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弯腰到情人高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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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说到哪去了？我只是怕工作做不好，误了大家。我这人没什么——”
“那暂时先这样定下，以后慢慢再说。这回你可是老板，怎么样，不安排晚餐招待麾下？往后公司发达了，这可都是得罪不起的元老呢。”Mark杜刚说到这儿，他的电话奏起响亮的国歌。
“…北大西门？ 谁跟你说在北大西门了？我们在昨夜家里，办正事呢！好了好了，你一直往南边走，我这就出来接你。”
“安？”
“你以为是谁？我可是准备谈婚论嫁的人了。”
“你去接她顺便拐到图书馆看看我的钢笔，刚才走得急，忘记了。”
“你饶了我吧，老总，还没上任就使唤起人来了。再说啊，那只假派克，你也太不爱惜你的部下了。”说着，他在门厅套上皮鞋，开门出去。
若地说：“你和他姐姐进展如何？”
“乱讲！我同艾欣清清白白。关系吗，还不是和你差不多。噢，还真给忘记了，快给她们打电话。”
赖飞阴郁地说，帐上没摆有几十万，你就是把女人脱光了交给我我也不会感兴趣。
毛丽的手机关机，李唯说她正好闲着，马上可以上来。我嘱咐她，电梯房假若是黄阿姨值班，那她搭到十七层再走楼梯下来最好不过。她撒娇说她为什么要听我的？她偏不。难道她在十五层下电梯走上楼来不可以？挂了电话，我向楼下的菜馆预订座位。
我从未有过开公司的想法，母亲也没指望我能够在北京赚个盆满钵满。我的小说销路马马虎虎。按我的性格也不适合经营公司。可我实在想摆脱单调沉闷的生活。这期间我试着想写一部反映精神危机的小说，写了三万多字之后力不从心，不得不放弃。床头堆着影响人类的书籍，然而不论是兰波还是施本格勒，我读着读着就睡着了。长时间沉浸在一些缥缈的往事和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中。我甚而有过连续两天不下床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做梦的记录。修长地照到床头的太阳或者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音乐吹开我的眼皮，我都会为被驱散的梦懊恼不已。
“等Mark杜回来大家再动动脑筋。一旦开始工作费用就要产生。得先瞄准一单业务。”
“这可含糊不得。”若地把腿从茶几上放下，他提高声音对赖飞说，“你先别玩游戏，这得考虑清楚。”
“这有什么难，现在人们不是喜欢猎奇吗？一本《谁动了我的奶酪》，告诉了我们北京栖居着多少弱智。我们可以从这方面着手。好多出版社的编辑在外边都办得有自己的公司，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炒作《谁动了我的乳房》什么的，用上等纸，上等装潢，赚读书人的钱嘛，社会上什么最牛皮我们跟着关怀什么就行。把肥皂泡吹大，然后就是等着收钱好了。这一块正巧我插过手，你们本身又能写能画。外地书市放心好了，一般情况是北京卖什么书他们卖什么书，他们只会跟风。”赖飞不屑地说道，他连头也没转过来。
若地望了望我，流露出那种在看得见的事实面前不佩服都不可能的眼神。
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老是觉得有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我起床去查看两次，沙发角，衣柜背后，卫生间和厨房也没放过。门反锁得纹丝不动，窗户的插销全部在位。换气扇的叶片转得飞快，发着和谐的嗡嗡声。我移开席梦思床垫，里边除了两只旧拖鞋和一张离婚证明的复印件，什么也没有。借着酒性，我在房间里高声咒骂。闹到两点过钟，我筋疲力尽躺在床上，眼皮刚刚合拢，那个影子在墙角快慌慌站起来。
母亲，是你？我惊呀地问。你爸爸不行了。他肯定熬不过今晚。你上楼去看看，医生在楼上。她的眼睛蒙上一层暗淡的光芒。什么楼上？我满脸通红，艾欣使劲地从我的手中抽出手。母亲闪身让开她身后的楼梯。我皱了皱眉，母亲快得像一个幽灵。灵巧的腰身对一个四十六岁的女人来说是不忠诚的表现。我紧紧抓住艾欣的手，没理会她的挣扎。我的父亲在楼上，他快要死了。这是母亲亲口告诉我的。医生也在楼上，他的脖子上吊着听诊器，手里拿着药棉，白大褂上沾了几点血迹。蚊帐半卷着，看不清父亲的脸。屋子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说，一个面孔陌生的家伙在看手表。走吧，我们上楼去看我的父亲。回过头，我对艾欣说。然而我身后只有秋风抽打着几张宽大的梧桐叶，远处的土墙下边躺着一条秃尾巴的狗，它口水嘀嗒地啃着一块发臭的骨头。我望了望被我紧紧攥着的手，拇指上反戴着一枚发红的戒指。走吧，我们上楼去看我的父亲。他快要死了。母亲亲口告诉我的。我再一次对艾欣说。她站在我的左边，长长的手臂绕过我的腰。楼梯摆在我们面前，我记得我一直在它上边爬上爬下。手腕上留下的伤疤可以证明，小时候我流过许多血，长大后就没有血流了。我童年的大部份白天都在乡下度过。妈妈经常不在身边，世界上最好的人是外婆，每次到家她都要紧紧搂着我，送给我炒得软软的板栗，酸甜的石榴。每次她到我家都会乐哈哈问我愿不愿跟她住到乡下。母亲把拇指上的红戒指取下来交给我。她说，你上楼去看看你父亲吧，他要死了。这戒指你戴在他的手指上。你看哪个手指合适，他的手指偏大。妈妈，你要去什么地方？我松开艾欣的手，她像一只蝴蝶那样斜斜地飞出去。在我面前划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半圆。她一字一句地问我，老实说，你会不会参加妈妈的婚礼？我扭身跑回到土墙根下在先前黄狗睡的地方捂着脸大哭。母亲拉着艾欣站在楼梯上，从颤抖的手指缝里窥视，她们的头发慢慢变成灰白。我忍不住放声大哭。
扭亮台灯，我的眼睛里噙满泪水。钟在墙上嘀嘀嗒嗒地响，阳台上月光冷幽幽照着，什么风声也听不到。这个梦把我拖回到早已尘封的某段过去。我记起初到北京的那天晚上也做过同样的梦。我清楚地记得，七岁以前，我的手可以自由地抚摸母亲不太对称的乳房。应该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吧，晚上我被迫离开母亲的卧室开始单独一个人在小席梦思床上过夜。我似乎已经抓住了什么，静下心想把它理清楚……我的头痛极了。
我试着拔了一下艾欣的电话。
第七章
晚上，我老是觉得骨灰盒里住着的不是艾欣。我捅了捅Mark杜的脚，他一点反应也没有。北京碰到一个百年不遇的暖冬。暖气在筒子楼里游走得呼啦呼啦的像一个哮喘病人。我躬起身，悄悄爬到被子外边，屈着腿坐在枕头上。骨灰盒放在床头边的旅行箱上，白天Mark杜在写字桌上写写画画，随手把它放到箱子上就没有搬回去。箱子的提手边还留着航空公司绿色的标签。换登机牌的时候航空公司动员我买的是四十万元的保险。我的笔记本里存着艾欣的一张照片，可是骨灰盒压在上边，我不想动。那张照片是前年春天在未名湖畔的生日照，母亲很是满意。至今我还记得在来信中她说，看到未名湖，她仿佛又回到春暖花开的学生年代。她年轻的时候，和艾欣一样，也有一块特别惹眼的披肩。
若不是那块火红的披肩一再掠过我的眼帘，我真的看不到回到北京有什么意义。
按北方人的计算方法，我不到二十六岁，我还年轻，芬芳的生命纵使它只能够昙花一现，也不至于凋谢得如此对什么都无能为力。我像蜕了皮的蛇，在这个白色的夜晚颤抖着，徊徨着。仿佛死亡的不是艾欣而是我自己。
母亲有一段时间迷上Internet，不到三天，她过剩的精力会填满我的邮箱。日本皇宫添了新丁。楼下小卖部的赵太太坐在阳台上晒太阳，小保姆几次通知她回卧室睡觉她都不吱声，小保姆也没在意。等到家里人下班回来，一摸，人早都断气了。我的小说有十二个别字。对灯光的描写牛头不对马嘴。和平时代，经济学家受人尊敬……我删掉这些源源不断的邮件时，暗暗明白，母亲提前进入了可怕的更年期。二十多年来，我的成长意味着母亲的衰老。一个梦想的到来，是更多梦想的破灭。我陷入这种残忍的思索长时间不能自拨。幸好她对互联网的热情持续不到半年，像当初讨厌电话一样，她招呼不打就干净利落地退回到传统的书信方式。
我们家的电话，自从我走以后，有时她把线头拔了，常常好几天也忘记接上。输掉官司后的第一天下午，接到她的电话，我很是吃惊。我正好起床，头发睡得乱糟糟的，嗓子着了火似的干哑，一切像盖脏了的鸭绒被那样乱成一团。刚刚找到一只袜子套住脚趾头，电话就响了。噢，妈妈，怎么是你，我接过话筒，快活地叫。谁在我们家？不信，我听到有旁人说话的声音。是何伯伯吧？不信。艾欣啊，艾欣她在办公室。是呀，星期天全国各地老老少少都放假，但她加班。日本人工作比犹太人还要卖命，你打她的电话吧，算了，节约电话费，回头她打过来。办公室安装了先进设备，打长话和市话一样便宜。装修起码半年以后吧。北京外地人口多，现房少。昨天我去房产公司了，他们下个月才能够交钥匙。先这样吧妈妈。放下话筒，我软软倒在床上。卧室里光线昏暗凌乱不堪，一只瘦瘦的高跟鞋在衣帽架下边探出半个身子。造型雍肿的指甲油瓶少了盖子，活脱脱一个骗子的嘴脸。我的眼睛转向那把翘着身子的木梳，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清洗，上边缠绕着几根乱发。甩掉拖鞋，席梦思咯吱应酬一声。粉红色的电话机拖着弯弯曲曲的电话线趴在地毯上，像鼓足了气的蟾蜍。那幅在展览会上有人只愿意出八百日元的荷花工笔，干枯的叶子随时都有可能掉在水里。我记得荷叶下面有一条游来游去的鱼。那天从天坛回来，我抱着装帧精美的《残荷图》眉飞色舞地对艾欣说，八百日元，他单独买这条鱼也还不够，八成是日本哪个乡下跑来的穷鬼。可是现在我看不到那条鱼。画的下边原本挂着一只毛绒绒的咪老鼠。图钉松了，有一天晚上掉下来砸在头上，我抓住它狠狠往敞开的衣柜里扔，第二天起床，不知它躲到哪个角落，随便我怎么找也没有找到。床头柜上摊着我翻了几页的《民事诉讼法》，当初房东交钥匙给我，曾自鸣得意地向我夸耀把床头柜打造得比标准尺寸高的好处，他那些猥亵的想法我一次也没有试验过。我压根儿不相信避孕套摆放的地方是否显眼会影响生活的质量这类浑话。艾欣纳闷房东何故要把床头柜设计得像两口大箱子。我没有告诉她。她对床有一种天生的洁癖。床单有一个褶皱她都要不厌其烦地抹平它。倒是李唯，听完我的介绍她说也许有它的道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她的老公猫（她常常在非正式场合下这样称呼那个包养她的香港男人），说来我可能以为她在吹牛，但那男人就是在生殖器上嵌了一粒钻石，晚上总给她一种刮伤的感觉。我躺在床上，一边盘算着母亲到北京来的可能，一边无聊地想着如果不是这场官司恐怕这一生我都难以再回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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