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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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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啦,列诺奇卡,别折磨人啦。让他们消除消除旅途疲劳吧。”
“现在我想知道放大镜一共有多少种,影像在什么情况下是真实的和变形的,又在什么情况下是正的和倒的?”
“您哪儿来的这么多的物理学知识?”
“尤里亚金有位杰出的数学家。他在两所中学——男校和我们那儿上课。他讲得多好啊,多好啊!像上帝一样!有时候都嚼烂了才放进你嘴里。他姓安季波夫。同这儿的一位女教师结婚了。女孩子们都为他着了迷,全爱上他了。他自愿上了前线,从此就没回来,被打死了。有人说仿佛上帝的鞭子,上天的惩罚,这里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委员就是复活了的安季波夫。当然是神话了。不像真事。可是谁又说得准呢?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再来一杯吧。”
瓦雷金诺
到了冬天,尤里·安得烈耶维奇的时间多了,他开始记各种类型的札记。他在札记本上写道:
多么美的夏天,夏天多美丽!
这简直是魔术般的神奇。
我问你,它为什么令我们念念不忘,
这样地没有原因?
从清晨到黄昏,为自己和全家工作,盖屋顶,为了养活
他们去耕种土地,像鲁滨逊一样,模仿创造宇宙的上帝,跟
随着生养自己的母亲,使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新生,创造
自己的世界。
当你的双手忙于使肌肉发胀的体力活儿的时候,当你
给自己规定将报以欢乐和成功、体力适度的任务的时候,当
你在开阔的天空下,呼吸着灼热的空气,一连六小时用斧子
钦木头或用铁锹挖土地的时候,多少念头闪过你的脑海,在
你的心里又诞生多少新鲜的想法!而这些思绪、揣测、类比,
没记在纸上,转眼就忘了,但这不是损失,而是收获。用黑色的浓咖啡和烟草刺激衰弱的神经和想像力的城市中的隐士,你不会知道最强大的麻醉剂存在于真正的需要里,存在于强健的体魄中。
我不会超过我所讲过的东西,我不想宣扬论尔斯泰的平民化和返朴归真的思想,我也不想在农业问题上修正社会主义。我只想弄清楚事实,而不是把我偶然的命运视为常规。我们的例子是有争议的,不宜由此而作出结论。我们的经济属于另一类型的组合。只有蔬菜和土豆,我们经济中的一小部分——是我们自己生产的。其余的一切都有其他的来源。
我们使用土地是不合法的。我们违背国家政权制定的核算,擅自使用土地。我们到林中砍伐木材,更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因为我们是盗窃国家的——先前是克吕格尔的财产。米库利钦纵容并庇护了我们,他们过着差不多同样方式的生活。远离城市的地理位置救了我们,幸运得很,城里对于我们干的勾当暂时还一无所知。
我放弃了行医,对我是医生这件事讳莫如深,因为不想限制自己的自由。可总会有那么一位住在老远地方的善良的人,打听出瓦雷金话来了一位医生,便赶上三十来里路,到这儿来找我看病。这个带着母鸡,那个带着鸡蛋,第三个带着黄油或者别的东西。我不管怎么对他们说不收报酬,可仍然无法拒绝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相信看病不要报酬。这样,行医也有些收入,但我们和米库利钦一家的主要支柱还是桑杰维亚托夫。
我简直猜不透,这个人身上包含着多少相互矛盾的东西。他真心拥护革命,并且完全没辜负尤里亚金市苏维埃对他的依赖。他凭借手中强大的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征用瓦雷金诺的木材,把它们运走,甚至用不着对我们和米库利钦家说一声,而我们也一点奈何他不得。另一方面,要是他乐意盗窃国家资财,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D袋装满,也不会有人出来吭一声。没有人可以同他分肥,他也用不着向任何人送人情。那又是什么促使他照顾我们,帮助米库利钦一家,支援区里所有的人,比如,托尔法纳亚车站的站长呢?他整天东奔西跑,老给我们送点什么东西来;他谈论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共产党宣言》来同样津津有味,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不把生活毫无必要地弄得如此复杂和失调,他准会活活闷死。几天之后医生又写道:
我们搬进老宅子后面那两间木头房子里。这两间房子在安娜·伊万诺夫娜小的时候是克吕格尔指派给特殊用人——家庭裁缝、女管家和已经干不了活的保姆住的。
这个角落已经破旧不堪了。我们很快就把它修理好了。我们在行家的帮助下改修好了连着两间屋子的炉子。现在,改修过的烟道,散发出的热气更多一些。
在曾经是花园的地方,先前地面上的痕迹已经淹没在到处生长着的新植物下面了。现在是冬天,周围的一切都已死亡,活的东西再也遮掩不住死的东西,被雪掩埋住的过去的面貌,便较为清晰地显露出来。
我们的运气还算不错。今年秋天干燥、暖和。我们来得及在雨季和严寒到来之前把土豆挖出来。除了还清米库利钦的之外,我们还收获了二十袋土豆。所有的土豆都收藏在地窖中最大的粮囤里。上面,地面上,盖了一层干草和几条破被子。东尼任脆的两桶黄瓜也放进地窖里,还有两桶她渍的酸白菜。新鲜的卷。心菜一对对地系在一起挂在房梁上。准备过冬的胡萝卜埋在干沙子里。沙子里还埋着收获得相当多的萝卜甜菜、芜青,而阁楼上还堆放着不少豌豆和青豆。草棚里存放的柴火够烧到明年春天。我喜欢在清晨时分或冬日黄昏,手里举着一盏微弱得马上就要熄灭的灯,去揭开地窖的小门。门刚一打开,一股根茎、泥土和雪的温暖气息便扑面而来。
当你走出草棚的时候天尚未破晓。门吱地响了一声,你不由得打个喷嚏,或者不过是雪在脚下发出的咯吱声,而从远处菜畦里,从竖立在积雪上面的白菜茎下,突然跳出几只野兔,急忙向四外逃窜,在周围的雪地上留下纵横交错的宽大的足迹。附近的拘一条接一条叫起来,狂叫了好半天。最后的几只公鸡刚才已经啼过,现在不啼了。天已微微发白。
除了野兔的足迹外,在一望无际的覆盖着白雪的平原上,还有山猫穿过的足迹,一个坑接着一个坑,像一条条穿起来的线,印在雪地上。山猫走路跟猫一样,脚掌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一夜能走好几俄里。
人们为了捕捉山猫挖掘了陷附,这儿管陷阱叫捕兽坑。可是掉进去的不是山猫而是灰兔,等到把它们从陷阶里取出来的时候,都冻得硬邦邦,快让雪埋住了。
刚来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是很艰难的。我们累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了。现在,冬天晚上,我们就可以休息了。还得感谢供给我煤油的安菲姆,使我什1能够围着煤油灯坐在一起。女人们缝纫或者编织,我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出声地读书。生着了炉子,我作为一个公认的管炉子的好手,负责看管炉子。我要及时关上风门,以免放走热气。要是有块没烧透的木头压住火,我就把它取出来,夹起这块冒着烟的木块跑出屋门,朝雪地里使劲往外一扔。它像一个火星迸射的火炬从空中飞过,照亮了沉睡的黑糊糊的花园以及银白色的四角形的草地。木块发出吱吱的声音,落进雪堆里,熄灭了。
我们一遍遍地阅读《战争与和平人《叶南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我们阅读斯汤达尔的《红与黑》和狄更斯的《双城记》的俄译本,还有克莱斯诗的短篇小说。春天临近的时候医生写道:
我觉得东尼娘怀孕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她。她不相信我的话,可我对此毫不怀疑。在不容置疑的症候出现之前,不易察觉的先期征兆是骗不了我的。
女人的脸发生了变化。不能说她变得难看了。但先前完全置于她控制之下的外表,现在脱离了她的监督。她受到她所孕育的未来的支配,而她已经不再是她本人了。这种摆脱她的控制的女人外表便具有一种生理上恫然若失的形态。处在这种形态中,她的脸失去了光泽,皮肤变得粗糙,眼晴并不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放出异样的光彩;仿佛她管不了这一切,只好听其自然了。
我同东尼妞从未疏远过。而这辛劳的一年使我们更加亲密了。我注意到她是何等麻利、强健和耐劳,又多么会安排活计呀,在两种活计交替的时候她尽量不浪费时间。
我总觉得,每次受孕都是贞洁的,在这条与圣母有关的教义中,表达出母性的共同观念。
但是每个女人生产的时候,都会产生孤独、被遗弃和只剩下自己独自一人的感觉。在这紧要关头,男人如此无用,仿佛他从未有过,一切都是从天而降似的。
女人自己繁殖后代,自己退居到生存的次要地位,那儿比较安静,可以平安地放一只摇篮。她独自一人在默默的谦卑中哺育孩子,把他抚养大。
人们乞求圣母:“为儿子和你的上帝用心祈祷。”人们向她的口中注入了圣诗的篇章:“我。心尊主为大,我录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称我有福。”她这是说她的婴儿,他将使她变得伟大(“那有权能的为我成就大事”),他是她的荣耀。每个女人都能这样说。她的上帝就在孩子身上。伟人的母亲们一定熟悉这种感觉。不过,所有的母亲无一例外地都是伟人的母亲——以后生活欺骗了她们并不是她们的过错。
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叶甫根尼·奥涅金})和其他史诗。安菲姆昨天来了,带来不少礼物。我们大饱口福,点亮了煤油灯,没完没了地谈艺术。
我早就有过这样的看法,艺术不是范畴的称谓,也不是包罗无数概念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各种现象的领域的称谓,恰恰相反,它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作为构成艺术作品原则的标志,它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我从来不把艺术看作形式的对象或它的一个方面,而宁愿把它看成隐匿在内容中的神秘部分。这对我就像白天一样明确,我全身都感到这一点,可是怎样表达和形成这种观点呢?
作品能以各种方式说话。题材啦、论点啦,情节啦,人物啦。但它们主要是以存在于其中的艺术说话。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J心。
原始艺术,埃及艺术,希腊艺术,还有我们的艺术,这大约在几千年之间仍是同一个艺术,唯一存在的艺术。这是某种思想,对生活的某种确认,一种由于无所不包而难以划分为个别词句的见解。如果这种见解有哪怕一丁点儿掺入某种更为复杂的混合作,艺术的成分便会压倒其余部分的意义,成为被描写对象的本质、灵魂和基础。
轻微感冒,咳嗽,大概还有低烧。喉头那儿整天憋气,嗓子里堵着一块东西。我的情况糟糕了。这是大动脉在作怪。从我可怜的妈妈那儿遗传来的最初征兆,她一生都患有心脏病。难道这是真的吗?这么早?这么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了。
屋里有一股轻微的木炭味,还有熨衣服的味道。她们在熨东西,不时从烧得不旺的炉子里取出一块散发出热气的燃烧着的木炭,放入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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