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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北京，他就忙于全国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那时的他，只有38岁，风华正茂。

　　一个多月后，他的家属和郭沫若家属，戏剧家欧阳予倩家属、云南起义将领潘朔端家属（人们笑称“四大家族”），由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赵佩带领，坐另一艘船北上。中途遇强台风，不得不在烟台上岸，辗转来到北京。

　　马思聪一家，被安排住在北京的德国俱乐部。不久，迁入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校园，住进宽敞、舒适的教授小洋楼。

　　党和人民器重才华横溢的马思聪；

　　他，担任了华北文工团副团长；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青联会议；

　　他，出席了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议；

　　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

　　他，被任命为中国音乐最高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了对他的任命状。直至1968年，他被定为“叛国投敌分子”止，他一直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

　　他，还担任了“中德友协副会长”、“中苏友协总会理事”。

　　马思聪姓马，人们笑称他是“马头”。由于他投入新中国的怀抱，带动了他的许多亲属：

　　他的六妹马思荪，是钢琴家。在马思聪的影响下，1952年，六妹一家从海外回归大陆；

　　他的十妹马思芸，是长笛演奏家。她也举家归来定居。她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的妻弟王友建，是大提琴演奏家。同样全家回国。王友建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

　　黄飞利是他的同乡，先后毕业于广州培正中学，解放前曾一起在广州艺专任教。

　　解放初，黄飞利在美国学习。马思聪给他写信说：“你毕业后，赶快回来，这儿有许许多多工作，等着你来做！”在马思聪的召唤下，黄飞利回来了。马思聪把他接到自己家中居住，邀他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直至今日，黄飞利教授仍在中央音乐学院执教，担任作曲系系主任。

　　人们的历史，是由自己的行动写成的。1949年，在中国历史大转弯的关键时刻，马思聪的抉择，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着新中国。

　　马思聪的报国之心，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解放前，在许多地下党员的影响、帮助下，马思聪是国统区左派音乐家的一面旗帜……　

　
　
唱出人民的心声
　　“1946年。我在贵阳艺术馆。当时演剧四队也住在贵阳。端木蕻良来贵阳后和我住在一起，我请他写一部合唱曲的歌词。他在一夜间就写好了，我也很快的把曲子谱好。这部作品就是《民主大合唱》。当时由演剧四队的同志们唱，他们唱得很起劲，我记得在艺术馆演出的时候，把军阀杨森请了来。我们骂的是蒋介石（注—

　　—歌词中直截了当地骂蒋介石为“东方的暴君”），与他无关，所以演出后没出什么问题。演出后一些进步报刊曾把这首歌词在报刊上登载。”《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大阳滚过大海的绿波，

　　照着中国美丽的山河。

　　让我们用大阳的光辉，

　　来赞美我们亲爱的祖国。

　　气势磅礴的《祖国大合唱》，歌声如号如角，如潮如涛，如沸如扬，如鼓如雷。

　　马思聪本是一位“学院派”音乐家，酷爱的是“纯音乐”。然而，抗战的烽火，反蒋的热潮，毕竟震撼了他的心扉。他拿起了笔，谱写群众歌曲，以音乐为武器，投身到炽热的斗争中去。

　　早在1937年，他读了青年诗人克锋（今名金帆）的诗《自由的号声》，为之感动。他把激情化为音符，谱成一首十分流行的进步歌曲：

　　……

　　把斗争自由的号声。

　　向沉迷的世界倾洒：

　　战士的心头燃起一把火，

　　压迫下的人忽然像火山爆炸！

　　啊！我将要看这苏生的大地，

　　迸发出灿烂的自由之花！

　　到了1941年，他为20首抗战歌曲谱了曲，为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献上一支又一支颂歌、赞歌、战歌。他与抗日将士心贴心。

　　他，写出了《抛锚大合唱》。在他的笔下，蒋管区犹如一辆抛了错的汽车，人民拥挤在这辆抛锚的汽车上，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

　　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内战的序幕已经拉开。1946年1月5日，重庆隆重举行追悼人民音乐家洗星海的音乐会。周恩来提议，成立“星海合唱团”和“民主合唱团”。

　　他说：“全国人民必须站起来，为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而斗争。”

　　郭沫若扶了扶他的金丝边眼镜，满怀激情踏上讲台。他以诗人的气质，大声疾呼：“齐声吼出人民反对内战的歌声，吼出反对任何国家帮助中国进行内战的歌声！”

　　会场上那热烈的情绪，化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马思聪恳请诗人端木蕻良写词，他奋笔挥就了《民主大合唱》。

　　翌年，他从广州到香港演出，正巧，诗人金帆从东江纵队游击区到香港工作。

　　一见面，马思聪对金帆说：“你写点歌词给我吧，我真想写首大合唱。”

　　当马思聪回到广州后，收到金帆寄来的歌词，他立即沉醉在创作的激情之中。

　　只用了十天时间，他一气呵成了《祖国大合唱》。

　　在《马思聪院长的谈话》中，他追述了当时的情景：

　　“1947年，我在广州艺专写了《祖国大合唱》。词是金帆从香港寄来的。原词七段，我用了其中四段。因为当时是处在国民党统治下，歌词的内容不能写得很明显，但内含的意思是光明要来了，全国要解放了。我写这首曲子，开首用了陕北眉阝雩阝的调子，象征着光明将从陕北延安方面来……”

　　看啊，祖国人民起来了，

　　排山倒海般起来了！

　　……

　　谁想要喝人民的血，

　　谁就要被消灭！

　　中国人民要永远做中国的主人！

　　……

　　祖国啊，看千万忠勇的英雄，

　　用鲜血染红你的胸脯。

　　我们要在你的土地上面，

　　建设自由幸福的乐园。

　　那时再没有人剥削人，

　　再没有作威作福的恶棍。

　　你就要从血泊里永生。

　　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

　　政治色彩如此鲜明的歌词，清新活泼的陕北民歌调子，《祖国大合唱》在蒋管区不胫而走，广州、上海、南京、北平、香港以至南洋的青年学生们，纷纷演出这首新中国的颂歌。

　　马思聪回忆说：

　　“有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演唱这部合唱，听众有四千多人，唱完之后又从头到尾唱了一遍，演出情况非常热烈。”

　　金帆回忆说：

　　“在‘文革’后期，我到北京维尼纶厂，遇见张宝城同志。他当年参加过演唱《祖国大合唱》。他说，在南京《祖国大合唱》演了一遍又一遍，歌声震撼了旧中国的‘首都’。有一次，在玄武湖畔组织了万人高歌《祖国大合唱》，特务们知道了，冲散了这场万人大合唱……”

　　这首《祖国大合唱》，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每逢国庆游行之际，常常播送。

　　写罢《祖国大合唱》，马思聪意犹未尽。他再度与金帆合作，要他“再来一个”。

　　金帆写出了《春天大合唱》。1948年，马思聪谱了曲，马上由广州艺专的学生们演出。

　　金帆说：“由于想在蒋管区能演唱，我没有正面写共产党的领导和解放战争，而用各种方法来暗示。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是的，是的，“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作为作曲者的马思聪，心里更清楚。

　　《春天大合唱》一开头，就咒骂起“冬天”是“残酷的暴君”：

　　啊，冬天是个残酷的暴君，

　　它凶暴地统治着我们，

　　它统治我们大久了，

　　人世间失去了温暖和幸福。

　　“冬天”是谁？“残酷的暴君”是谁？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打起锣啊，打起鼓，

　　放鞭炮啊，齐欢呼，

　　男女老少，兄弟姐妹啊，

　　大家都唱歌跳舞。

　　春天带来温暖和芳香，

　　春来带来幸福和快乐，

　　万物都得到了新的生命，

　　到处都开着鲜艳的花朵。

　　“春天”，又是意味着什么？哦，哦，“演唱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清楚”！

　　《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一步一个脚印，马思聪和人民走在一起，和共产党走在一起。他，唱出了人民的心声。

　　他，是一个进步的、有良心的艺术家。　

　
　
跟地下党结了厚谊
　　“1937年，我写了男中音独唱曲《永生》，词是蔡若虹写的。有管弦乐队伴奏。

　　我记得有一次在嘉陵宾馆孔祥熙主办的晚会上演唱过，周恩来当时也在座。这首歌演完时，周恩来曾和我握手。”《马思聪院长的谈话》，1959年5月20日下午，载于油印本（中国近代音乐史参考资料》第二辑。）

　　1939年底的一天，山城重庆的浓雾刚刚散开，一个20多岁的青年拎着手提包，朝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他叫李凌，一口浓重的广东口音。他是一个酷爱音乐的党的地下工作者。听说周恩来副主席要找他聊聊，赶紧应召而来。

　　他一见到周副主席，马上从拎包里拿出崭新的《新音乐》——那是他编的、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杂志。

　　“《新音乐》的发行量多少？’凋副主席一边翻看着，一边问李凌。

　　“两三万。”

　　“哈哈，印数倒不少，这说明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不错。”周副主席朗朗笑罢，便把话题一转，“不过，你们的统战工作做得不够好。尤其是在音乐、美术方面，几乎是空白。”

　　“我们的统战工作，确实做得很不够。”李凌面有难色地说，“不过，在音乐、美术方面，也没有合适的统战对象……”

　　“谁说没有？”周副主席两道浓眉一扬，说道，“马思聪，就可以找他谈谈嘛！”

　　在李凌的印象中，马思聪是个“大音乐家”。这样的人，能谈得找吗？

　　1940年2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李凌到重庆上清寺马思聪家拜访。

　　相见恨晚，他们一聊起来，竟是那么投机！

　　那时候，马思聪虽然名声已很大，但是只不过29岁。他显得很淳朴、直爽。他跟李凌都是“老广东”，又都爱音乐，他们用粤语热烈地讨论起音乐创作问题……

　　从那以后，李凌常常去看望马思聪。

　　李凌来自延安。他酷爱民歌。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中国民歌研究会”主席。

　　他收集了中国各地民歌。当他来到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时，仍带着自己抄录的二百多首民歌。

　　在马思聪那里，李凌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跟马思聪谈起了民歌。

　　马思聪呢，恰恰是一位把中国民歌视为掌上明珠的音乐家。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