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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道-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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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对李光地也十分不满，自己明明已经提前向李光地打了招呼，可他却不向下转达。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他一言不发？除了他不赞成废太子而赞成八阿哥这个原因以外，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他认为，既然立太子就会有人结成朋党，倒不如不立太子为好。
康熙帝召见李光地，责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李光地回答： “此事关系甚大，只应皇上一人乾坤独断，非臣子所当言。”他的回答很巧妙，康熙帝也不好再追究他的责任了。
康熙帝特别传谕表彰胤禛： “前次拘禁胤礽时，并没有一个人为之陈奏，只有四阿哥性量过人，深知大义，屡次在朕前为胤礽保奏，如此居心行事，确是伟人。”胤禛急忙推辞说： “父皇褒嘉之旨，臣不敢接受。”从这一点似乎也可以看出，他确实是要“传位于四子”的。胤禛是惟一与胤礽关系密切的人，这在心理上算是一种补偿。史学家们都不从心理角度看问题，因为虚而不实，要实实在在的史料才算数。其实，中国历史的许多史料都是故意制造给后人看的，这些故意制造的史料，骗人还少吗？拿这些明显是制造给后人看的史料来做论据，能得出科学的论断吗？古人把考据之学视为最无用的学问，确实是如此。
太子复立，李光地奉旨为册立正使。太子尊父命向他求教，他告诫太子说： “勤思孝道，笃志正学，天聪益开，天性益厚，如此而已。”这些话是针对太子的根本弱点而说的，可谓对症下药。虽然他知道这不可能起什么作用，但是李光地也只能以此正道公理教他。
康熙帝对太子逼宫篡位之心防范甚严，但对其骄奢淫逸和暴虐无道却不加限制，反而纵容之。康熙帝说： “太子所奏欲责备之人，朕无不责备，太子欲惩处之人，朕无不惩处，太子欲驱除之人，朕也无不驱除之，只有太子欲杀之人，朕不曾杀。”太子不孝不仁，为什么要纵容他？其理由十分荒诞： “凡事如其所欲，以感悦其心，望他因此而徐徐迁善。”意思是说，太子如果万事如意，心情舒畅了，自然就会改恶从善。这是典型的封建帝王思维方式。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愈矫愈暴。孟子说：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尊儒重教的封建帝王们总想为子孙万代寻找一个万全之计，却绝不按照孟子所说方法去做，人之私心是很难自我澄清的，中国的传统思想要求人们自我约束，除非圣贤，常人是难以做到的，尤其作为太子就更难以做到了。
儒学以“智、仁、勇”为修身大义。太子胤礽的胆略才智颇高，可谓智勇双全，惟独缺乏仁义，这是最令康熙帝痛心之处。胤禛看出了这一点，故意表现得仁孝一些，多少赢得了康熙帝一定程度的信任，至少是比较好的印象。
康熙五十年，康熙帝又制造了太子党狱，把都统鄂善、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副都统悟礼和步军统领托合齐等人以“结党会饮”的罪名予以整治。这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实在是因为看到太子无可救药，非废黜不可了。胤礽长期处于太子的地位，等得不耐烦了。他急不可待地要当皇帝，他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抢班即位的阴谋活动。太子的倒行逆施再次激怒了康熙帝，他说： “太子狂癔之疾，仍然未除，乖张益增，迷惑转甚，暴戾僭越，断难姑息。”结果是太子再度被废，太子党数人被诛。古语说，欲速则不达，既为太子，何必又争？其实，这也是康熙帝纵容的恶果，世界上哪有被纵容娇惯之人而能“徐徐迁善”的道理？由此可见，私心必然误国，既使是英明如康熙大帝，也逃不脱这一规律。就这一点而言，他又与唐太宗李世民很相同。
太子复废，东宫虚位，皇子们又蠢蠢而动了。他们各置党羽，联络臣工，刺探朝政，希冀迎合上意，借邀宠眷。有一次，胤禩向康熙帝请安时顺便问： “外间有人仍要推举我为太子，我该如何自处，要不就装病吧？免得再发生保荐我的事情。”他明明是在试探老皇帝的态度，他的太子梦仍然未醒。康熙帝一眼就看穿了他的意图，训斥说： “你这是越分的不法之言！”胤禩碰了一鼻子灰。但他仍然不死心，加紧内外活动。九阿哥胤禟甚至公然对洋人传教士穆景说： “外面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康熙帝听了这些传言，气愤地说： “这些阿哥行同狗彘，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搞逼宫的。”
八阿哥被压下去以后，十四阿哥胤禵又活跃起来了。他特别笼络李光地的门人翰林院编修陈万策，以取得李光地的好感，进而影响皇帝。当时李光地多次与皇帝单独密谈，康熙五十四年，李光地告老还乡，临行前到热河陛辞，康熙帝又与他进行笔谈，因为他耳聋，讲话声音大了怕太监偷听，李光地阅后当即撕毁。当时的形势除了建储问题以外，其他还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神秘？李光地可能会以《周易》“事不秘则不成”的法则，规劝康熙帝秘密建储。虽然秘密建储是在雍正朝最后确立的，但是康熙帝晚年明明已经实行了这一方法，李光地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是关键性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康熙帝又召他进京商议建储大事。福建知府戴铎（雍王府属人），知道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康熙帝专与李光地一人私下商议，因此征取李光地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天，戴铎忽然来访问李光地。戴铎问道： “李大人以为皇子中谁可以为太子？”
李光地回答： “目下诸王，八王最贤。”
戴铎说： “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助，将来富贵共享。”
李光地不置可否。康熙帝已经私下里向他表了态，要复立太子。何况他本人赞成八阿哥胤禩。 八阿哥有才华，更主要是胤禩的性情比较温和宽容，做大臣的谁不愿意与温和宽容的皇帝相处呢？所以多数大臣都拥戴他。李光地当然也不例外。但是谁能料到事情最终发展到哪一步？还是不说为妙。
康熙帝并不欣赏“柔懦无为”即仁义的皇子，而喜欢刚毅果断的皇子。太子之所以得以复立，就是因为具有这一特点。
李光地不久病逝。康熙帝很深情地说： “只有我最了解他，也只有他最了解我，大臣中，每事为我家考虑千秋万世之人，惟独此一老臣。”
二次废太子之后，赵申乔奏请册立太子，康熙帝发谕旨说： “宋仁宗三十年未立太子，我太祖皇帝并未预立皇太子，太宗皇帝亦未预立皇太子。汉唐以来，太子幼冲，尚保无事；若太子年长，其左右群小结党营私，鲜有能无事者……今众皇子学问、见识，不后于人，但年俱长成，已经分封，其所属人员未有不各庇护其主者，即使立之，能保将来无事乎？”（《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第8页）这说明，康熙帝已经痛下决心，不再搞公开立储了。太子年长以后不可避免要与皇帝发生权力分配的矛盾。胤礽曾说： “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尤其是清朝的八旗制度更容易对皇权造成威胁。皇子成人之后，分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就是小王，各自的属员都各庇护其主。太子地位待遇又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必然对皇权产生威胁。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康熙帝召集诸王子以及满汉大臣入宫，发布口谕： “朕自从第一次废太子后，过伤心神，渐不及往时。”他历数历史上逼宫的事件，然后说： “人之死生乃是常理，不必忌讳，只是天下大权，当统一于一人之手，十年以来立储大事，朕岂能忘记？”康熙帝暗示他已定计立储，只是现在不必讲明。又有一次，康熙帝曾对大臣们说： “朕百年以后，必会选择一位坚固可托之人，与你们做主，必令你们倾心悦服，断不至于令你们受赔累。”康熙帝是历史上少有的英主，在立储问题上，只是因为私意过重，以至于弄得心神憔悴，身体虚惫，害人害己。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有个满洲镶白旗人、翰林院检讨朱天保，上了一道奏折，疏请复立废太子，说是： “二阿哥性本仁孝，虽以疾废，然其过失皆因小人诱导所至，若尽罢佞倖，则潜德定会日彰。”康熙帝正在遵化汤泉，便将朱天保召至行宫门前，问他： “二阿哥仁孝，尔怎么得知？”朱天保先还支支吾吾，后不得已说出受他父亲、兵部侍郎朱都讷及岳父戴保支持。康熙帝冷笑道： “尔无知稚子，数语即穷，朕料定必有同谋。”遂传谕返京，立逮朱都讷、戴保。又过一月，便颁旨，说是“朱天保为异日希宠，违旨妄奏。又首将其父供出，不忠不孝至极，着即正法。戴保着亦正法。朱都讷免死，妻子入官。”康熙帝认为，朱天保疏请复立太子，是为了将来太子登基，可以借此邀功。这是官场赌博的惯技，押宝不准，就要掉脑袋。朱天保这回是把自己和父亲、岳父都输掉了。
偏偏还有那不怕死的，仍复上疏不止。文渊阁大学士王掞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受到皇帝的申斥。王掞决心效法祖父王锡爵在明朝万历年做首辅时，连续上疏奏请求册立神宗长子为太子而成功的先例，也是为了报答皇帝曾赐与他的祖父王锡爵“懋襄贻范”的匾额的特殊恩眷。王掞在康熙六十年，朝廷将举行康熙在位一甲子大庆之际，再次上疏“争国本”。他先找到著名理学家户部侍郎张伯行，邀他一同上疏，遭到拒绝。同时又有陶彝等12位御史联合上疏，恳求早定储位，康熙帝认定他们是在搞朋党。康熙帝传下谕旨，说： “六十年大庆，大学士王掞等以朕衰迈，谓宜建储，欲放出二阿哥，伊等借此邀荣。不知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所以不杀者，恐如汉武帝之后悔，致后人滋其口实。朕无可悔之处……朕无诛戮大臣之意，大臣自取其死，朕亦无如之何。”王掞等人说是皇帝老了，请立太子以分理政务。康熙帝反驳说： “伊等奏请分理，天下之事岂可分理乎？”当初他要大臣们推举太子时曾说过“近来朕常感觉身体不适，心绪不佳，精神萎顿。主要是因为找不到能代理朕处理政事，分担劳累的人，以至于此”。那时需要太子来分理政务，现在又决不允许立太子分理政务，不是出尔反尔吗？
皇帝决不能与任何人分理政务，大臣只是会思考会说话的工具，即使是太子也绝不能与皇帝分权。在如此极端集权体制之下，要想限制皇权显然是妄想，所以古人只能以促进皇帝和太子的道德修养来减轻专制主义毒素对社会的危害，可谓用心良苦。但就是这一点点人性的微光却也遭到后人的抹煞。
廷议将王掞等人处死。恰巧康熙帝接得胤禵的奏报，说是西北战事吃紧，请增派军旅。康熙帝转念一想，便谕道： “王掞及御史陶彝等妄行陈奏，俱云‘为国为君’。见今西陲用兵，为人臣者，正宜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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