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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03年第6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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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达到完美、纯洁、真实所不可辩驳的绝对必要的力量。”—卡夫卡的病情，并不影响他成为——个完美的人。相反，却有助：厂他在大段大段的空闲时光中展开对痛苦与宿命的思考。或者说，使卡夫比其他庸常的小说家更为“形而上”了。
卡夫卡的心病，比他的肺病史严重，也更隐蔽。卡夫卡的心病，足山怕与爱所引起。他创作的意义，在于把一个人的怕与爱上升到整个人类的怕与爱。或者说，整个人类通过卡夫卡的怕与爱，而意识到自己的敏感与脆弱。
“几乎像一个动物在表演……昨天晚上才开始对办公室感到害怕，竟然害怕得我想躲到桌子底下去。”这是卡夫卡致友人书信中的只言片语。他还经常在日记或小说中倾诉类似的恐惧。卡夫卡究竟怕什么呢？他怕的东西太多了。他从小就像怕上帝一样怕自己威严的父亲，这是出了名的。他怕婚姻，也是出了名的——多次解除婚约，并且终身未娶。除此之外，他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恐惧，如同一只自卑的小动物随时提防着其实并不存在的天敌。卡夫卡的一生，都在自己所营造的；恐怖气氛中苟延残喘，疲于奔命。这在小说《地洞》里表现得尤其形象化：“我”是因为先天性的怕，才殚精竭虑地挖掘小复杂的洞穴，并依靠这几乎无限的劳动获取几分安全感……卡夫卡甚至还害怕写作：“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去实行那些计划。也许，我会伸出手指，渐渐向上攀登，最后爬到树干的顶端……这不仅是偷懒，这也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写作，写作是一项可怕的劳动，但不进行这项劳动又将是我的最大不幸。”
凡此种种，我并不认为卡夫卡本人真是个胆小鬼。他的生命是与怕相伴随的，而这种怕，其实又是与爱相伴随的。甚至可以说，他的怕就是他的爱，抑或他的爱就是他的怕。他在矛盾中统一，又在统一中分裂：“如果我过一段时间死了，或者丧失了生活能力……那我会说，是我自己撕碎了自己……这个世界——费丽丝是它的代表——和我在不停地冲突，这个冲突是避免不了的，它撕碎了我的身躯。”他日记中提及的费丽丝，曾与他几次正式订婚，可两人最终还是因争吵而分手了。卡夫卡一生中曾爱过数位女性，可结局大抵都是相同的。这似乎在证明，他虽然热爱这个世界，但他与这个世界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他的爱永远是一种徒劳，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他对这个世界的怕，使之最终演变为心灵的一种不治之症。
卡夫卡生病了，可谁能治好他呢？
这个世界生病了，可谁能治好这个世界？
卡夫卡的时代，其实也是有畅销书作家的。
可卡夫卡偏偏选择了寂寞。他所描绘的饥饿的艺术家，多多少少有几分自画像的色彩。当人们对饥饿的艺术不再感兴趣，饥饿艺术家仍要把这种自虐的表演继续下去，哪怕自己是惟一的观众，惟一的证人。是的，他不是在挨饿，他是在劳动。他的挨饿就是他的劳动，这绝对是一种纯粹的劳动：连食物都不需要，还在乎其他回报吗？
无法想象卡夫卡会跟出版商签订合同，讨价还价。他活着时，所有的版权，都由一只上锁的抽屉代理了。他写作的动力绝不是名或者利。那么是什么呢？是什么驱使他不懈地把内心的感受表达在纸上，而又拒绝向世人公开？
我只能这样解释：是疼痛，是忧郁，是自闭，使卡夫卡远离世俗，而又无限地接近文学的本质；写作是他的镇痛剂，是他自我治疗的药方，也是他最后的宣泄渠道。他在想象中选择了饥饿的艺术，等于以毒攻毒。我一直认为，越是发挥到极致的艺术，越是有毒的——正如越漂亮的花，也如此，譬如罂粟。好在艺术施加给灵魂的折磨，恰恰可以抵消或麻醉肉体正在承受的病痛。相反，那些所谓的畅销书作家，却只能写些无关痛痒的文字。他们跟卡夫卡绝不是同一类人。他们所表演的，并非自我牺牲的饥饿艺术，而是另一种艺术——吃饱了撑的艺术—√殴如吃饱了撑的也能算艺术的话。
有些艺术家肥得流油，譬如大仲马，甚至还包括巴尔扎克。他们简直有自己的生活流水线，可他们说到底不过是艺术的加工厂而已。卡夫卡属于另类：他瘦骨嶙峋，面容憔悴，离群索居，整天把自己埋没于边缘化的手工作坊。正是这暗无天日的“地洞”里，他搭起了解剖人类灵魂的手术台。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比卡夫卡的笔锋更为犀利了。当然，卡夫卡所走的，也是一条“最难走的路”。
广场上的普希金
另一个人已经变成青铜雕像，
站在雪花飞舞的广场中间。
——阿赫玛托娃
冷啊冷，我感到血液的温度在逐渐降低，血管在结冰。冷啊冷，我感到自己的肌肉，获得金属的质地，敲上去，硬邦邦的。冷啊冷，我的视野变得模糊，竭尽全力，也辨不清面前的事物。冷啊冷，雪花飘舞，落在我的肩头，不至于融化。冷啊冷，看不见的镣铐，封锁住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心……我只能在原地挣扎，在原地呼救。
可你们是听不见的，你们在我沉重的影子下，继续生活，拥有热气腾腾的茶炊，和堆满劈柴的壁炉。简直难以想象：一座雕塑也会怕冷，一具光荣的尸体，照样会有思想。
其实，你们的需要同样是我的需要。我并不比你们更早死去，可我总能在世人人睡的时候，提前醒来。
冷啊冷，我在人群里依然感到冷，在人群里，仍然孤独——我是这座城市里多余的人。冷啊冷，因为我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冷啊冷，我的羽毛笔，冻结在墨水瓶里，如同一只鸟躺在池塘的冰面，就摆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可我够不着它——我有再多的灵感，却失去了表达的权利。冷啊冷，我的妻子躺在别人的怀抱里，躺在死神的怀抱里，而我无法从大理石的基座上走下来．也无法再一次死。冷啊冷啊冷，我想换一种姿势，都不可能。
是的，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在1837年的俄罗斯原野，伴随着刺耳的枪声，我倒下了。并且意识到：这个冷酷的世界是我的情敌。我所能做到的，只是用满腔的热血，改变一小块雪地的颜色。
我又重新站了起来，带着流血的伤口，一步一挪地，回到熟悉的城市。在带花园的广场上，我发现了人们为我保留的位置。其实，我仅仅迎着死神迈了一步呀，就由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变成一尊冻僵的雕像。而这一步恰恰是大多数人无力跨过去的。
请不要把它当作我的替身。那就是我。那就是我尸体之外的尸体。它的诞生，意味着我永远的缺席——而我，又在缺席中存在。我并没有真正地远离你们。
从中弹的那一瞬间起，寒冷就开始折磨我。我陷入一场更为漫长的决斗，与寒冷的决斗。我想对自己呵一口热气，都不可能。我想搓搓双手，都不可能。我想跺跺脚，都不可能。
看来我必须忍受比活着时更多的耻辱与拷问。一个死者，陪伴着他的祖国，继续受难。我把自己捆绑在自己的十字架上。我把血肉之躯作为牺牲品，奉献给石头、青铜、泥泞的街道乃至天空。
在这座城市里我是最后的迷路者，找不到回家的路。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又比任何人，包括附近正在值勤的交警，都要清醒。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迟迟不愿离去。
冷啊冷，当你们朗诵我的诗篇，呼唤我的名字，我却不能答应。冷啊冷，当鲜花在我膝前凋谢，儿童在我脚下长大，我却无法阻挡时间的流逝。我的衣摆保持着被风撩起的形状。
“我为自己建立一座非人工所能造的纪念碑，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不，我不会完全死亡……”这是我说过的话吗？是的，是我说的。
冷啊冷，脑海里的岩浆，早已冷却了——我说过的话，连自己都快记不住了。幸好，它并未被别人遗；忘。死亡对于我来说，不过是另一种生活（或生活的另一种方式）：在露天的广场上，我像白痴一样活着，并且尽可能地保持沉默。因此，我简直可以称得上是这个世界上屈指可数的不死的人。就某种意义而言，我绝对比沙皇更接近永恒。比我所有的敌人，更接近永恒。从此不再羡慕神的境界。
只是，神会像我一样怕冷吗？神为什么要躲藏在棉絮般的云层里？与我相比，神似乎更缺乏显形的勇气。在神空缺的地方，我出现了。我接替退役的神站完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可惜没有谁把我当作清醒的”肖兵来看待。他们以为，我真的死了。他们几乎不曾尝试：设法打破笼罩在我身上的光环与梦境。
一个死人的愿望是很简单的。
即使无法再活一次，那么宁愿再死一次。我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去死：一次又一次地迎向枪口，迎向铁锤与火焰、诅咒与赞美……到了最后，死亡对于我仅仅是一种彩排、游戏抑或仪式。
当然，这一切都是虚拟的，发牛在死者的回忆之中—叫殴如死者也有回忆的话。
我已经死了。但又想起什么，于是翻身坐起，沿着旧路走回去。是的，我忘厂跟我爱的城市告别。我的重新出现，仅仪是为了弥补这一小小的遗憾。
可惜喜笑颜开的行人不了解这些。不了解我站立的姿态，是温长的告别。他们只注意到我对风景的装饰意义。
我的尸体覆盖着青苔。不，不是青苔，是绿锈。锈迹竟跟苔痕如此的相似，使我充满触摸的愿望。
不，不是绿锈，是我的皮肤。我的皮肤是绿色的，我的血，我的指甲，也是绿色的。
走近一些。你就能听见一个时代生锈的声音。只有划破云层的流星，才能产生如此纯粹的碎屑。
我已经死了。司‘我身上的锈，仍然活着，依然在缓慢地生长……
疯狂的荷尔德林
茨维塔耶娃1927年10月8日给高尔基写信，几乎通篇淡论的都是另一个人——一个早巳死去的诗人。他似乎对活人的存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却仍然使另—个世纪的女诗人情不自禁地回忆着他——在偶然的一封书信中，喃喃自语，几乎；忘掉了听众是谁。她声情并茂的介绍与其说是给高尔基听的，莫如说是在提醒着整个健忘的世界：曾经有一个孤独的天才，来过这擘………您要我淡谈荷尔德林？他是一位天才，然而这位天才不仅为时代所忽略，而且为歌德所忽略。双重的天才——就我们的意义和古代的意义来讲，即：这些人较之自己写作，往往更关注诗人们。他是德国最伟大的抒情涛人，较之诺瓦利斯更伟大。他生于 1770年。据我记忆，开始他想当祭司，没成；经过各种波折以后，到银行家贡塔尔德家任家庭教师，爱上了学生们的母亲（狄奥蒂玛，他的诗歌的永恒的形象）——没有实现，而且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里不能自拔，便离开了，从事写作，漫游。后来，得了神经病，开始是躁狂性的，后来是忧郁性的，一直持续到184．3年他逝世。在一个守林人的小房子里，在他的照料下，一个人度过了他的最后的丧失理智的四十年。整天演奏无声的拨弦古钢琴。写作。很多都遗失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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