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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我到北京听了北方的大鼓等民间音乐，我的眼界扩大了，开始认识到丰富的中国民歌是音乐创作的肥沃土壤。

　　“从1937年开始，我非常注意中国民歌，并力图掌握中国民族的音乐语言。”

　　（《马思聪院长的谈话》）

　　李凌拿出他珍藏的二百多首民歌，马思聪边看边哼，陶醉在中国民歌的特有魅力之中。

　　音乐成了媒介，他与李凌成为密友、挚友、净友。

　　也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党在蒋管区音乐界的地下工作者——赵氵风，也常常光临马府。

　　赵氵风23岁，有着广泛的兴趣。他跟马思聪谈音乐，谈美术，谈文学，特别是谈法国文学——因为马思聪是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在无拘无束地“摆龙门阵”之中，马思聪跟赵氵风之间的距离渐渐缩短。他们也建立起深情厚谊。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的矛盾日益尖锐。马思聪在各种社会活动中，渐渐看出李凌和赵氵风的“左倾分子”面目，他也并不惊疑，仍一如既往，和他们谈天说地，切磋音乐。后来，当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李凌来自延安的“鲁艺”，是共产党，而当时又正值白色恐怖盛行之时，他并不介意。

　　1942年，马思聪在“反内战、反分裂”的各界人士的宣言上签字。他的大名，刊登在《新华日报》上。他的政治倾向，已经十分明确了。

　　1944年。昆明郊区一间农舍。

　　马思聪穿着一身西装，无心于作曲，不时来到大门口张望。他的妻子和妻妹，穿着旗袍，也不时把目光投向屋外。

　　他们借住在这里，正等着一位客人的光临。

　　说实在的，马思聪邀请这位客人来家访问，最关心客人的还是马思聪的妻妹。

　　妻妹在一家医院当护士。她听说那位客人是共产党，真想亲眼见一见——她从来没跟共产党打过交道，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模样。虽然她并不相信共产党“青面獠牙”，可是，在她的想象之中，共产党如绿林好汉……

　　一个穿蓝布长衫的青年，朝这边走来。虽然马思聪的妻妹早就看见他，可是，她以为是过路人罢了。

　　近了，近了，马思聪和妻子跑出去迎接那个男青年。这时，马思聪的妻妹满脸惊讶：这个温文尔雅，像教书先生一般的人，会是共产党？

　　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赵氵风。他正在昆明的“民盟”工作。

　　客人谈吐不凡，知书识礼，这更使马思聪的妻妹惊讶不已。哦，共产党原来也很有学问。

　　赵先生跟马思聪谈起了那场音乐会，两人捧腹大笑：

　　不久前，赵先生和马思聪都参加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他们俩搭档，举办音乐会，门票收入作为捐款，援助那些贫病之中的作家。

　　音乐会在昆明昆华中学礼堂举行，观众达一千多人，连演三天。赵先生上台独唱，马思聪上台独奏。

　　赵先生唱着，唱着，忽然自报节目：“下一个节目，《颂歌》，用外语演唱。

　　这是一支观众几乎没有听过的《颂歌》。赵先生演唱用的外语，几乎没人听懂。

　　知道底细的，是马思聪：赵氵风在用俄语高唱《斯大林颂》！

　　在观众之中，懂英语的大有人在，懂俄语的几乎没有。赵先生用极为巧妙的办法，居然大庭广众之中，在云南军阀龙云的鼻子底下，唱起了献给斯大林的颂歌……

　　赵先生跟马思聪，相视而笑，弄得马思聪的妻妹不知所以，莫名其妙……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马思聪一家如同水上浮萍，东西南北，四海为家。1957年9月23日，他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说：“回忆从1943年到1949年七年中，我们搬了二十二次家，生活非常不安定，常常只能把谱纸放在膝盖上写作……”

　　散而聚，聚而散。他和李凌、赵氵风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散散聚聚，聚聚散散，不论李凌远走柳州、桂林、台湾，不论赵氵风奉命前往缅甸，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党，一直关心着马思聪。

　　难忘，难忘。1946年，国共两党面临公开决裂，空气中夹杂着火药味儿。就在这时，周恩来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的座谈会，揭露蒋介石的内战阴谋。当李凌暗中把会议的时间、地点告诉马思聪，他，不顾白色恐怖，坦然赴会……

　　难忘，难忘。1947年，马思聪在广州艺专当音乐系主任，地下党在香港办中华音乐学院，李凌聘请马思聪兼任院长。马思聪答应了，每个月跟夫人王慕理一起到香港去一次。他们不住旅馆，晚上把课桌一并，在教室里一躺，就过夜了。正巧，赵氵风也到香港来了。有一天，乔冠华请马思聪、李凌、赵氵风在茶楼吃早茶。难得的聚会，聊了一上午，肚子里的话儿还没有倒光、中午，换一家餐馆，边聊边吃中饭。真是“话逢知己千句少”，说了一下午，话儿仍像流水一样，没完没了。干脆，上“皇后酒家”去吃晚饭，一直推心置腹地谈到深夜——那，确是难忘的一天！

　　不久之后，广州艺专音乐系，来了两位新教员，一男一女，兄妹相称。男的名唤吴夫田，人称“吴先生”。此人开三门课——声乐，合唱，音乐欣赏。论教学，无可挑剔的。吴先生口才不错，也颇有学识，显然是音乐界的行家里手。学生喜欢听吴先生的课，说他讲得活泼，知识面宽。

　　吴先生为人随和，跟同事们都合得来，只不过他在课堂上口若悬河，而跟同事们在一起沉默寡言，绝少谈及自己的身世。

　　一位姓黄的老师，不知道怎么搞的，对吴先生发生了特殊的兴趣。他觉得，吴先生来得溪跷。他在国内音乐界混的日子不算少，稍有名声的人物他略知一二。这位吴先生既然颇有造诣，怎么如此眼生，连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黄老师知道吴先生是系主任马思聪介绍来的，便去查问马思聪。不料，马思聪哼哼哈哈，爱理不理，问不出个究竟来。

　　黄老师越发对吴先生发生怀疑。他发觉，每当星期六，吴先生便不知去向。到了星期一，吴先生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出现在学校中。

　　当然，黄老师本身，也是某种神秘人物。他跟国民党当局的眉来眼去，同事们早有觉察。

　　吴先生教了一个学期。学期结束时，学校举办音乐会，吴先生登台指挥，大显身手。

　　音乐会结束时，吴先生和马思聪肩并肩步出礼堂，黄老师紧盯在他们身后。就在这时，门外忽然有一外地赶来的青年，手舞足蹈朝吴先生大声呼喊：“赵先生！赵先生！”

　　马思聪为之一惊。吴先生闻而不睬。两人只顾加快步子往前走，不理那青年。

　　黄老师在他们的身后，看得一清二楚。

　　从那以后，吴氏兄妹销声匿迹，不知去向。

　　不久，人们从黄老师嘴里听说：吴先生，乃共党分子赵枫也。吴先生之妹非别人，乃赵氵风之妻。赵氏夫妇每星期六，都返回香港，去汇报工作……

　　不久，马思聪也离开了广州艺专……

　　在那艰难的岁月，马思聪虽然是党外人士，但是他有正义感，他不满于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他站在共产党的一边。他是党外的进步人士，跟党的地下工作者结下了深情厚谊。

　　正因为这样。马思聪才拿起自己的笔，写下了一部又一部反蒋的“大合唱”；也正因为这样，在1949年4月，马思聪会离开香港，毅然北上，为新中国的诞生欢呼雀跃。　

　
　
大哥播下音乐的种子
　　“偶然的机会让我从一个音乐热烈的爱好者转为音乐专门学习者。在我正式学习小提琴之前，我玩过几种乐器，先是风琴，后来吹口琴，又弹过月琴。我能在月琴上面背出好几首很长的粤曲。有一天，我的大兄从国外带回一只小提琴，从天鹅绒的盒子里提出来，闪耀着黄色的光亮，这乐器能发出多么漂亮的声音啊！我就决定学习这乐器，我幸运地在11岁那年到法国去，我所受的的音乐教育就完全在法国了。”（马思聪《创作的经验》，1946年10月《音乐艺术》杂志三卷一期）

　　马思聪，这颗中国璀璨的音乐明星，是从广东海丰县升起的。

　　1911年阴历3月21日，马家老宅增添了一个新生儿，取名“思聪”，愿他聪慧之意。

　　父亲叫马育航，个子不高，瘦削，一介书生而已。

　　马育航先生一生坎坷：在他16岁的时候，父亲故世。他有一兄一弟和一群小妹妹。哥哥亦早亡，弟弟有点痴呆，于是一家生活重担便压在他的肩上。他靠着教私塾、写文章，成为支撑全家的栋梁，使寡母和弟妹在艰难中终于得以维持生计。在民国初年。马育航先生当上了广东都督陈炯明手下的广州财政局局长。后来，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天然资源委员会锡矿局广州分局”的局长，也曾在汪精卫手下做过事。1938年，他遇刺身亡于上海。

　　马思聪的母亲黄楚良，从小不裹脚，知书识礼。她开朗，善良，胖胖的脸上，眉毛又细又淡。她开朗，善良，总是漾着慈祥的微笑。

　　马思聪生活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在十个兄弟姐妹之中，他排行第三：

　　长兄　马思齐　曾留学巴黎，攻读法国文学。

　　二哥　马思武　也留学法国。解放后在对外贸易部上海办事处任职。

　　大姐　马思锦　已故世。

　　四妹　马思梅　上中学时去世。

　　（五妹年幼夭折，未计在内）

　　六妹马思荪（又名马思荃）钢琴家。“文革”后迁居香港。

　　七妹　马思莹十一岁时病亡。

　　八妹　马思琚　大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

　　九弟　马思宏　小提琴家。现居美国。

　　十妹　马思芸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于中央音乐学院，“文革”后迁居香港。

　　兄弟姐妹众多，父亲收入菲薄，马思聪的童年是清苦的。早上，一碗白粥而已，母亲给每个孩子十来颗用盐水煮过的乌豆，或者一撮捣碎了、拌了盐花的黑芝麻，就算是小菜。一顿饭，就这样打发过去了。

　　然而，这一群在乡下长大的孩子，却跟音乐结下深缘：马氏兄妹中，五人以音乐为职业。此外，马思聪的夫人王慕理、马思宏的夫人董光光，都是钢琴家。他们的姻缘，显然是音乐从中牵线。马思聪的女儿马碧雪、马瑞雪，儿子马如龙，是钢琴家、小提琴手。马思荪的女儿马常子、女婿顾国权，都是钢琴家，儿子马庸子是大提琴手……马家如果大聚会，可以组织起一支庞大的“马氏乐队”！

　　马家是怎样跟音乐联姻的呢？

　　1967年5月2日的日本《世界周报》上，曾在一篇介绍马思聪的文章中说：“马思聪的祖父母及父母都是音乐家。”其实，这只是文章作者的“合理想象”而已。

　　马思聪的祖父母、父母，何曾是“音乐家”？

　　1935年，马思聪应上海《良友画报》之约，曾写了《童年追想曲》一文，详细地回忆了自己步入音乐之宫的历程。

　　“我的家庭一向和音乐是很隔绝的，亲戚里头想找一位能拉拉胡琴，吹吹洞萧的人是办不到的事；因此我幼年和音乐接触的机会很少。我第一次听见音乐是我3岁那年在外祖母家里听留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