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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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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高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
“唉——日子总还得过呗。”长叹一声后，他继续道，“那些年里，我们全家很多时间全浪费在路上，孩子上学要比一般的同学多花至少四个小时路程。家里没有钱，所以他们尽量骑自行车，我都记不清经我手到底换过多少副车胎！看到孩子能骑车到城里上中学，我感到有一种希望在我心头涌动。我两个儿子非常不易，他们从内蒙农村的学校转到北京市的学校时，连本书都没有，起初上课时像傻子似的什么都不懂。但他们十分努力，也从不跟人家比吃穿，上高中了也还穿着有补丁的衣服，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相信，可在我们家一点也不奇怪。”老高说着抖抖自己身上的衣服，说：“你看我现在穿的，回北京快有十年了，我只添过两件衣服，其它的都是缝缝补补再穿的旧衣服。孩子跟我们一样。我大儿子是在猪棚里考上重点中学的，又在1997年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从北京十五中考上第二外国语学院，考了534分，这个分那年是可以进北大的。二儿子高岭是在猪棚里考上广渠门中学宏志班的。我二儿子是一个十分要强的孩子，他进宏志班后学习特别努力。这是一个专门为经济贫困家庭的子女们特设的班，学生都是来自全市贫困家庭的几十位优秀学生，他们相互之间都在竞争。高岭因为自己路程远而耽误很多时间，又没有一个起码的家而内心非常痛苦，他在做作文时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作文，苦诉为什么在这万家灯火、高楼耸立的首都就没有自己的一个立足之地，倾吐了孩子渴望有个哪怕能安一张床、一张写字台的家的心情。他这篇作文让班主任高金英老师很感动，高老师便利用一个星期天，跟着我儿子来到了我们这儿。当她看到我们一家住在远离市区的一个猪棚里时，忍不住眼泪都流出来了。高老师说她教的宏志班都是穷人家的学生，可像你们连个家都没有、只能住猪棚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和看到。高老师是大好人，她说她要尽自己所能帮助我们解决房子问题。
她后来带电视台的记者到我住的猪棚里现场采访，又向市里反映。1996年3月31日，在当时的北京市李市长的亲自安排下，我们全家搬进了现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觉得四口之家住一间十多平米要什么没什么的简易楼里太寒酸了。可我们全家已经很知足了，因为总算有个家了。”老高颇有几分自豪地指指桌子上惟一的装饰品——一个我们早已久违了的小管灯，说：“这灯是一个亲戚送的。它的功劳很大，它把我家两个儿子都送进了大学！”
老高的二儿子高岭是1999年从“宏志班”考上北京农学院的。我问老高现在家庭的情况怎样？他说他比以前心情舒畅多了，因为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圆了他多年的梦。“我现在虽然日子过得还很紧巴，我自己下岗了，厂子只给一点社会保险，我和妻子俩人每人每天就有十七块的收入。她在赛特那儿涮碗，我在一个单位做临时工，要负担两个大学生孩子的上学费用几乎是不可能的，好在学校能免一点，孩子自己勤工俭学挣一点，加上我们省一点，所以就只能这么紧巴着过。因为我这辈子没啥可追求的了，就希望孩子能有出息，他们现在都上了大学，我看到希望了呀！你说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奢望？”
那天走出高全根家时，已近傍晚，京城上空的一道晚霞正美丽地照在他所居住的那栋像鸟笼似的简易楼上，外面是喜气洋洋的庆祝国庆五十周年的阵阵歌声、鼓声和踩气球的欢笑声。我忍不住取出照相机，给老高他们这栋“京城贫民窟”留下一个影，我想以此告诫那些生活在蜜糖般幸福的富有的人以及我们的官员：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人的日子过得很难，应该再想些办法帮助他们！
采访高全根，使我对知青那一代人在今天为了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大学所表现出的那份强烈意愿，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据调查，当年知青中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真正重新进大学又把光辉前程夺回到自己手中的仅仅是数百万知青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而像著名的作家陈建功，原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为河南省省长的李克强，著名导演陈凯歌等等社会精英，就为数更少。也就是说，大部分当年的知青由于那场“浩劫”而一生断送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且由此造成了一辈子改写人生命运的结局。
这是中国一个特有的悲剧。
这或许也是中国今天的高考为什么越来越让入感到进入了牛角尖和死胡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一国国民像中国人对考大学那样表现出如此的狂热。
十年浩劫使一代人失去上大学的机会，也强化了后两代人共同渴求冲进大学门的那种“决一死战”的情结。这种状况只有中国才有。
“我再不把儿子送进大学，就意味着从我之后的几代人便会丧失做人的最基本的资本，也就是说在我之后我们崔姓将彻底沦为贫民阶层。”通过自学已在北京市某机关任副处长的崔先生谈起这个话题时，显得异常激动。
“可不是嘛！”他的话像汹涌奔腾的大江之水，一泻而下。“我是老三届的，后来到北大荒去了。恢复高考时我没有参加，不能全怪我。当时一方面我们仍受读书无用论影响，一方面我在团部任领导职务，工作忙，分不开身，把参加高考的机会让给了别人。如果说当时我自私一点，完全可以像别人那样，扔下手头的工作去复习，去参加高考嘛。回城后，我在一家福利厂当支部书记，工作还是那么忙，天天都要为几百号人的生存发展着想，还得经常跑外勤，哪来机会去脱产参加这个班那个班？你不信可以去看看我的档案，尽是什么‘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先进党员’之类，可在填写一张张先进上报表上，文化程度那一栏一直是高中毕业。有啥法子。比比人家，那些当年在兵团给我手下打杂的人，现在个个是教授、局长。我不感到心寒？不就是因为人家后来上了大学，身怀一张可以敲门的文凭，所以便提拔得快嘛！我们这些没有文凭的，再拼命干，也不如人家一张文凭‘水平’高呀——哪怕连最基本的一个车间都指挥不好，可是人家管理学的博士毕业生，照样可以比我们早提拔到处级、局级岗位上。而我们呢，就因为没有进过大学，所以什么好事都与你无关。这公平吗？可有谁能改变得了？””崔兄的一番话听起来像是牢骚，实际上反映的确是当今的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问题。
我知道老崔的儿子今年也在读高三，准备参加2000年高考。“你可以到我单位问问，我早已不是当年那种先进分子了。我现在上班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呀，这我心里明白，处长局长也不会说我什么，反正在我之上有一大堆人闲着，我多干活并不一定落好。乐得我能有时间把精力放在儿子的学习上。你问我儿子的学习成绩怎么样？当然不错了，我希望他圆我的清华梦。现在我和爱人的全部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只要他能考上名牌大学，我就觉得自己社会对我们这些知青欠的不公，算可以逮回了，否则我一辈子心理不平衡。”
我与老崔相约2000年夏天，等他儿子考上大学后我们一起上他的一个“兵团战友”开的“北大荒”饭店隆重庆贺一番。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不算什么，你要有机会采访采访那些没有回到北京仍在外地的知青们，他们为了孩子能上大学所付出的那才叫人感动呢。”老崔向我作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后来我从市高招办的工作人员那儿获得信息，每年北京市高考学生中都有不少在外地长大的知青后代。1999年的高考开始后，我就留意了这样的对象。北京西城的十三中和四中的高考点离我的住处都很近，高考那几天我特意天天往这两个考点跑——我在寻找采访对象。8号那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在山西工作，看上去已经成了“北方大妈”的考生母亲。这位考生的母亲明显特征是“土”——可以说土得根本看不出她曾经是北京城里出生的人。
“我、我是堂堂正正的北京人呀，可现在我连小时候一起读书的同学都不敢见了，为啥？就是因为我现在这个样子还有人相信我是北京人吗！”这位考生母亲一说话就擦眼泪，看着她满头银丝。我心底油然升起一股怜悯之情，在我保证不说出她的真名后，这位大姐才同意我的采访。
我这里你她为章大姐吧。
章大姐是1970年下乡的，还没有读完高中，她就随着学校一声令下跟同学们到了山西吕梁山一带插队去了。她与当年很多北京女孩子一样，是瞒着家长自己硬把户口迁走的一一那时候这样的行为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她本来因为年少体弱可以分配到条件好一点的乡村，但由于“革命意志坚强”，要求到最穷的山区落户。就这样，她在山西的运城地区的一个山村安家落户了。那是个几乎了世隔绝的穷地方，上乡里的小镇也要走上近一天的山路。章大姐到这儿插队，住在一家有三个儿子的老农家，主人待她不错。特别是每当生产队分给她重活累活时，这家当家的老爷子就嚷着叫三个儿子帮她干。日久天长，章便把这儿当作了自己的家。尤其后来她在北京的老母亲去世后，便跟这家房东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在她插队的第三年，房东大妈给她从城里扯了一块的确凉布，送到了她的小屋，随后问她愿不愿嫁给她家的三个山伢仔中的一个？章摇头也不是点头也不是，最后还是这家的老爷子选定的——嫁给二伢子吧。就这么简单，她就当上了这家的第一个儿媳妇。她的丈夫年龄与她还算相配，大三岁，而她的大伯子已经三十二岁了还是光棍。当了人家的媳妇，接下来自然就是生儿育女了。到1980年那会儿，那些当年与她一起下乡插队的知青都可以回城时，章的大孩子已经八岁，小的也有六岁了。根据当时的政策，她回城的希望是没有了。
她只好默默地流泪，偶尔站在黄土高坡向自己的故乡遥望一眼，像是做错事似的很心虚。岁月的沧桑已经使她渐渐淡漠了自己是个北京人的概念。她把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和身边的两个孩子，当作了生命中全部的希望寄托。
突然有一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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