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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一、二把手又都看过，总编最终还是签了版。　

　　　　　　　　呼，终于出了口长气儿……　
　　　　　　　　早上10点我到了单位，网上已经到处都是这篇文章了。一个上午我就接到了四个境外媒体的电话：“中国青基会为什么会接受你的采访？”“这些东西以前怎么从来没披露过？”还有的想采访我，呵呵，NO。　

　　　　　　　　在另外一家媒体的同学问我：“你小子怎么这么敏感的东西都敢写？你们报纸还敢发？”呵呵，YES。　
　　　　　　　　有人说，如果没有方进玉之前的两篇针对希望工程和中国青基会的文章，我这东西没什么价值，倒有点像中国青基会总结改革措施的宣传稿。的确如此。不过就因为有了前面那两篇文章，这篇稿子才有了不一样的价值，才成为了新闻。毕竟能让中国青基会开口又能顺利见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我们做到了！　

　　　　　　　　稿子发后有人问棍表姐，《北京青年报》能做这篇稿子有什么背景。她说，我们的背景就是……没有背景。　
　　　　　　　　这个回答很妙。　
　　　　　　　　平舆的叹息　
　　　　　　　　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平舆杀人案”是我采访过的最血腥也最残忍的新闻事件。后来因为事情的波折跌宕，连续写了三篇采访手记，在网上一度流传广泛，这是手记开篇。

　　　　　　　　　　　　　　　1　
　　　　　　　　2003年11月15日深夜，我坐上火车从北京赶往河南驻马店。不过驻马店并不是此行的目的地，离它50公里远的平舆才是。　
　　　　　　　　出发前一天晚上，我正和一位远道来访的朋友惬意地享受周末，忽然接到郑直的电话。这时候来电话，多半要出差。果然，电话里郑直告诉我，河南有一个地方这两年连续失踪了20多个孩子，一直没音信，成了当地的悬案；最近悬案破了，失踪的人都被一个人杀害后埋在院子里，而破案的线索却是其中一位失踪者最后逃了出来。通报消息的是一位读者，他哥哥的孩子也被害了。　

　　　　　　　　不寒而栗。这只有在电视或者小说里才能见到的情节，忽然由这个冬天的晚上变成了我耳朵边的现实。去，这种事当然要去。朋友说你别一个人去，这样的事情太危险。我说案子都破了，又能怎么样，不过我还是听了她的，没把这次出差告诉家里人。　

　　　　　　　　16日早上7点，火车停在驻马店。在车站旁边随便找了个小旅店，扔下东西接着去坐去平舆的汽车。通报消息的读者告诉我，最好不要住在平舆，当地有关部门已经命令那里的旅店一律不能接待外地记者。　

　　　　　　　　23具尸体，18个中学生。坐在颠簸的汽车上，我脑子里不时闪出这两个数字。当记者这几年，也算见识了不少事情，这么冰冷血腥的还是第一次。因为被害的都是男生，凶手的心理状态是否正常自然值得怀疑。　

　　　　　　　　没等我多想，另外一个意外又出现了，在车上跟一个孩子家长联系，接电话的是他爱人，说孩子父亲已经被控制起来了；没听说还要控制被害者家属的，那边说是乡里的干部把人带走的。　

　　　　　　　　到了平舆，在县医院门口见到了七八位孩子父母，丈夫被带走的那个家长也在，一脸憔悴，她的儿子红雷18岁，高二；孩子差不多都是这个年纪，名字都很响亮，昆仑、鹏超、政威……问家长们为什么守在县医院门口，他们说因为想找到那个最后逃出来报案的孩子张雷（化名）。我说他在这里住院吗？家长说不知道，哪儿都找不到他，案子一破就找不到他了，想去医院查查病例，雾里寻人。　

　　　　　　　　后来花费了一番功夫，终于找到张雷的三爷。老人很梗直，张雷别的亲戚都躲着记者，他没有躲，却认认真真地验看了我们的记者证；他女儿怕他日后惹麻烦，不准他接受采访，结果被老人骂了出去，骂的都是河南话，就听出一句：如果是你儿子出了事……　

　　　　　　　　2　
　　　　　　　　又回到县医院门口时，已经快11点了，那些孩子的父母还等在那里，说怕我找不到他们。当地农村结婚比较早，这些家长应该都是三十七八岁，但面相上已是四旬开外，尤其是几位独生子的家长，不知道这样的惨事对人心是多大的摧毁。　

　　　　　　　　中午跟家长们在一个饭馆吃饭，席上气氛沉闷。母亲们都贴身带着孩子的照片，拿过来一看，都是眉清目秀、将要成人的翩翩少年；将这些孩子的脸摆在一起，翻拍了一张，后来发在11月17日的报纸上；而这一字排开的照片，突然间变得让人看不下去。　

　　　　　　　　既然找不到逃出来的那个孩子，下一步就是去现场。在场的十多位家长中只有两位得知消息后去过，但也被拦在凶宅外，没让靠近，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且当地对此事也在尽力封锁，前一天新华社记者想去拍照片，结果差点就起了冲突。　

　　　　　　　　吃饭时还在的几个孩子父亲，出门后却都没了人影。一回头，发现餐馆门口停着一辆车，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正让孩子父亲上车。我顿时明白过来：红雷父亲大概就是这么被带走的。便问：没问题吧？一位母亲说，都是乡上的干部，其实也很同情我们，但是上面有规定，不带走不成，可也不会难为他———当地干部眼里，剩下的这一群孩子妈，大概也没什么用处。　

　　　　　　　　下午1点半，6位孩子的母亲带着我前往现场。我们包了一辆车，司机本来要价颇高，但一听是这事，来回50公里的路，只要了40块钱。　
　　　　　　　　开到近村处，走不了了，全是烂得陷车轮的小道，只有步行。一行人，连同司机，开始靠近那个叫玉皇庙乡大黄庄的村子。昆仑的母亲下了车就紧紧挽着我的手：“等下有人问你别说话，我就说你是我大儿子，来看弟弟的。”　

　　　　　　　　我点点头。她又说，真的，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说，你的眼睛和鼻子长得跟我家昆仑一模一样。我一愣，眼见她又拿出个塑料袋，把我那显眼的黑色皮包装好，让另外一人拎着，外面看还以为是一袋杂物。　

　　　　　　　　果然，还没进村口就有10多个人挡住了去路。别人都是当地人，我的样子自然最格格不入。昆仑妈对挡我的人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话还没说完就成了哭腔，泪水也滚了下来。别的母亲也哭了，哀求说，就让我们喊喊魂吧，孩子死得这么惨，不喊回去我们当妈的怎么安心。　

　　　　　　　　拦路的人一下犹豫了，放过了其他人，唯独拦着我。这时我耳边全是昆仑妈那一声声哭诉———要是这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母亲怎么熬得过去？这么一想，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　

　　　　　　　　这下没人再拦着我了，我搀着昆仑妈进了村子。母亲们仍在哭泣着喊自己孩子：红雷，抓住妈的衣服吧……政威，你爸老了好多啊……这一路，走得人真是哀伤。　
　　　　　　　　守在第二道关口的人，也怀疑我是记者，但是见到我脸上的眼泪，都没再上来拦———在他们眼里，记者大概只会愤慨，是不会流泪的。　
　　　　　　　　3　
　　　　　　　　终于到了凶手的小院前，母亲们再也抑制不住扑在门上号啕大哭。守在这里的是几个干部，只让昆仑妈过去，问我是不是记者。这时我的眼泪已经被冬天的风冻没了，只有不说话，很镇静地看着他。6位母亲拍着小院的门，周围的村民越来越多，几位妇女已经在偷偷擦泪。村干部的脸上，再次显出了那种犹豫，然后跟我说，十分钟，就让你看十分钟。　

　　　　　　　　就在这十分钟里，我围着凶手小院走了一圈，仔细看清楚了里面的具体位置，看见了院子里那三堆浮土，看见一把带着黑红痕迹的铁锹和散落在屋子里的孩子衣服。　

　　　　　　　　回到门口，孩子母亲们还想进院子，被村里人拦住：再冲，我们就难做了。母亲们抽噎着停住，又哀哀地哭了一阵，每人拿了门口的一些土，慢慢地转身。　
　　　　　　　　回来的路上，都不说话。我的包仍被一位母亲抱着，里面的证件、相机、录音笔都完好无缺。反光镜中看见后面跟上来一辆面包，司机说是当地乡政府的，我们快它也快，我们慢它也慢，甩不掉，也懒得再甩，用反光镜蔑视它。当天我还要赶回驻马店发稿，到了平舆县城，见我上了去市里的车，面包才离开。　

　　　　　　　　第二天收拾好东西，直奔平舆。管它怎么使绊，总是采访中不可少的一环。后来见到《广州日报》和《南方周末》的记者，他们在当地住得并不好，宾馆把长途掐了，全县的拨号都用不了，出事后网吧都关了，发稿都成了问题。　

　　　　　　　　这一天我找了县政府、公安局、刑警队、县一高、县二高……七八个单位，没一家让我进门。不是不让我进门，而是不让所有记者进门，那些家属守在门口也没用，哭得再惨也没用。那天昆仑妈她们又将《南方周末》的记者带进了现场，村里干部说，你怎么又来了，他也是你的儿子？她看出了对方的恻隐之心，说不，这是孩子的叔叔。对方真的没有阻拦。　

　　　　　　　　第二天稿子一发出来，网上就看见了。同事说，很不错。我听着，高兴不起来，呆在屋子里犹豫着出还是不出去。因为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记者，就有好多老百姓围上来，诉说他们的委屈，和种种靠他们的力量无法解决的难题。在北京时我嚣张聒噪，面对这些满是皱纹和黢黑的脸，就觉得难受。　

　　　　　　　　有一家三口，一对年迈的夫妇带着他们被打瞎了眼睛却没人过问的儿子，问了半天才找到我住的地方，又在门外站了半天都不敢进来，要不是我出去扔垃圾，都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一个小时。　

　　　　　　　　那对夫妇都已经快60了吧，一看就知道是那种很本分老实的人。老父亲跟我说了情况，还没等我说话，又补了一句：我知道你这次来是为了那些孩子，所以也不敢麻烦你别的，只求你看看这份材料。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说，您怎么不敲门，这么冷的天在外面站了这么久。那瘦弱的老母亲拉着儿子的手，忽然就跪下了———真的，满头白发的老人就这么给我这个后生跪下了，可是我承受不起啊，天下又有谁能承受得起这哀伤的一跪？！———我连忙去扶，居然扶不动，却听她低低地说，县政府不让我们进去，我们只有找你，求你一定看看我们的材料。又是一个求字，重若千钧。　

　　　　　　　　我拼命把母子俩扶起来说，我一定看，一定尽力帮您转到有关部门。一家三口看着我，尤其是那老母亲的眼神，唉……除了那一跪，这一家人似乎一直很平静，而我的眼泪在他们走后终于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这是我短短一年的深度报道记者生涯中，第二次面对这样的场景。上一次是4月份，辽宁海城，几百名学生家长面对永远官腔的干部们怒不可遏，面对记者时却都跪了下去———当时3000多个孩子中毒，一个孩子死亡，政府瞒报，家长将记者当成了救星。　

　　　　　　　　4　
　　　　　　　　终于到了返回北京的日子，又请那些母亲吃饭。昆仑妈拼命给我夹菜，我要推辞她就说，这是给我大孩子夹的；又给《南方周末》小戴夹菜，说这是给昆仑叔叔夹的。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