲、加拿大自己的出版业都已经羽翼丰满，印度现在也在发展他们自己的出版业了。而每每以外国身分写作，是件非常困窘为难的事情。”
布佛问道：“为什么说为难呢？”
“因为，很少有人能分享你的经验、你的成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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