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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朗坦白。不無聊，能挑破沉悶。直對著那紛紛攘攘，卑陋塵凡，作�｛子吼。我們在學校中，個個自命不凡，實則憧憧往來，昏沈無覺，實無所知。一般名流教授隨風氣，趨時式，恭維青年，笑面相迎。以為學人標格直如此耳。今見熊先生，正不復爾，顯然凸現出一鮮明之顏色，反照出那些名流教授皆是卑陋庸俗，始知人間尚有更高者、更大者。我在這裡始見了一個真人，始嗅到了學問與生命的意味。反觀平日心思所存只是些浮薄雜亂矜誇邀譽之知解，全說不上是學問。真性情、真生命，都還洠в型赋鰜恚�只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我當時好像直從熊先生的�｛子吼裡得到了一個當頭棒喝，使我的眼睛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現實”之何所是，停滯在何層面。這是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中之開始機緣。此後我常往晤熊先生。他有一次說道，你不要以為自己懂得了，實則差得遠。說到懂，談何容易。這話也對我是一棒喝。因為在北大的氣氛中，學生方面從來洠в心苈牭竭@種教訓的，教授方面也從洠в锌险f這種話的，也不能說，也不敢說。這也是一個很顯明的對照。我由此得知學問是有其深度的發展的，我有了一個未企及或不能企及須待努力向上企及的前途。我以前洠в羞@感覺，以為都可在我的意識涵蓋中，我只是未接樱�而已，一接樱�未有不可企及者，我只是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中。我現在有了一個超越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這是個深度發展的問睿�，時時有個超越前景在那裡，時時也使我返照到自己的生命現實之限度與層面。故我雖不輕易許可人，然亦知艱難與甘苦。我不許可人，因為我知道一般人的心思停在何層面上。這是一下子可以對照出來的。一般人只是停在平面的廣度的涉獵追逐的層面上。他們也知道學問無限，也知道自己有所不能，有所不知，但他們的這個知道只是屬於故實的、材料的、經驗的、知識的。這種知道實在不能說“前途”的，所以他們都是無所謂的，他們的有所謂只是炫博鬥富。他們不承認有德性義理的學問，他們也不知道人格價值是有層級的。他們也知道，但他們所知的，只是某人有多少考據知識，學問有多博，這和某人有錢，某人有權有位，是一樣，都是外在的、量的、平面的。所以他們可以看不起拢�人，可以詬詆程朱陸王。這種卑陋無知，庸俗浮薄，實在是一種墮落。這癥結，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他們始終未感覺到有深度發展的問睿�，他們只是廣度的增加或減少。只有德性義理的學問才有深度的發展。他們不承認這種學問，所以他們洠в猩疃劝l展的感覺。他們的生命永遠是乾枯的、僵化的，外在化於材料中而吊在半空裡，他們永不會落在“存在的”現實上，所以他們也永不會正視現實，只藏在他那教授的乾殼中以自鳴清高。實則是全無器識，全不知學問為何物。　

　　有一次，馮友蘭往訪熊先生於二道橋。那時馮氏《中國哲學史》已出版。熊先生和他談這談那，並隨時指點說：“這當然是你所不贊同的。”最後又提到“你說良知是個假定。這怎麼可以說是假定。良知是真真實實的，而且是個呈現，這須要直下自覺，直下肯定。”馮氏木然，不置可否。這表示：你只講你的，我還是自有一套。良知是真實，是呈現，這在當時，是從所未聞的。這霹靂一聲，直是振聾發瞶，把人的覺悟提升到宋明儒者的層次。然而馮氏，依舊聾依舊瞶。這表示那些僵化了的教授的心思只停在經驗層上、知識層上，只認經驗的為真實，只認理智所能推比的為真實。這一層真實形成一個界線，過此以往，便都是假定，便都是虛幻。人們只是在昏沉的習氣中滾，是無法契悟良知的。心思在昏沉的習氣中，以感覺經驗來膠著他的昏沉，以理智推比來固定他的習氣。自胡適以來一般名流學者，只停在這層次上。大家亦只處在這層次上，來衡量學問之高低。實則無所謂高低，只有多少。實則亦不只自胡氏以來，自明亡後，滿清三百年以來，皆然。滔滔者天下皆是，人們的心思不復知有“向上一機”。由熊先生的霹靂一聲，直復活了中國的學茫�。由“良知之為假定”，即可知馮氏的哲學史（其他不必說）全部不相應。他後來堅持他那“不相應”，造撰而為《新理學》，以及又後來之投共而無恥。良知由假定轉而為泯滅，於以見他那一切知識學問全成為黏牙嚼舌之工具，毫無臁�魂可言。　

　　這些重要的關節，使我常常被拖到“存在的”現實上，亦使我常常正視這“存在的”現實，而體會另一種義理，這便是從外在化提升起來而向內轉以正視生命。這另一種義理就是關於生命的學問。不打落到“存在的”領域上，是不能接樱�這種學問的。存在的領域，一是個人的，一是民族的。這都是生命的事。西方的學問以“自然”為首出，以“理智”把握自然；中國的學問以“生命”為首出，以“德性”潤澤生命。從自然到生命，既須內轉，又須向上。因為這樣才能由“存在的”現實而契悟關於生命的學問。我之正視生命不是文學家或生命哲學的謳歌贊嘆。因為這樣只是生命之如其為生命而平置之，這還是“自然的”。其所謳歌贊嘆的仍只是自然生命之自己。自然生命之衝動是無可贊嘆的。這生命當然有它一套的枺�西，須要正視，但不能就這樣“如其所如”而積極地肯定之。我之正視生命是由一種“悲情”而引起。國家何以如此？時代精神，學術風氣，何以如此？難道說這不是生命的表現？但何以表現成這個樣子？於以見生命本身是極洠О驯�的，無保障，亦無定準。但它可以作孽，它自作孽，它自受苦，明知受苦而想轉，但又轉不過來。於以見生命本身有其自身的一套，好像一套機器，不由自主地要滾到底。它有它的限度，也有它的無可奈何處，這是可悲的。民族生命如此，個人生命亦如此。人類的生命史是可悲的，亦是可喜的。何以會如此？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這須透到那潤澤生命的德性，那表現德性或不表現德性的心臁�，這裡便有學問可講。這裡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獵追逐而得解放，是由於熊先生的教訓。這裡開啟了一種慧命。這慧命就是耶穌所說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而中土拢�哲，則願叫做“慧命”。　

　　抗戰軍興，這當該是個莊嚴的神拢龖馉帯＞瓦B日本人也認為民國以來無義戰，只有這次是“大義所在”，所以中國人都聯合起來了。義之所在，無論敵我，都要承認的，只是“各盡其義”而已。可是，如果我們的抗戰真是大義所在，生死鬥爭，則他們的侵略便是不義的了。他們是以利為義，這在開始就輸了一籌。我們真是義之所在。可是黃帝的子孫，中國人哪！究竟對於這“義”這神拢�的戰爭，有多少覺悟呢？何以是義？義的根源在那裡呢？何以是神拢�？神拢�的根源又在那裡呢？朝野上下並洠в卸啻蟮牧私猓瑏K洠в凶銐虻纳疃鹊挠X悟。政府在此並洠в姓�視建國的意義，社會上一般人對於建國亦並無清楚的意識。大家對於抗戰有清楚的觀念，因為是打日本。就是這點，還有共黨是例外，因為他們的真理標準別有所在，並不認為這是不可搖動的大義所在。對於抗戰有清楚的觀念，而對於建國卻並洠в星宄�的意識。建國是嚴肅而神拢�的工作，是民族“盡其性”的工作。一個民族不能作到政體建國，便是未能盡其民族之性。亦如一個人之未能盡其性，便不可說是一個人格的存在。對於建國無清楚的意識，這表示黃帝的子孫在本源處已經提不住了，全落在物化的機械中了。大家都不痛切覺悟到何以是義，義的根源在那裡，何以是神拢�，神拢�的根源在那裡。所以政府一味泄沓，只是私利的佔有。知識分子認為義、神拢�，都是虛妄的名詞，因為在他們的知識學問中，在他們的考據中，在他們的科學法中，都不見有義的地位，有神拢�的地位。抗戰只是民族情感而已。他們跟著政府走，只是順俗，不好意思不走而已。若按照他們的理智推比，這根本洠в惺颤N道理的。這好像希臘的懷疑論者，當他的老師陷在泥坑裡，他卻在旁邊懷疑著，我究竟救他不救他呢？救他比不救他有多少好處呢？有甚麼堅強理由使我非救他不可呢？一疑兩疑，其老師死矣。中國的知識分子亦如此，他們的學問中洠Ш瘟x，洠в猩衤｝。因為他們都是理智主義者、科學一層論者。生命、情感、抗戰，在他們看來，都是漆黑一團的，洠в惺颤N道理的。如是只是順俗逃出來，讓它去，我還是我的那套意識觀念。有義而不能知其為義，有神拢�而不能知其為神拢�。不知，所以不能肯定，義與神拢�都成了空名詞。共黨提出了唯物論，根本否定了義與神拢�。他們是以階級為標準，他們只是想奪取政權。他們嚷抗戰，不是以其為義之所在，他們是想利用這機會，混水摸魚。所以毛澤枺�說：“抗戰十年，我們的力量就可以與國民黨等。”這是大家在不能正視義與神拢�中，在不能正視建國中，一起物化，所必有的結論。毛澤枺�真有此聰明，他看清了這必有的結論。政府只在私利中防堵，是防不住的。如是，中國死矣。我為此而悲。黃帝子孫何以墮落到這種地步！　

　　抗戰初期，生活艱困。我在廣西教中學一年。應友人張遵騮之邀，至昆明。無職業。租一小屋居住，生活費全由遵騮擔負。遵騮，張文襄公（之洞）之曾孫，廣交撸В�美風儀，慷慨好義，彬彬有禮。家國天下之意識特強。好善惟恐不及，惡惡則疾首痛心。民廿六年春，吾在北平主編《再生》雜誌，彼藉買雜誌之名，親到社中相訪。相見之下，推障嗯c，遂有往還。未幾，七七事變，北平淪陷，彼走天津，吾亦旋到。彼言其父已去長沙，彼即將前往。留一地址，囑有緩急，可相告。吾旋去南京，不半月，京滬撤退，吾至長沙。常與其父忠蓀先生敘談。彼時北大、清華已遷衡山。遵騮隨校從讀，來函相邀撸�南帲А．敃r局勢危殆，有瓦解之勢。學校朝不保夕，政府無暇顧及。人情洶洶，學生多有走陝北從共黨者。教授亦多縱容之，無有為立精神之主宰者。惟錢穆先生，因富歷史傳統意識，慷慨陳辭，多有講述。吾至南帲В�因遵騮之介，多與諸生相晤談。吾以“向上一機”向有志氣有血性之青年言。而教授們則阻撓之，以為吾是為某黨作活動。馮友蘭則大忌之，彼放出空氣，嗾使在校學生不得與某言。賀麟、沈有鼎輩則譏笑之。吾見此種種，大為失望，於以知知識分子之自私，與無能為。吾人微言輕，徒有熱眨�而莫可如何。生活且不得飽，遂由長沙走桂林。遵騮資助其路費。在廣西一年復去昆明。　

　　時昆明在大後方，人情恬嬉如故，無復有迫切之感。既無理想，亦無憤發。民族之生死鬥爭，儼若與己無干焉。讓它去，拖著混。事後，人或以為此是中華民族之幽默，無論如何緊張，如何嚴重，而總有輕鬆之閒情。此雖可如此妙說，而究非自立之道。　

　　吾在昆明，日處斗室之中，草寫《邏輯典範》。暇則散步於翠湖公園。一日，遇一面熱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