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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命运-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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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们手中的，那是达赖喇嘛的专利。对他们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经在手的既得利益与未来可能的“变天”协调起来的立足点，只剩下民族主义。正是这种特殊处境──与达赖阵营的不可相容，以及他们在传统宗教方面的弱势或不良形象，反而会刺激他们以更加趋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诉求增加自己的代表性。藏人官员中的民族主义日趋发展，加上八十年代末期的“拉萨动乱”，使中共产生了警觉，开始改变八十年代把权力交还藏人的做法，重新增加汉人掌权的份额。1993年，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比1989年下降了4个百分点（67。9％ ），到1996年，在西藏69名省级官员中，藏人比例又下降了将近8个百分点（降到60％），16名最有实权的中共自治区党委常委，汉藏各50％；地厅级藏族官员从1989年的68。4％下降到1993年的62。6％ ，1996年再下降到56％。不过，尽管中共做了很大努力，藏人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经难以扭转（可以看出藏人官员比例下降幅度有限，在县级政权更是基本没变），反而激起了藏人官员中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咬住中共已经公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抵制汉人在西藏掌权。中共对此也往往无奈。在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民族主义与精英集团利益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打起民族的旗号，如何抵制权力被汉人夺走？民族精英集团坚持的“民族自治”，不过是民族主义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权力总是被精英阶层掌握的，民族自治的任何扩大，都是首先给民族精英集团提供新的机会和资源，远远超过其他阶层所能得到的。八十年代初进藏汉族干部大内调，给藏人让出了上万个干部职位和上万个国营企业的“铁饭碗”，连他们的家属，至少数万人因此得到实惠。后来《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又从法律上保证政府部门的关键职位必须由本民族官员担任，汉人官员只能担任副职，使民族精英进一步尝到甜头，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以民族主义为武器，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新资源。为了得到并且确保自己的利益，他们甚至希望（以至鼓励）西藏适当地出现以达赖喇嘛为旗帜的分离主义运动。然而不要被那种表面现象所迷惑，那并不说明他们和达赖喇嘛是一致的，而是他们把达赖对西藏的影响当作与北京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一是想让北京知道，离了他们，仅靠汉人是解决不了西藏问题的；二是可以借此向北京索取优惠政策和“安定团结”拨款。北京的民族政策被总结为“软的欺，硬的怕”，哪里闹事它就抚慰哪里，给哪里好处，结果培养了一种为得到好处而闹事的机制，这一点在西藏最为明显。不过，无论民族自治的空间如何扩大，只要是以少数民族的身份与别的民族“统一”在一个国家，少数民族的精英往往总是被多数民族的精英所淹没，无法攀到顶层。那既有才能的原因，也肯定有“民族歧视”的作用（多数被归于后者）。所以对相当一部分民族精英来讲，只有民族独立才是“一步登天”。实现民族独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资源——一个新主权。在目前这种以“主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主权资源是可以通过分裂而实现“无损耗复制”的。只要实现独立，立刻就可以成为国际社会平起平坐的一员，而不再是从属某一主权之下的“地方”。一个新国家将提供多少诱人的位置？国家元首、内阁、议员、部长、高级将领、驻外大使……且国家不论大小，至少在礼仪和表达意见的权利上，一样得到国际规格的待遇。就连从事科学、艺术的专业精英，在原属大国也许只能排在三流地位，随独立则可成为一国最高水平的代表，直接步入国际场合。当然，这些内心动机从来都不会摆到桌面上，民族精英肯定都把民族独立说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但是那对老百姓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好处，常常值得怀疑。不能说当今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都是由心想个人利益的精英阶层煽动起来的，老百姓仅仅是被煽动的对象和炮灰，但是在那些战火纷飞或社会衰退的地区，打起了形形色色的新国旗，产生了一大堆新的总统和将军，大多数老百姓得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3、政权异质化
1959年达赖出走后，中共在西藏建立了绝对“同质”的政权。其“同质”的标志是汉人官员占多数且为主导，处于辅助地位的藏人官员也对北京唯命是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在那时达到空前的巩固。邓小平时代，西藏政权进入“异质化”过程，目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异质”政权。所谓的“异质”，并非是说西藏建立了另一套权力体系，而是在相同的外表之下，西藏地方政权的本质，已经转变为地方化和民族化的性质。这方面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在政权组成中，汉人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作用上都大幅度下降。西藏干部的构成变化如下表 ：
年份 合计 汉族 少数民族 汉族占干部总数百分比1951 2200 2000 200 90。9％1958 8967 6200 2767 69。1％1965 22818 15210 7608 66。7％1978 44986 24963 20023 55。5％1980 59780 32498 27210 54。4％1992 58643 17958 40685 30。6％1993 60365 17923 42442 29。7％注：少数民族干部中藏族干部占98％
可以看出，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汉人干部所占的比例在百分之六十左右，而到了九十年代下降了将近一半，在干部总数中所占的比例降到三分之一以下。数量只是一个方面，还有质量和效率的下降。由于在西藏工作时间较长的汉人官员大都调回中国内地，剩下的汉人大都年轻无权 ，与过去汉人干部在政权里发挥的作用没法相比。另外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丧失，汉人官员已失去当年的献身精神，效率大大下降。如果把这个因素也换算进来，汉人在西藏政权中所占的比重就得再打折扣。另外，数量本已大大减少的汉人干部，却越来越集中到西藏几个中心城镇，被形容为典型的“头重脚轻”。仅在拉萨的汉人干部就超过一万人以上，占西藏汉人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多。另有四千左右汉族干部在西藏地一级党政机关（也在中心城镇），只有约二千五百人在县级政权。而西藏所有乡级政权，已经没有一个汉人干部。对比毛泽东时代每个乡至少都有几个汉人干部、每个县城都有数百汉人干部（现在一般只有几十人）的状况，更可以看出汉人在西藏政权中的衰落。虽然目前西藏政权内的汉人官员还有上千 ，远远多于驻藏大臣时代的几十个中国人，但是由于“无人进藏”重新成为问题，在藏汉人人心思走，工作敷衍塞责，不下基层，在藏族老百姓的眼中，他们就好像流水，来来去去，几年一换，藏人官员却像不动的石头 。且不说民族感情，仅从功利角度，藏人也不会选择汉官为靠山。这种结果更加强了西藏政权──尤其是基层政权──的实权被藏人官员掌握。藏人掌握实权并不是政权“异质”的关键，重要的是掌权的藏人官员忠诚于谁。毛泽东主义的破产使中共已经没有能够“降伏”藏人官员的意识形态，他们虽然吃着北京的俸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回归本民族。藏民族全民信教，藏人官员既在其“全民”之中，自然不可能超脱。据对西藏大学藏族大学生的调查，完全不信宗教的人不到5％ 。藏人官员平均受教育水平远低于大学，信教比例只会更高。信教必然拜神，这是宗教的基本逻辑。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神，但是对中共而言，达赖喇嘛是敌人，那么藏人官员是以拜神为先呢，还是以对敌斗争为先？这就是以藏人为主的西藏政权一个始终处在微妙状态的问题。在一位执行拉萨戒严任务的中共高级军官眼里，藏人官员是“两面派”。他说那“两面派”的称呼名副其实。“为什么这么说？”他酒过三循对我讲。“在拉萨时，我经常去他们那些人家里做客。他们的墙上都挂着毛主席、周总理的像，有一次风吹得画像翻起来，我才发现毛主席像的另一面竟然是达赖像，周总理像的另一面是班禅像。原来他们是白天挂这一面，晚上就翻过来挂那一面了。这不是一个人的做法，后来我知道很多藏族干部都这么做。你说他们这叫不叫两面派？”1989年3月，北京当局做出拉萨戒严的决定后，为了防止走漏消息，直到戒严开始的前一天──3月7日凌晨，西藏当时的中共书记胡锦涛才向向西藏党、政、军、警少数核心首脑传达，准备下午5点传达到地厅级干部，但是下午3点，一个蒙面尼姑就在拉萨中心的八廓街站在货架上，向众人大声疾呼地公布了这个消息。送出消息的只能是参加凌晨会议的核心人员 。此类情况在西藏多次发生，包括警察系统刚刚在核心人员中布置逮捕，要逮的人就已闻风而逃。据说中共安全部门曾在班禅转世灵童掣签仪式的会场安装了监测仪器，掣签结果刚一出来，会场内就有好几部手持电话打向国外，给达赖一方通报消息。其中就有政府官员。1995年，一个达赖喇嘛在海外授封的活佛从印度回他的本寺所在地──青海玉树。玉树当地有一万多藏族百姓前去欢迎，并且组织了由一百辆汽车和一百摩托车组成的欢迎车队。这种规模的活动在人烟稀少的西藏高原已是轰动大事，也是中共最为害怕和警惕的事。但是中共党政部门包括安全、公安机构却一概不知道。事情暴露是因为一个临时下乡的副省长偶然碰上了欢迎场面。后来进行查处，玉树州的安全机关说事先已经上报州政府，但没有上报上级安全机关。而玉树州藏族州长把情况压住，也没有上报。面对查处时，他们会辩解那是工作疏忽，实际那疏忽肯定是有意的，他们从心里就不希望这个活动受到干涉。我在昌都地区也见过类似的场面。千百名穿着节日盛装骑骏马的藏人欢迎从印度来的活佛。藏族的中共党员和干部也纷纷前往请活佛摩顶。当地藏人对此无人不晓，只有我跟那位汉人县委书记提起的时候，他一无所知。他的藏族下属根本不跟他提这事。基层政权的藏人官员对宗教更是顶礼膜拜。他们大部分是在家乡任职，经验和观念多来自民间，立场和长远打算也都是建立在本土之上。各种血缘的、亲属的、邻里的、友情的关系，成为一张“众意”之网，把他们裹挟进“随大溜”之中。他们中间大多数文化水平不高，甚至有文盲，连上级发的文件都得找寺庙喇嘛给念。举行民间宗教活动时，他们往往充当召集人，端茶倒水，刷锅做饭，忙得不亦乐乎。对他们而言，上级指示远不如活佛意志神圣，法律惩罚也不如神的惩罚可怕，所以他们对宗教势力经常亦步亦趋地追随，导致宗教势力干涉政权功能，影响司法等。西藏的基层政权，现在已经基本“民间化”。
4、发展经济不是药方
中共1995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除了决定对西藏加强政治控制，对分离活动加强镇压之外，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围绕西藏的经济发展。很明显，北京把稳定西藏的希望开始寄托于西藏经济的发展上──如果藏人生活富裕了，全都热中于追逐财富和享乐，还有什么心思和必要搞独立呢？这和中共“六四”以后对中国的统治思路是一致的。同时，北京还把推进西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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