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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道-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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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宰相的贤明来体现，仍不失传贤的实质。（明朝）把宰相罢弃，天子之子一不贤，就没有办法了。”从形式角度看，鳌拜否定明朝的政治制度本来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可惜鳌拜本人缺乏道德，没有能力实现如黄宗羲所说的由宰相的贤明补救天子的不贤明这一理想，而是相反。鳌拜擅政太过，没有给康熙帝尤其是汉臣们反思的机会，这是历史的悲剧。
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在议政诸王大臣会议中没有汉臣的一席之地，朝议时汉臣们也不能与满臣平起平坐，他们也就不可能赞成八旗旗主分权共治的满人祖制。改革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好的机会，就因为君相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的不能调和而被错过了。明朝“皇权一尊”的旧制度又被清朝全面承袭了，其本质就是消灭相权。
后来，乾隆帝就相权问题特别指出： “尹嘉铨所著各书把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称为相国（宰相），而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职守仅是票拟承旨而已，不是古之秉权执政的宰相。我朝列圣相承，朝纲独揽，百数十年以来，大学士中岂无一二行私舞弊者，然总不至于擅权枉法，能移动君主权柄。大学士之于宰相虽然其名不同，而其职守仍在……如我皇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及朕躬临御四十六年以来，无时不以敬天爱民勤政为念，还有何事须借大学士参赞？……昔程颐云： 天下之治乱系于宰相，此只可以就当时朝政卑劣繁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人君就几乎如头戴皇冠之木偶，况且任用宰相的人不是君主吗？使人君深居高处，而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于协办大学士职务本为尚书，不过如御史、学士之类，献谀者称之为相国，已深为可鄙，而身为协办大学士也俨然以相国自居，不更可耻吗？……至于名臣之称，必须其勋业能安社稷，方才当之无愧。然而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何况历观前代，忠良屈指可数，而奸佞则接踵不绝，可见名臣之不易得。朕以为朝纲整肃，应既无名臣，亦无奸臣。为何？有朝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之别，也是社稷之福了。”君贵臣贱至此为极，把臣子参赞的权力都夺去，臣子的职守只是承旨而已，相当于秘书。而且不分名臣奸臣，视同一物，都是人君的工具，只求好使，不论是非。名臣虽不易得，难道明君就易得吗？何况大臣能换人，而君主不可易位。乾隆帝与朱元璋一样，害怕宰相有了权力会威胁到君主的存在，乃至于连儒臣“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精神，也受到他的仇视，这是典型的法家思想。乾隆帝这种思想与体现满洲虚君精神的顺治遗诏相去甚远了。
顺治的遗诏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错误，如：
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升降，不可忽视。朕于廷臣，明知其不肖，不立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太监。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官。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太监，与明朝无异。致使营私作弊之事，更超过往昔，是朕之罪一也。
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临朝御政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不通，是朕之罪一也。
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机，岂能一无违错？唯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言纳谏。古云： ‘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于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
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日积月累，过错愈多，是朕之罪一也。
一个君主能够如此14次反复承认错误，简直是不可思议，如此忏悔当然不会是出自顺治帝本人的意愿。如果这是出于皇帝的自觉自愿，那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否定君主制了。人类的根本弱点之一就是死不认错，天下永无宁日的主观原因就是人人都死不认错。君主集权制把人类的这个弱点无限放大，加强加固至于极点，因此要求皇帝主动认错无疑是与虎谋皮。这份遗诏是鳌拜自己的意思，它表明，满人旧制（本质上是虚君）也有比明朝旧制（本质上是君主集权）进步的地方。在这个意义上说，清朝取代明朝就是进步，八旗分权制本来可能导致一次权力分配制度的改革，可惜清朝又放弃了分权制度，改习“汉俗”的权力一元化了。
以今人的眼光看历史，明亡国与否并不重要，遗憾的是老病中国并没有因为输入新鲜血液而脱胎换骨。从君臣关系角度讲，失去了一次改革权力分配制度的好机会，也就失去了社会进步的好机会。只要是人就有争权夺利的本能，这种本能可能很不好，但是，“道在屎尿”，这种本能可以导致君臣权力的平衡状态，避免极权状态。因此“满洲家法”中的积极因素——八旗分权共治制，如果不被抛弃，或把大臣的权力提高，很可能使中国的君主制度大为削弱，至少不是加强至于无以复加之极限。一般来说，人们都认为中国的政体转型不经过贵族分权或“冢宰”摄政的过渡，而一步到位才是好的。然而历史已经证明，一步到位的想法根本不能实现。
中国人这次错失良机，可以深入分析，为了避免离题太远，只能留待以后了。
鳌拜辅政成为乱政
玄烨登基时年仅8岁，是为康熙帝。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作为皇帝，乃空有其名。辅政四大臣中以鳌拜最为专恣跋扈，欺负玄烨年幼，轻视太皇太后为妇人，目空一切，为所欲为。
鳌拜（？~1669），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在清朝开国时期，他驰骋疆场，屡建战功。皮岛战役鳌拜奋勇登岛，大破明军，被赐号“巴图鲁”（意为勇士），从此成为皇太极手下的主要将领，参与了清明之间的许多重大战役。
当年，皇太极突然病逝，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诸王争位。鳌拜、索尼等人欲立肃王豪格为帝，白旗诸王则主立多尔衮，双方僵持不下，几乎兵戎相见，最高统治集团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但是，经过一番实力的较量和幕后活动，双方最终达成一项折衷方案： 由皇九子——年仅6岁的福临即位，而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关于这场危机的和平解决，历来有“太后下嫁”的说法，即福临生母孝庄文皇后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为了使福临继承帝位，乃以太后的身份下嫁皇叔多尔衮，以换取多尔衮对皇位的放弃和对福临的支持，史称“宅中定鼎”。在满洲未被汉化之前，这种兄长死后，弟娶兄嫂为妻的事情并不奇怪。孝庄文皇后在各派势力之间所起的平衡作用是关键性的。多尔衮摄政之后，鳌拜屡遭打击。先是治他支持豪格之罪，本应处死，因念其战功，从宽发落，改为出钱赎罪。以后他在平定明末农民军时，征湖广，打败李自成，征四川，击杀张献忠，一直打到贵州，立下大功。但是，有功不赏，反而屡遭摧抑，三次论死。
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多尔衮死去，福临亲政，鳌拜才得以翻身，并且极受福临倚重。福临24岁夭亡，临终前指定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佐小皇帝康熙。
索尼，满洲正黄旗人，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文字，为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元老，功劳卓著，威望最高，是首辅大臣。
苏克萨哈，满洲正白旗人，因功劳卓著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是第二位辅政大臣。他与鳌拜虽是儿女亲家，但意见不合，俨然仇敌。
遏必隆，满洲镶黄旗人，太祖外孙，因战功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傅，居第三位辅政大臣。
鳌拜位居最后，他与遏必隆都是镶黄旗人，遏必隆自然不会反对他。索尼年老多病，又不愿管事。只有苏克萨哈常常与鳌拜意见相左。从另一角度讲，鳌拜与苏克萨哈的矛盾，也是黄、白两旗的矛盾。两旗的矛盾根源于清太宗皇太极的改旗措施。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即汗位后，就将自己掌握的正白、镶白两旗，改为正黄、镶黄两旗，分别列于左、右两翼之首，大大提高了两旗的地位。而将原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列为左翼之中，地位下降。
顺治初年，八旗圈占北京附近的田地。多尔衮利用权势，擅自将镶黄旗所圈的蓟县迁安、卢龙一带土地肥沃的良田，给了苏克萨哈所领的正白旗，而将正白旗应圈的保定、任丘、大城、河间一带土地贫瘠的瘦田，给了鳌拜所领的镶黄旗。鳌拜慑于多尔衮的权势，只能忍气吞声。这些都是宿怨，如今，鳌拜有了权力，就要擅权发威，他提出要换田迁丁。命令一传出，朝野“皆言不便”，广大旗民和汉民百姓纷纷弃地不耕，数十万人失去生机。鳌拜这样做既是报当年之仇，又是为打击现在的政敌苏克萨哈。
换地既是一件麻烦之事，更是摧毁农业经济，不得人心之事。康熙五年（1666年），鳌拜把这份苦差事交由兼管户部事务的大学士苏纳海，叫他会同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一起办理。三人均非镶黄旗人，鳌拜故意制造这个难题交给他们去办，也是打击异己的一种手段。
苏纳海，满洲正白旗人，姓他塔喇氏，原为多尔衮护卫，顺治三年（1646年），授弘文院学士，累迁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康熙帝即位，拜国史院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他一向做官清正，不肯阿附鳌拜，被鳌拜视为眼中钉，总想寻机除掉他。
朱昌祚，字云门，汉军镶白旗人。顺治初，授宗人府启心郎。顺治十八年，以工部侍郎巡抚浙江。上任之后，恰遇上浙江大旱，赤地千里，人民嗷嗷待哺，朱昌祚带头捐银，煮粥救济饥民，又连续上疏请求朝廷赈恤灾民。当时，清政府为了切断大陆与台湾郑成功反抗义军的联系，实施迁海政策，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四十里，造成大批沿海人民流离失所。朱昌祚目睹人民艰辛，深为忧虑，又上书请求朝廷拨给荒田，供这些内迁人民开垦为生，同时准免三年赋税，使内迁人民得以重建家园。朱昌祚在浙江的政绩，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康熙四年（1665年），擢升朱昌祚为直隶总督。
王登联，字捷轩，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六年，由贡生授河南郑州知州。顺治八年，巡抚吴景道奉旨考核府、州、县官，发现王登联是德才兼备的清官，特向朝廷推荐，遂擢升为山东济南道，后来又累迁至大理寺卿，保定巡抚。顺治十八年，康熙帝登基，以王登联兼理顺天巡抚事，加工部尚书衔。
这次鳌拜借口多尔衮当年圈地时偏袒了正白旗，提出换地，如果土地不足，再另圈土地补足，借此来打击白旗势力，在八旗内挑起争端。终极目的是趁此压制苏克萨哈，以夺取更大的权力。两黄旗大臣从本旗利益出发，都赞成鳌拜。索尼一向厌恶苏克萨哈，因此三位黄旗大臣，联手打击白旗大臣苏克萨哈。黄旗官民集体签名向户部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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