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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治世经典-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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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形貌相似，百谷相互生养，六畜相互繁育，货币相互流通，百川流尽恶污，群山包容落日，由此构成中国之“合”，这是自然之合啊。
天地之气，依靠自然并且是不得不然，依靠自然称“合”，不得不然称“离”，因此，知天地有昼夜之理的人，可与他们讲离合的原因。凡事有不得不然的规律，所以有离。所谓不得不然之理，其实也是本于自然之规律。所以要以三条统之，以两戒分之（三条，古人把中国地形三大山脉走向称为三条，即南条、中条、东条。两戒，僧一行提出中国地理以青海、陕北、山西、河北、辽宁为北戎，以四川、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为南戒）。郭景纯、僧一行、朱元晦的理论就是从这里来的。
中国的地形，自西北而至东南，一条条山脉耸立，一条条江河分界，风俗有文有刚，隘塞自然合理。以黄河作为中间分界线，北方干燥，南方湿润，南方属火故天使其湿润，北方属水故天使其干燥，这是天地用来调节阴阳的，
因而有不一样之时令，形成了南北的区别。
河北指桑干河以南，恒山支脉，经过井陉，少山、黑岭、伏牛山、羊头山与太行山、王屋山，相峙，南到中条山，至黄河北岸；而大行山之东，淇河、垣河、漳河、渭河（沙河）等汇于山东者，成为一个地区。河右地区则是过黄河，下秦川，南至褒、斜，与山西或离或合。河山以东，河南则出潼关，淆山、嵩山、少室山、熊耳山、桐柏山，东到成皋（河南荥阳汜水），南连平靖关（湖北应山）、黄土关（河南信阳西南）、木陵关（河南光山南）、岐岭（湖北罗田），连接潜山（安徽潜山）、霍山（安徽霍山），以临长江，是长江的依靠。江南则有岷山、峨嵋山南伸，沿沪水向北，经牂牁（贵州黄平西），出夫夷（湖南新宁），东越衡山，以至彭蠡（鄱阳湖）。而上庸（湖北竹山）之北，以武当山为屏障，沿沔江向西北到武关（陕西商南），绕于汉中，至大散关（宝鸡南）南向荆门（湖北荆门）归州（湖北秭归）、峡州（湖北宜昌），至沅州（湖南芷江）、西阳（四川酉阳）。江东以太湖为界分为浙岭和渐江。福建有武林、仙霞岭、杉关（福建光泽西北）之关隘。广东有五岭、泷水（广东新会）、秦城（广西兴安）、潭中（广西马平）等要塞。如此之类，像田畦一样条条陈列，亦是乘天地之间气，都属于“离”。间气导致“离”，纯气导致“合”，合气属于划，离气属于夜。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太平和变乱都是这样产生的。这些虽说是天意，动静之间仍是有人的作为在其中的。
古代的轩辕黄帝，上承伏羲炎帝，下传夏商周，礼遇亲贤，敬神明，建万国，立诸侯，为其国君，治其臣民，修边防城池，实行各种管理和教化措施，顺应臣民的要求，乘其“合”，理其“离”，早为他们安排好一切，而无愧于大同。然后总理天下奏请，统一天下历法，接受诸侯的朝观，请求其婚姻之礼，主持其盟会之约，委任牧伯，派遣州长，使他们与中央像舅甥关系一样，死丧互相吊唁，水旱灾情互相救济，军队互配合防卫，官宦互相往来，财富彼此流通。名称虽然为大一统，实际四周小国并存，这是三皇五帝时代把涣散的四周小国联系在一起，保存天地之纯气而防止分裂的方法。因为这是正当的“纯气”，所以天报之以合，数千年之间，中国之内太平繁荣。
秦汉以后，东南同辖于一个军事长官，西北同属于一个官僚治理，把过去的万国都统归一个人领导，而又开河西，通瓯骆（越南河内地区），在朱崖（海南琼州）设郡，在滇笮（云南地区）设县，其“合”也很稳固。
物不可以久合，因而河山走向条派分背之气，约几百年有一“离”。东汉建安以后，国家分裂为七八而归为三国，西晋太康年间合而为一，未满百年，又分裂为十六国。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使北方部分统一，却一直与江南王朝形成三分之势，隋文帝开皇时统一天下，未满三十年又天下大乱。及唐高祖武德年间统一之后，统一近三百年。玄宗天宝之乱使河北小分裂，信宗广明之乱使太原、开封、幽镇（河北），吴越（今江苏浙江）、闽广、荆湖、两川（四川）割据者数不胜数。宋太宗雍熙年间实现统一，而燕、云（山西大同）等地终未统一，未满二百年天下又分为金、南宋对峙。蒙古结束了分裂，使明洪武时天下一统。南宋祥兴年间亡国以后，中国之气归合于明朝近四百年。因而可以说合到极点而乱，乱到极点而离，离到极点又合，合而后会有圣人出，受天命，定天下，掌握中枢而统一，以凝聚保守中国的阴阳和谐。
自然规律是无法抗拒的，上天尚且不能违背，人们怎么能违背呢！故太
史儋说：“起初秦国兴周朝合而离，离五百年而又合，合七十余年而霸王之君出现了。”终南山、涞水、渭水交会之处，是周与秦的连接处。周平王东迁，放弃了这些地方，秦设防于淆山、函谷关，形成与周东西对峙。其后东周只能统辖洛阳城府，四周诸侯都先后割据，不能再谈丰、镐（西安附近）西周故地。到了战国，天下瓜分瓦解，而河东以东诸国合力才能抵抗一个秦国，东西分离之势可见大致。故三川合并之后天下又统一于秦，割据者被平定之后，汉刘邦又兴国灭秦。由此可见，离合之际，没有深刻见识者是难以预测的。
三代五帝以来，那些有姓有氏而冠盖众人的贵族，或因侵凌衰败，或因迁徒强占，南屯北戌，最后成为风俗不同的民族，但起初都是中国几姓的后代，精脉传续，筋肉相攀，婚姻、兄弟、同事相处，欢如臂腋。待到他们的关系破裂时，却不再记得这些情谊，以至于兄弟互相争斗于原野，舅甥拿着武器互相厮杀，血肉狼藉，这难道不是令人惨心痛髓的事情吗！而天地也为此深感哀痛啊！
然而，我们若知道这是害气，则姑且听之任之，因为时势的发展不得不然。上天为防止害气坏溃而无法挽救各部的遗类，乃设下高原大坂以阻隔他们，设江河以隔开他们，又出产金铁、粟米、盐卤、皮革等以资助他们，贤豪才勇各自统领自己的地区，各统帅自己的军队。所以说，合是圣人显德之时，离是贤人建功之时。如今要防备他们“离”，而求他们建功，所以要按地理条戒，收笼地脉，贡天宾，采物华，按照民众之志，建立规抚之法，无须盛服盛饰治理而只需闭目规划可也。
南条之纪，不得熊耳山、冥厄（平靖关）、寿春（安徽寿县），不足以防守；中条之纪，不得杨刘（山东东阿）、曹濮（河南濮阳）、河内（黄河北）、太行，不足以防守；东条之纪，不得虎牢关，广武（河南荥阳北）、少室山、熊耳山，不足以防守；江汉之纪，不得荆门、上庸、襄阳、舒（安徽潜山）、皖（安徽安庆北）、濡须（安徽巢县），不足以防守，西南之纪，不得武都（四川绵竹）、天水、仇池（甘肃成县）、陈仓（宝鸡东），不足以防守；武夷至海，属于余气所，在，不隔太湖，不足以防守；五岭尽头在蛮族区中，亦属余气，不左依洞庭右靠彭蠡，不足以防守；实行文治之国，士马轻佻脆弱，数战得胜，趾高气扬而力量减弱却不知道，倚仗长处去攻击短处者，不足以防守；珍视先王的制度法令，珍重先王的训典，崇尚廉耻，尊敬臣民，励风俗规范，除苛虐弊政，武将愿辅佐天命，但若故意背道而驰，与称霸夷狄者相和协，不足以防守；鱼盐、杭稻、珠玑、锦绮、象牙都在当地出产，且又丰登，而以此争长奢侈靡丽之风，使民心嘻荡而自弱自败者，不足以防守；不能统治臣下，不珍重宝物，盗窃偷行，祸发于朝堂，使敌人有间隙可乘，或者过分戒备于此，下下猜忌，自弃友邻，偏一于此，不足以防守。这十一不能守，贤者一定要引以为鉴。所以说，地有必争之处，天有必顺之理，必须养气，必须正谊，必须返道，必须惜物，必须谨权，必须强辅，取此八项，以使贤人建立功业，以此来施爱于民众，消除十分之一的害气，便可以作为百年太平之谋。
《诗经》中说道：“既然顺从其事而民众皆安，就没有怨欢。”远离民众厌恶的人，管理民众的田界，拯救残民，消除民怨，这就是公刘（公刘，后稷之曾孙，夏末迁民于幽，治国有道）能够延续上天爱民之心的措施。
有人说：“天地之数，或者三，或者五，三百年一小变，一千五百年一
大变。从轩辕黄帝到夏桀一千五百年，禅让制度消失了，被放逐和征伐代替。由商汤到汉又一千五百年，封建制度消失，又以离合代替，由汉朝到南宋祥兴时，又一千五百年，离合消失，而以纯杂代替。纯以承合，杂以承离。纯使得顺从同一，杂使得变乱离异。同类为中国之主□□□□□。各行往复，各平其乱。然而承天命而振兴三纲者，如果不奖掖中国，掌握清明刚正之气，作智者勇者之助，驱骁悍侥驳之气，必不能早日根除杂之消蚀，回到远古轩辕之治，以后的政治就没有什么可资期待的了。
呜呼！如果不是明察消息，通晓昼夜相替之理，知晓天地规律而不失误的人，又怎能够观察天地社会的变化啊！
跋
明·王夫之
遵循古制。继承天命而称圣王者，是本于轩辕之治，建国黄中，消除间气异类带来的灾难，扶长中夏之民而入尽其才，治国之道就完备了。
有人指出：“古代孔夫子鉴于祸乱，表明自己的希望和忧虑，申明圣王之道，写了《春秋》，后代儒家发展他的学说，以董仲舒、胡安国为最多，无不提倡端正道谊，反对权谋。现在你所写的这些，有些不是这样。提倡以功业、武力为固国之本，以法令禁止为治国措施，即使讲明理，也衍而论其数，虽然也反复讲仁义，重视道德教化，引伸性命之说，探求天地之本源，恐仍不符合《春秋》的尺度啊！”
我回答道：“为何这样说呢？民初生之时，自结成群，远离灾害。摈弃夷狄，统建君长，所以仁是指自爱同类，义是指自制其伦，强干自助，借以聚集中国的元气也。如今族类不能自保自固，哪还有仁义可谈！”
他又说：“《宰制》所谋，以传无穷，必需通明变化之理，以免固定僵化。汉朝兴起于西京长安，中兴于洛阳，你所说的以燕京为会同之都，不就是要固定吗？”
我回答道：“当君王者根据阴阳测定风雨，建都城，做宰治之主，无不选气机深厚的地方以巩固自然之实宇，所以伏羲，神农建都，或建于陈（河南淮阳），或建于鲁（山东曲阜）、平阳（山西临汾西南）、蒲坂（山西永济北）、安邑（山西夏县）、耿（山西吉县）、相（河南安阳），靠着河东北，作为建都之地。长安（今西安市）、洛阳、大梁（今开封市）之地，后来君王都曾建都。几百年以后地力衰竭，渐渐变为薄卤。如今燕苏之地，受天命而兴国者，金、元虽不足称数，明永乐建都于此，水土未有变薄，天命之气聚集，天子守边，四方来辅。后来的帝都，当然要在此地区，以光赞我成祖的功业。”
他又说：“贤哲之制度没乱，庸愚之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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