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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道-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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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七年(1729年),雍正帝决定解决西北准噶尔叛乱的问题,命朝臣讨论用兵事宜。大学士朱轼等人不赞成对西北用兵,大学士张廷玉、云贵总督鄂尔泰则极力主战。其实对西北用兵的准备工作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雍正帝做事很机密,一般人不知道罢了。朝廷派两路大军征讨准噶尔策妄阿拉布坦。为了使这场战争顺利进行,雍正帝采取了一些措施,设立军机处就是其中的一项。因为内阁设在太和门外,机务繁忙,人多嘴杂,容易泄漏事机。六月,雍正帝发布上谕: “两路军机,朕筹算久矣,其军需一切事宜,交与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机密办理。”这就是清朝正式设立军机处的事由。西北战争,雍正帝调度失误,纵满抑汉,导致清军失利,所以雍正一朝,用兵西北得不偿失。尤其是产生了军机处,更是相权的损失。
军机大臣的工作主要就是当面聆听皇帝的旨意,奉命起草圣旨和办理机密紧急事务。因此办公地点十分靠近皇帝的寝宫,而不像内阁在太和门外,入值者都是特选的人员,没有泄露机密之弊。
军机处值班房
军机值房最初设在乾清门外西边,后迁到乾清门内,再移到隆宗门之西。当年称之为“军机房”,因为它的房舍是用木板盖成,所以可以迁来迁去。次年改名为军机处。皇帝出巡时,军机处也随之而行。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数人,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官员之中,指派三品以上沉稳谨密者充任,不定额,正式称呼是“军机处大臣上行走”、“军机处大臣上学习行走”(有人必须经过学习然后转正),统称“办理军机大臣”,“军机大臣”则是它的简称。军机大臣之僚属为“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议政处等衙门的官员之中,选择四品以下才敏笔捷者充任,也不定额,由他们赞理机务,票拟谕旨,并负责满、汉、蒙诸种文字工作。
军机处只有值房,没有正式衙门。军机大臣中有个“首席军机大臣”,但他在雍正时期并非是真正的“首长”,成为首席宰相是以后的事。其余还有排名先后的“班次”。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兼职,军机大臣仍有本职工作要办理,军机章京却以此为职责,但编制仍在原衙门。除了分别直接隶属于皇帝以外,互不统属;同在一个单位之内,事权不许集中,军机处除了奉命办事之外,不能自己做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外发布任何指示。军机大臣之间相互不能指挥,也不采取“合议”的方式,甚至没有明确的节制关系。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皇帝可以剥夺内阁的“相权”,代行臣下之事,这是雍正帝勤政和大权独揽的典型方式。军机处是没有实权的,不过比起内阁来,还算有些权力。皇帝下的谕旨文件,交由内阁和军机处办理,而内阁处理的只是一般性公文,军机处所办则为机密重要公文。同时,军机处还有复核内阁所办公文的责任。
军机大臣的具体工作和权限,总体来说就是“承旨”,即替皇帝做侍从秘书工作。“承旨”的方式是单独召见。由皇帝口授大意,军机大臣下去之后拟成文稿,再交皇帝审阅后发出。军机处初建之时,张廷玉是被单独召见最多的军机大臣,当时正值西北用兵,军务紧急,他从早到晚不离军机处,随时准备接受皇帝召见,在圆明园伴驾时,有时甚至要值班到半夜,才能返回住宅。
本来,内阁作为国家政务的统率机关,是很有权力的,其最重要的职掌就是票拟。所谓“票拟”,就是由内阁大学士把对臣僚们题奏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纸票上,送皇帝裁定。这种预先用小纸票拟写批答之辞,就称为票拟。清朝沿用明朝的票拟制度,由于这种制度实行很久了,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固定而又完备的票拟程式: 题本送达内阁之后,经过五房(汉本房、满本房、蒙古房、汉票签处、满票签处),还有批本处、收发红本处、稽察房和稽察钦奉上谕事件处,辗转办理,异常迟缓,行政效率极低,而且容易泄密。军机处改变了上奏的程序和处理手续,免除了繁文缛节,办公效率和保密性都大大提高。
内阁办理的明发上谕一般都由六科衙门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文,颇费时日,又不便保密。当时地方官有专门派人在京城各部收买消息的,一旦获悉公事内情,立即回报。当正式公文到来时,他们往往已经做好了准备,从容加以应付。上文提到的岳钟琪弹劾四川布政使程如丝,贩卖私盐,毙伤多人的重案,在成都审理后,送刑部审批,刑部做出“拟斩立决”的意见,被皇帝批准后,发到成都时,程如丝已畏罪自杀数日。雍正帝就泄密问题曾多次严令有关部门加强保密,如有疏忽,从重治罪,然而总是无法杜绝泄密。
军机处成立后,张廷玉经过细心规划,创立了“廷寄”之法,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既加强了保密性又加快了传递速度。具体办法是: 凡发给经略大将军、钦差大臣、参赞大臣、办事领队大臣、都统、副都统、总督、巡抚和学政的上谕都叫“军机大臣字寄”;凡发给盐政、关差、布政使、按察使的上谕都叫“军机大臣传谕”。军机大臣面承圣旨后,撰拟文稿进呈,皇帝看完同意后即封入纸函。字寄和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某官开拆”字样,封口处并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大为提高。廷寄函封之后立即交兵部,由驿站递送。军机处根据函件性质,决定传递速度,写明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三百里,紧急事务,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七百里,乃至有八百里加急的,十分严密快捷。
皇帝用文字传达的诏令,可分三类。批示臣下奏请的叫“旨”;颁发给各地方官员的叫“敕”;特降或因下面奏请而宣示中外的叫“谕”。这些文件统由内阁和军机处经办。“谕旨”的颁发手续分为两种,主要根据性质来区别。一般的例行公文叫做“明发上谕”或“明谕”,由内阁传抄发送,经驿站或专差递往有关机关;特殊的公文叫“寄信上谕”或“密谕”,这种上谕多为内外职掌官奏事,皇帝批阅之后,把处理意见的大意面谕军机大臣,再由军机大臣或军机章京拟稿后,呈皇帝改定,寄信原奏衙门。为防止泄露而不发抄,即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处直接办好后加封,交兵部捷报处即送,因为它不是由内阁有关部门,而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
“廷寄”兼具密件和速件的性质,内阁无从过问。因为六科(吏、户、礼、兵、刑、工)衙门的职责,不仅仅是把皇帝批示过的臣工题本,从内阁领出,誊抄清楚,再发给有关部门执行,它除了转发文件之外,还负监察责任,有封驳之权,在誊抄文件时,认为有错误或不妥的地方可以将奏章封还或驳正。清代的六科衙门相当于唐代的门下省,给事中有封还奏章之权。现在重要文件不经内阁,而由军机处发出,自然也就绕过了六科这一监督皇帝的机构。这是雍正帝独揽朝政的一项措施,他剥夺了臣工们的一切自主权,军机处只是其传述谕旨的工具而已。
军机处制度由张廷玉一手规划,办事效率大增。 张廷玉(1672~1755年),安徽桐城人,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历事内阁学士、吏部侍郎、礼部尚书、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他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而最受器重的时期则在雍正朝。雍正帝即位之时,许多大臣对他做皇帝十分不满,工作消极。张廷玉以吏部侍郎身份负责书写谕旨,他与众不同,工作积极努力,表现出极大的忠诚。当时,雍正帝正在办理康熙的丧事,在乾清宫守灵。他日夜陪侍左右,皇帝每有谕旨,都是由他伏在地上书写,然后交给皇帝认可,再发出去。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张廷玉赢得了皇帝的信任。他深受皇帝重视的另一原因,是他驭吏甚严。他任吏部侍郎时,得知蠹吏张某舞文弄法,刁钻霸道,被人称为“张老虎”,中外官员屡受其毒害,张廷玉将他重惩,朝中显贵多方营救,张廷玉不为所动,因此被人们称之为“伏虎侍郎”。
皇帝面谕廷臣,单独召见一个人,大臣往往记不准确,不是没听清,就是遗忘,以之发布,常不能宣达圆满。惟独张廷玉所起草的上谕,全合皇帝本意。表面上,身为大学士、军机大臣的张廷玉只是把秘书的工作干得很好,其实,他的才力极高,有时考虑问题比皇帝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刻,可能是早已把一切都想透了,所以皇帝的旨意他没有不理解的。皇帝询问各部院大臣以及司员属吏的姓名,张廷玉都能缕缕陈述他们的姓名、籍贯及其科举履历先后,绝无错误。张廷玉因此很得雍正帝赏识,经常赐予他金银物品,比如赐他内府书籍五十二部,《古今图书集成》只印六十二部,独赐张廷玉两部。清朝官民家门上常贴的一副春联“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就是雍正帝赐给张廷玉的,很快在京城流传开来。有一次,张廷玉患病在家休养,雍正帝对人说: “朕这几天臂痛,你们知道吗?”左右急问缘故,雍正帝说: “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痛而何?”把张廷玉当做自己的臂膀,所谓股肱大臣。他称张廷玉为“本朝第一宣力汉大臣”,并说,朕即位十余年来,每天不离左右的只有张廷玉一人。
张廷玉性情宽厚,力行恕道,敢于纠正皇帝治国政策的偏颇。雍正帝为政以严猛为能事,官吏们投其所好,执法用刑惟恐不严,一时冤假错案,遍于国中,官吏们视为固然。张廷玉却不以为然,他不顾时忌,专门奏请慎刑二事: 第一,按照法律规定,各省犯人,凡是罪行严重的都关在监狱,罪行较轻的,根据具体情况分别保释。然而,刑部遇到各衙门所送犯人,不论罪行轻重,首犯从犯,一律关押在狱中,使许多无辜者受到牵连拖累。请皇上下令刑部,改变这种做法,将犯人罪行较轻者允许保释。第二,刑部引用法律条文,往往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更有不问具体情况,觉得差不多就轻率断案定罪的,贪官污吏从中上下其手,种种舞弊,都源于此。都察院、大理寺同为司法部门,今后若有刑部引用条文不符,应予驳斥,如不改正,就予题参,如果伙同营私舞弊,草率从事,要严厉处分。
张廷玉办事精明,有一次一位下级办事官员手持一份公函进来请求审批。这位官员指着文件上的错字,说: “张大人,您看,这里有两个错字,他们把‘元氏’县写成‘先民’县了,应驳回原省改正。”张廷玉看了看错字,然后笑着说: “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县名写错呢?如果是把‘先民’县写成了‘元氏’县,那还有可能,也许是他们粗心潦草,少写了一笔,现在是把‘元氏’县写成了‘先民’县,这分明是书吏略添笔画篡改而成。无非是勒索部费不足,就搞此鬼名堂,再行勒索罢了。你们这些小把戏,焉能欺骗老夫?”说罢将这位黠吏驱逐出去,并将错字改正过来。同僚们都佩服张廷玉才思敏捷和办事公正。
张廷玉为人沉默寡言,他恪守宋代黄庭坚“万言万当,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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