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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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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四部丛刊》本《嘉祐集》
【译文】宗仁宗至和元年秋天,四川一带人传说,敌冠将要侵犯边界,驻边军士夜里惊呼,四野百姓全都逃光。谣言流步,京城上下大为震惊。正准备命令选派将帅,天子说:“不要酿成祸乱,不要助成事变。虽然众人传说纷起,但我的主意已定,外患不一定会酿成,事变却会从内部兴起。这事既不可一味用文教感化,又不可以一味用武力解决。只需要我的一二个大臣去妥善处理。谁能够处理好这既需文治又需武功的事情,我就派他去安抚我的军队。”于是众人推荐说:“张方平就是这样的人。”天子说:“对!”张公以侍奉双亲为由推辞,未获批准,于是就动身出发。冬季十一月到达蜀地。到任的那一天,就命令驻军回去,撤除守备,派人对郡县长官说:“敌寇来了由我负责,不必劳苦你们。”到明年正月初一早上,蜀地百姓象往年一样庆贺新春,于是一直相安无事。再到了明年的正月里,百姓相互商量要把张公的像安放在净众寺里,张公没能禁止得住。
眉阳人苏洵向众人说道:“祸乱没有发生,这是容易治理的;祸乱已成,这也容易治理;有祸乱的苗子,没有祸乱的表现,这叫做将要发生祸乱,祸乱将发未发之际最难治理。既不能因为有祸乱苗子而操之过急,又不能因为还没有形成祸乱而放松警惕。这至和元年秋季的局势,就象器物虽已倾斜,但还没有倒地。只有你们的张公,却能在它旁边安坐,面色不改,慢慢地起身扶正。扶正之后,从容退坐,没有一点骄矜自得之色。替天子管理小民百姓,孜孜不倦,这就是你们的张公。你们是因了这张公而得生,他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再者张公曾对我说道:‘老百姓没有不变的性情,只看上司如何对待他们。人们都说,蜀地人经常发生变乱。所以上司就用对待盗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用管束盗贼的刑法去管束他们。对于本来已经战战兢兢、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百姓,却用残酷的刑法去号令他们,这样百姓才忍心不顾自己这父母妻儿所依靠的身躯,而沦为与盗贼为伍,所以常常发生大乱。倘若以礼义来约束他们,用法律来差使他们,那么只有蜀人是最容易管理的。至于逼急他们而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是齐鲁的百姓也会如此的。我用对待齐鲁百姓的方法对待蜀人,那么蜀人也会把自己当成齐鲁之人。假如任意胡来不按法律,用淫威胁迫平民,我是不愿干的。’啊,爱惜蜀人如此深切,对待蜀人如此厚道,在张公之前,我还未曾见过。”大家听了,一齐再重新行礼,并说:“是这样的。”
苏洵又说:“张公的恩情,记在你们心中;你们死了,记在你们子孙心里。他的功劳业绩,载在史官的史册上,不用画像了。而且张公自己又不愿意,如何是好?”众人都说:“张公怎么会关心这事?虽然如此,我们心里总觉不安。如今平时听得有人做件好事,一定要问那人的姓名及他的住处,一直问到那人的身材长短、年龄大小、面容美丑等情况;更有甚者,还有人讯问他平生的爱好,以便推测他的为人。而史官也把这些写入他的传记里,目的是要使天下人不仅铭记在心里,而且要显现在眼前。音容显现在人们目中,所以心里的铭记也就更加真切久远。由此看来,画像也不是没有意义。”苏洵听了,无法答对,就为他们写了这篇画像记。
张公是南京人,为人意气昂扬,有高尚节操,雅量高致,闻名天下。国家有重大事情,张公是可以托付的。末了以诗作结,写道:
大宋天子坐龙庭,甲午之年日月新。忽然蜀人谣言起,边关敌寇将兴兵。朝廷良将纷如雨,文臣谋士多如云。天子赞叹说声嘻,命我张公远出征。张公方平来东方,西风猎猎大旗扬。蜀人围观睹风采,人山人海满街巷。齐道张公真坚毅,神色镇静又安详。张公开口谕蜀人:“各自还家且安顿,谣言莫传自安宁。谣言不祥且勿听,回去照常作营生。春日动手修桑枝,秋天谷场要扫清。”蜀人磕头拜张公,称他就象父与兄。公在蜀国园林居,草木繁茂郁葱葱。宴请文官与武将,击鼓作乐咚咚响。蜀人庆贺来观望,共祝公寿万年长。姑娘佳丽美婵娟,幽娴贞静闺房间。幼儿哇哇向人啼,牙牙学语已能言。当初张公不来蜀,你辈早已填沟壑。如今庄稼多茂盛,粮仓高耸堆满谷。可感我们妇与子,欢欢喜喜庆丰足。张公本是朝中臣,天子左右得力人。天子下诏命返驾,张公岂敢不允承。修起殿堂好庄严,又有廊房又有庭。公像挂在正当中,朝服冠带宛如真。蜀人纷纷来禀告,不敢放荡作懒人。张公放心回京城,像挂殿堂传美名。(丁如明)
爱莲说(〔宋〕周敦颐)
【原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
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选自《四库全书》本《周元公集》
【译文】水中陆上草本木本各种鲜花,值得人们喜爱的实在繁多。晋代的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唐代以来,世人非常喜爱牡丹;可是我唯独喜爱莲花的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不被沾染,在清水里洗涤而不显妖媚,中心贯通,外表笔直,不蔓延,无枝节,香气远播越觉得清幽,俊直地挺立在水面上,只可以远远地观赏而不可以肆意地玩弄。
我总以为,菊花,是众花中的逸隐之士;牡丹,是众花中的富豪贵人;而莲花,则可以说是众花中的有德君子。唉!爱菊的人,陶渊明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对莲花的喜爱,像我这样的又有谁呢?而爱牡丹的人,倒确是多得很哪!(魏同贤)
寄欧阳舍人书(〔宋〕曾巩)
【原文】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媿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脪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幸甚,不宣。巩再拜。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译文】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
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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