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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经常是把一些她自己早已将答案背得滚瓜烂熟的问题拿来问人。

　　“我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伟大胜利。我们把世界上最富有侵略性的法西斯国家的手脚都捆住了。”

　　“对。”济娜的爸爸说，“你的看法很对。我们那儿今天出了点事儿：采购组供给的钢型号不对。”

　　车间生活对他来说是亲切易懂的，谈到车间可就和谈到政治大不相同了，他两手不住挥舞，放声大笑或是怒气冲冲，站起身在房间内跑来跑去，经常踩疼我们的脚。可是我们都不爱听他的那些车间新闻，因为我们对体育、航空和电影要感兴趣得多。而济娜的爸爸一辈子都在旋他那些铁锭。我们带着少年入那种残酷的冷漠表情听着他讲，济娜的爸爸每次或迟或早总会发现这种情况，因而觉得非常尴尬。

　　“当然罗，这是小事一桩。应该把眼光扩大一些，我明白。”

　　“我爸爸真是个唯唯诺诺的人。”济娜难过地说，“我怎样也没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真要命。”

　　“这是旧社会留下的胎记。”伊斯克拉用权威性的口吻议论道，“在沙皇制度骇人的压迫之下出生的人，长期觉得自己的意志受到束缚，对未来也怀有恐惧感。”

　　伊斯克拉善于讲解，济挪则善于倾听。济娜听每个人讲话的态度不同，但都是用整个身心去听，仿佛她不仅听到，而且还同时见到、嗅到和感觉到这些话似的。她非常好奇，又过分容易与人接近。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愿把自己的秘密告诉她。然而，大家又喜欢聚在她们这个女性居多数的家庭里。

　　这大概是由于她的家令人感到特别舒适、特别亲切和特别清静的缘故。她的爸爸和妈妈说话的嗓音不高，因为家里没有一个可以冲着大声嚷嚷的对象。这个家里总是在浆、洗、掸、扫，又蒸又煎的，而且一定得烤馅饼。别看这些馅饼是用价钱便宜的黑面烤的，可我至今还记得它们的味道，而且至今还认定从来也没吃过比这种土豆馅的馅饼更美味的东西。我们就着便宜的夹心糖块喝茶，一边吃馅饼，一边闲聊。瓦利卡则在这个住宅里串来串去，东张西望，看看能搞些什么发明。

　　“我把煤油炉接到自来水管的龙头上，你们看好不好？”

　　“你是不是要让茶里掺上煤油呀？”

　　“不是，我是要把自来水加热。火柴一擦，水管就会变热，自来水也就烫了。”

　　“那你就接吧。”济娜同意了。

　　瓦利卡又是接，又是敲，又在墙上凿洞，又湾水管。他从

　　来也没搞出过一件用得上的东西，可是伊斯克拉认为重要的＇443＇是设想的本身。

　　“爱迪生也不是每次都成功的。”

　　帕什卡提出：“要不要我揪住瓦利卡的两只耳朵把他提起来一次？爱迪生就是有一口让人揪着耳朵提了起来，所以马上就成了个伟大的发明家。”

　　帕什卡真能揪住耳朵把瓦利卡提起来。他很有劲，能蜷起腿爬绳，能拿大顶，还能在单杠上大胆地做“大回环”。这要求经常加强般炼。帕什卡从不看书，但是喜欢听别人朗读。因为经常是由莲娜·博科娃朗读，所以帕什卡与其说是用耳朵来听，还不如说是用眼睛去听。他从五年级起就和莲娜要好，而且他的爱憎是持久不变的。伊斯克拉也朗读得不错，但是她过于喜欢边读边讲解，所以当我们打算朗读特别有意思的书籍时，宁愿要莲娜来朗读。我们当时读了不少书，因为那会儿还未发明电视，我们兜里又没有钱，连票价便宜的日场电影也看不起。

　　从童年时代起，我们就以我们最关心的事为题来做游戏。各个班级不是比赛分数和成绩的百分比，而是比赛看谁有幸能给帕帕宁北极考察队队员写信，看哪个班有被命名为“契卡洛夫①班”（注：　①契卡洛夫，苏联英雄、著名飞行员。1937年首次完成从莫斯科经北攸到美国的不着陆飞行，1938年在新飞机试飞时遇难。）的荣誉，看谁能争取到参加工厂新车间开幕式或派代表欢迎西班牙儿童的资格。

　　有一次我参加了欢迎西班牙儿童的代表团，因为我夺得了百米赛跑的冠军；伊斯克拉也参加了，因为她是全优生和社会活动积极分子。我们从欢迎会上带回来对法西斯的满腔仇恨和四个橙子。我们全班庄重地吃了这四个橙子。每人分到一又二分之一瓣，外加一点橙子皮。至今我还记得那橙子的特殊香味。

　　我还记得自己由于不能去营救切柳斯金号的船员①而伤心难过，因为我的飞机被迫降在雅库梯亚，没能飞到北极探险站的营地。这是一次真正的迫降，原因是我没背出一首诗，得了个“劣”。后来我才把这首诗背会了：“是的，我们那个时代的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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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切柳斯金号”1933年1O月在白令海峡被浮冰围困，向北漂移、起初被冻住．后被挤毁，苏联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出动飞机，将全体船员救出。

　　注：②引自莱蒙托夫《波罗金诺》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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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是这样的：教室墙上挂着一幅自制的大地图，每个同学都有一架飞机，得一个“优”便可以向前移动五百公里，可是我得了个“劣”，于是我的那架飞机被取了下来，不准再飞。这不只是登在教师记分册上的一个“劣”，它对我本人来说很糟，对被我坑苦了的“切柳斯金号”船员也有一点（也稍稍有些）糟糕。

　　搞这张地图是伊斯克拉想出来的。

　　在九年级时，瓦莲金娜·安德罗诺夫娜让我们以《我愿当个什么人？》为题写一篇自由发挥的作文。全班同学都写了他们想当个红军指挥员，连沃维克也想当个坦克兵，从而博得一阵欢呼。是的，我们都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的命运是严峻的。我们自己选择了这种命运，盼望能够参加陆、海、空军，我们自认为是男子汉大丈夫，当时最有男子汉气概的职业莫过于当兵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非常走运。上八年级的财候，个头儿就赶上了爸爸。因为爸爸是红军指挥员，所以他的旧军装就归了我。这套军装包括军服上衣、马裤、军靴、军官皮带、军大衣和用一顶深灰色呢子做的布琼尼式军帽。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我把这套漂亮已极的军装穿上了身，整整十五年都没有脱下来，直到复员为止。当时军服的式样已经改变，但内容依然如故。它仍旧是我那一代人的服装——最漂亮、最时髦的服装。

　　所有小伙子都对我羡慕不已，连伊斯克拉也不例外。

　　伊斯克拉试了试我的军服上衣之后说：“我穿着当然是大了一点儿，可是穿着它多舒服呵，特别是把皮带束紧点。”

　　我经常回想起这句话，因为它有时代感。我们人人都尽力把腰带束得更紧，好象每时每刻都会应征入伍，好象整个队伍是否能投入战斗去夺取胜利的战备状态都取决于我们的仪表如何似的。我们当时还年轻，但是渴望的并非个人的幸福，而是个人的功绩。我们还不知道，要建立功绩，先得播种和培植。它是慢慢地成熟起来的，要经过一个看不到的充实力量的过程，以便有朝一日能进发出耀眼的火焰，这火焰的光芒将长久地照耀着今后的几代人。对于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而我们的经历过革命烈火考验的父母却非常清楚。

　　我似乎记得，我们谁家也没有浴室。噢，不对，有一家是有浴室的，不过这事日到以后再谈。我们通常是三个人一起上澡堂：我，帕什卡和瓦利卡。帕什卡先是用硬得要命的擦子给我们搓背，然后要在蒸汽浴室里美滋滋地呆上好久。他要求热得无法忍受的蒸汽，我和瓦利卡为他泼水供汽，但是我们自己却坐在下层，帕什卡则在最上一层嘲笑我们。

　　“年轻人，你们好呀！”

　　有一回济娜的爸爸，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科瓦连科羞羞答答地用木盆遮掩住下体，侧着身溜进蒸汽浴室来。他一丝不挂的时候更显得瘦小和难看了。

　　“你们这儿热了点儿。”

　　“这还算热呀？”帕什卡在上层鄙夷地大声嚷道，“这才不过是亚热带的气候！纯粹是安纳帕①！（注①安纳帕，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中心，濒临里海，气候温和，为儿童疗养地。）喂，瓦利卡，再加点热汽！”

　　“轮到鲍里卡了。”瓦利卡说，“鲍里卡，加汽。”

　　“有必要吗？”科瓦连科怯生生地问道。

　　“有必要！”我不客气地顶了一句，“蒸汽不会把骨头烫断的。”

　　“那得看对谁了。”科瓦连科淡淡一笑，这样说道。

　　我马上把一满盆水哗啦一声泼在石头炉子上，一股股蒸汽丝丝地直往上冲，帕什卡乐得大声吼叫，科瓦连科叹了口气，站了一会儿，想了想，端起木盆，转身走出去了。

　　他转过了身……

　　我现在还记得他那个脊背，那个被刺刀、大刀、马刀捅得和砍得疤痕累累，疙疙瘩瘩的脊背，那上面一点好地方也没有，全都布满了国内战争留下的紫红色印记。

　　伊斯克拉的妈妈也是经过国内战争而变了样。我不知道她身上是否也有疤痕，但是她的心灵上却有和济娜爸爸脊背一样的伤疤。这一点我是后来才懂得的。

　　伊斯克拉妈妈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帮助我回忆起来。她经常到中小学、中等技术学校、工厂和集体农庄演说。她讲起话来简短生硬，就象喊口令似的。我们都有点怕她。

　　“你们要记住，革命仍在继续。在我们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之前，还将继续下去。你们要准备斗争，严酷无情的斗争。”

　　说不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我的幻觉而已？我一天天衰老下去，与那个时代相去越来越远，而且今天已经不是当时那个现实的本身，而是对那现实的想象支配着我的头脑。可能是这样，但我想逃开年龄对我的提醒，我想回到那些日子去，再度变得年轻和天真无邪。　

第一章
　
　　“清楚啦，清楚啦，清清楚楚啦！”济娜不等听完妈妈的嘱咐便大声嚷嚷起来。

　　她急着要把门关上，搭上门钩，可妈妈象往常那样还逗留在门口作最后的指示：要洗、要熨、要刷，还要将衣物煮一遍，把地扫干净。真是要命，怎么每次临上班。她还能想出那么多事来。往日济娜总是耐着性子听她把话讲完，可偏偏在今天妈妈磨蹭得简直令人难以忍受，而济娜脑子里产生的那个念头又要求有所行动，柯况这个念头来得这样突然，而且连济挪本人都认为它近乎是罪过的呢。

　　今天早晨，济娜梦见自己身在一条小河的岸上。这个夏天她头一回不是以普通小姑娘的身份去夏令营，而是脑阵责任感去当辅导员的助手。整个夏天她都严厉地皱着两道毛茸．茸的眼眉，所以鼻梁上方的眉心处留下了一条垂直的白印。济娜为这条自印感到非常自豪。

　　但是她不是梦见自己和那些她要为之皱起眉头的少先队员在一起，而是梦见和中队辅导员、教师以及别的首长这些大人在一道。他们都在沙滩上晒太阳，济娜在那儿拍水，因为她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