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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猎艇上的人员有了一点变动。加入几个新人：炮击班长阿列克山大·弗罗洛夫接替了在冬季防御战中便离去了的马留丁，投弹班班长米哈伊尔·朱伊柯夫，投弹员邦吉列·奥斯达宾柯，无线电班班长维克多·雷巴柯夫。这几个全都是服务过三、四年的老水兵，在保卫汉哥半岛时积累了许多战斗经验。

　　从我见到贝莱伊那天起到现在，他已大大地改变了，他现在已是水兵长，他的位置则由斯米尔诺夫接充。斯列波夫已替代伊凡诺夫充任了第一信号员。可是伊凡诺夫倒并不感到不快，并且也不想调到旁的猎艇上去。别洛波克已获得了少尉的职位。阿塞也夫、阿莫辛、波柯夫、我，以及本队其余许多军官，也都升了一级。

　　从第一天起，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奥斯达宾柯和雷巴柯夫便加入了猎艇的生活，他们很正确地掌握了猎艇生活的节拍和特性；不论是我们，不论是他们都觉得我们并不是初识，而是一同工作了很久似的。

　　弗罗洛夫是一个结实的西伯利亚人，任何工作在他手里都是干得很起劲的。无论是做木工、油漆、做钳工，连接绞索、训练部属，他都同样熟练在行。他非常熟悉大炮和射击规则，简直挑不出他的错处来。弗罗洛夫的本行是技术工人，因此他能不假思索地便了解任何任务的要点，在完成任务时又能想出又简单又新颖的方法，使工作加快，使质量提高。他的机警的黑眼睛老是闪着热情的、快乐的光芒，没有一个问题可以使他惊慌失措。

　　朱伊柯夫正好是与活泼好动的弗罗洛夫相反。他走路也是慢慢地，一步一顿地；在回答问话之前他先要将正面反面全称一称份量，他说起话来是井井有条的，令人信服的。在臂力和手劲上，只有别洛波克可以和他比一比。朱伊柯夫的教育虽然受得不够，但是，他的钻研心和高度的天生的机敏，把这一个缺点很好地弥补过来。

　　奥斯达宾柯比他的班长几乎要高出半公尺。别人总看见他在干工作；忽儿在拆卸和装置机关枪，仔细地将机枪的全部配件擦干净，加上油；忽儿在给某一个同志的鞋子钉鞋底；忽儿又在修理那些永远在“闹脾气”的汽油炉。他的脸上老是露出亲切的、谦逊的微笑。他喜欢论辨，喜欢把自己的主张坚持到有人用确实的论证将他顶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为止。

　　雷巴柯夫是我们的“舰上知识分子”，他的无线电员的灵敏感觉，他的在发报键上工作时几乎看不出在动的手腕，是受舰艇的勤务规则所保护的；舰艇勤务规则是禁止使用无线电员从事舰艇工作的。雷巴柯夫曾受过完全中学的教育，他的未服军役时的职业是电气技术员。因此，他在无线电室里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他又是一个老党员，还当过政治副指导员，所以，他很快地和艇上任何一个水兵都很相投，并且能用短短几句臂喻，便说明了猎艇当前任务的政治意义。他善于使人激动，使人兴奋。

　　雷巴柯夫、弗罗洛夫、朱伊柯夫和奥斯达宾柯来了之后，党员人数便占了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则是青年团员。在第一次本猎艇党小组会上，全体一致推选雷巴柯夫当党小组长；这样，别洛波克便在开玩笑时叫他为“我们的政委”了。

　　在艇上只有雷巴柯夫和别洛波克是结过婚的，他们很快地便接近起来。他们对于艺术有共同的爱好，这也是促使他们互相接近的原因。雷巴柯夫很有诗人的天才，有时侯，他在别洛波克的吉它伴奏之下很巧妙地朗诵诗歌。

　　四月二十四日，我们全体人员都到了艇上，进行下水的最后准备。

　　我指派我的助理艇长、刚派到我艇上来的候补上尉瓦冈诺夫指挥艇上工作；我自己带着一部分人员上仓库去领取必需的装备。

　　突然之间，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法西斯匪徒的飞机从高空突入了市区并且投下了炸弹。这是一次具有特别任务的空袭，是专门来袭击舰艇和船场的；因此，有一部分炸弹投落在我们的工厂的厂址之内。一霎时之间，四处布满了浓烟，火焰飞腾起来，四面传来了叫喊声。停放猎艇的地区的上空挂着一团浓厚的烟雾。

　　我充满了一种不幸的预感，赶紧从仓库赶到停放猎艇的堤岸边去。我跑着，追过了抬着担架的救护队人员。迎面便遇到了第一批受伤的人。他们催促救护员说：“那边还有受重伤的。”……所谓“那边”，指的就是我们那几艘猎艇停放的场地。

　　看见受伤的吉莫菲也夫，我差一点要哭出来。他被炸断了一只手。伊凡诺夫在救护吉莫菲也夫，他用一条带子牢牢地缚在打断了的残肢上。伊凡诺夫的手指也在淌血。

　　“艇长同志，您瞧……我没有手了，给炸断了。”吉莫菲也夫这样说。

　　我叫住了抬着担架的救护员，把吉莫菲也夫放在担架上，命令跑步把他送到包扎站。伊凡诺夫跟在担架旁边跑着，把炸断的手指按在胸前。他一面跑着一面向我高声叫喊，告诉我有一个轮机员受了重伤，助理艇长炸死了。

　　瓦冈诺夫躺在不远地方，伤在脸上和颈上。水兵们将候补上尉搬上担架，我再向前跑去。

　　斯克里亚罗夫躺在猎艇旁边轻轻呻吟着。他的两腿都被炸断，在骨盘部位可以看见出血的伤口。

　　“听见的，艇长同志……请您扶我起来……”

　　他显然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呢。炸弹的愈来愈近的呼啸迫使我紧靠着伤者。紧跟着一阵轰然的爆炸声在我们身上堆起了一个沙堆，同时，四围尽是弹片在乱飞。有一块弹片在落下时打中我的手臂，这条手臂当时便麻木了。

　　斯克里亚罗夫呻吟着说：“艇长同志……请您帮我站起来好了……”

　　“马上走，斯克里亚罗夫，我们马上就走，你得熬一熬，恐怕有点疼的，”我说着便用手把他扶起来。

　　这个轮机员的的软弱而无生气的身体就像一块铅一样往下坠着，我困难地拖着他向包扎站走去。迎面走来了别洛波克和加夫里洛夫，他们用手抬起了斯克里亚罗夫，我便重新向猎艇走去。

　　“还没有作战，就已经损失了人员……我真不该把助理艇长留在艇上的……”我想着。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假如自己在艇上，那末损失就可以减少一些。

　　我在艇身上数了数，上面一共有二十八个弹孔。各种机件倒没有损伤。这一夜我们是在艇旁度过的，为的是填补这些破孔；到早晨时，全部都补好了。

　　斯克里亚罗夫在受伤之后第二天便去世了。但是，瓦冈诺夫倒活了过来。就在我们从列宁格勒出发之前，我们艇上全体人员和我们的伤员会叙了一下。我们每人都带上了一点小礼物，有的是一听罐头，有的是一小块黄油，有的是好几天积下来的糖，有的是卷烟。我把自己的一点现钱以及一部分补充食物都送给了吉莫菲也夫。

　　“你们一定要替我们报仇的，”吉莫菲也夫用他的那只好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掌，这样说着：“为了塔林那次突围战，为了这一个冬天，为了我这只手，你们决不能饶恕他们的。唉，我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舍不得离开你们。”

　　“伏洛佳，我们不会忘记这个仇恨的，我们一定要替大家报仇的。你只当你自己还在我们艇上作战好了。至于你的手艺－雕刻，可别丢了。你有才能，一只手你也可以……”

　　“这个我早就下定了决心，”吉莫菲也夫回答说。“我出了医院便回工场去，去干雕刻。我要在另外一条战线上作战……就在这里，就在列宁格勒。”　

第十二章　猎艇对飞机
　　我们整个一小队在一个平静的白夜里离开列宁格勒驶向喀琅施塔得。海风微微地吹皱着海水，抚摸着我们的脸庞。全体人员，除当值轮机员以外，全都在甲板上。有的是心情愉快的，有的在聚精会神地守望着。对于重又回到海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感觉；但是，我们全体都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终于又回到家里，又回到可爱的大自然的怀抱撒。我觉得，连这艘猎艇也复活了。艇首上的白须使它添上了一种勇猛的气概。我很高兴，因为我担任着全小队的领航工作。因为我们成绩优越地完成了战斗准备计划，所以争取到了排在航行队列中最前列的光荣。我也在想，在这第二次战斗航行中，等待着我们的该是什么。伊萨基伊的圆屋顶在艇尾后方逐渐在变黑，在缩小；在艇首正前方，喀琅施塔得呈现得愈来愈清楚了。

　　当我们在喀琅施塔得为猎艇装备艇炮和机枪，领取弹药、燃料和给养时，我们几个艇长便进行着学习。

　　在喀琅施塔得过冬的一些猎艇，在我们到达以前早已在巡逻线上了；因为，海湾上的冰融化得比涅瓦河上要早一些。从海上传来了我们战友们的最初的战斗消息。

　　少校波恰诺夫和小队长阿塞也夫常常召集各位军官，分析以前的一些战斗，指出了错误，也指出了新的战术方法。

　　我们研究了德伏列茨基和马尔丁诺夫二艇与十艘芬兰小艇所作的白日战斗；在这次战斗中，敌人是分两组从不同方向发动进攻的。我军利用了这一点，便用烟幕将两组敌艇完全隔断，接着轮流与每一组展开战斗，再把这两组敌艇都打跑。

　　我们也研究了德伏列茨基和波柯夫打退德机的攻击并且击落一架“容克八十八型”机的战绩，以及伐兰丁·邦采尔尼打下了两架敌机的成功经验。

　　这一个春季，舰队中的巨型舰只因为芬兰湾里水雷布得太密而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能用它们的炮火威力支援列宁格勒前线的陆上部队。喀琅施塔得以西地区，作为列宁格勒的屏障的是斯卡尔、毕尼沙里和拉凡沙里诸岛。这几座岛屿深入在敌人后方，离岸极近；因此，对于敌方基地和敌人的交通线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人要从卡列里前线将部队和辎重抽调到列宁格勒前线去时，便不得不躲过这些岛屿而作一个大“迂回”。

　　将这些岛屿与喀琅施塔得和列宁格勒联系起来只有一条航路。这条航路必须竭力地加以保护，不能让它为水雷锁堵塞。一九四二年的航行一开始，我们的猎艇便在沿各岛航路的巡逻线上受到敌机不断的、猛烈的攻击。

　　全体人员的战斗准备必须完全用在防空上，因此便得进行整整一系列的对空射击演习，必须联系到完完全全能够从容应付。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没有助理艇长，这对于我尤其是感到困难的。

　　几天之后，阿莫辛的和我的两艘猎艇，一同在阿塞也夫的指挥之下，带着一队运输舰驶到最远的某一个岛屿。

　　指挥部不让我们休息，又派我们担任巡逻。我们接替了几艘警备艇，从警备艇的艇长们那里交换了最近的一些消息，这以后便单独地留在海湾中了。我们之南，在水平线上可以看见我们那些隆起的、被蜃气改变了形状的岛屿；北面是芬军。短促的残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但是，太阳刚一出来，便听到了“容克”机的断断续续的吼声。

　　“两架‘容克’机，从右方一百六十度向我们飞来，”像以往一样，照例是斯列波夫第一个报告上来。

　　飞机从背着太阳的方向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