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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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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告诉朱丽叶的儿子沃伦，他说：“我的学校没有把这些话贴在墙上，但是我们也是这样的宗旨。”库格小学是一所私立学校，和沃伦的中学不在一个社区，但是两所学校的教育宗旨竟是如出一辙。看来事情真像凌小宁说的，学校是把目光集中在教育学生“如何做人”。
库格小学每天早上9点钟上课，一个班只有十几个学生。教室的中央有个圆桌，学生们围坐桌前，老师也坐在学生中间。尽管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黑板，但老师并不使用，也不站起来照本宣科，她只在自己手里拿一块小白板，就像孩子手中的画板一样，一边说，一边在上面写，然后竖起来给孩子看。整个教室洋溢着一种既亲密又轻松的气氛。
第93节：第七章 情商时代（14） ↑回顶部↑
一个二年级的女孩子迟到了。老师问：“为什么迟到啊？”
“对不起，老师，我睡觉了。”
“啊，你一定睡得很舒服，”老师一边说一边笑，“坐下吧，宝贝。”
那女孩子也笑了。
我们目睹这个细节，很长时间都在脑子里面环绕，有一天，忽然明白是什么让我们不能忘怀，是孩子的诚实和老师的友善。当初我们问小宁：“学校怎么教给孩子‘做人’呢？”他说：“不是讲大道理，也不是像中国的学校那样开一门德育课，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一点一滴做起来的。”现在，答案有了，就在足球场上、在史迪文森小学的毕业典礼上、在一个美国中学生的话里、在库格小学的教室里、在那8岁女孩儿和老师的一问一答中。这同中国的教育的确有些不同。
于是，我们和小宁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问：我看过中国电视台上的一个儿童节目，就是教给儿童不要相信陌生人，否则就有可能上坏人的当。有一回主持人还请来几个武术教练，教给几个五六岁的孩子“防身术”。告诉孩子们人身体最薄弱的地方是哪里，怎样用两根手指去戳别人的眼睛，怎样用膝盖去攻击别人的下部，还有现场演练。主持人很得意，要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一起来学。
答：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看这种事情，也许他们这样做有他们的道理。可是看到美国在教育孩子不要伤害别人，中国在教育孩子怎样防范别人，我心里觉得不是滋味。
问：你认为这有很大区别吗？
答：区别很大。学习做人是小孩子的第一课。这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是从生活中学来的，是潜移默化的。我现在一下子也无法证明这里面的区别，但是我知道中国人看社会看别人总是很负面的，爱往坏处去想。而美国的孩子总的来说看事情都很正面，不往坏处想。
问：我们总说美国人头脑简单。照你的意思，应该说他们的心理比较健康，很阳光，而不是那种很阴暗的感觉？
答：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我觉得两个国家的教育是不同的。首先是教育的宗旨不一样。美国的教育更从人的角度去讲，教给你怎么做人，怎么对待别人，教给每一个公民有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是他的最基本的宗旨。而中国的教育，是从科学技术出发的，是为了培养科学家，培养人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孩子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把它叫做“优秀的代价”，结果是导致了他们的很多不优秀。
问：你是在说“高智商、低情商”？
答：他们也许是在用情商换智商，得到了高分，却也养成很多毛病。所以这种“优秀的代价”很可怕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毛病，是一代人两代人的毛病。他们很聪明，很会考试，脑子里面有很多知识很多概念，手上有一大堆成绩单，但是他们没有激情，对什么都没有兴趣，没有想象力，没有韧性，不能吃苦，不会交流和沟通，不会和别人讨论问题，不善于表达自己，也不能理解和关心别人，不会和别人合作。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总是用负面的眼光看人看事，出了一点问题就喜欢抱怨别人。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动性，中国的学生特别缺乏。
问：他们就是从小到大，几乎没有主动地去做过一件事情。老师让他们读什么就读什么。他们已经养成了按照别人的要求做事情的习惯。
答：所以说，中国的学生缺少一种内在的动力，如果我让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完成得很好，但这就跟他上学读书一样，老师让他做这个，他就做，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而且做得很好。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地创造性地去做事情，从来没有一种激情从内心往外涌出来。英文叫做drive，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可能叫“主动性”，或者叫“驱动力”。这种东西中国学生身上是最缺少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还是被扼杀掉了？
问：我相信有些孩子在争“第一名”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你能肯定你说的“优秀的代价”是普遍的有规律的现象吗？
答：有的小孩子特别聪明，虽然在这种巨大压力的环境之中，他用80％的智力就把这些压力都消化掉了，那么他还有20％的时间去干别的，也就有一些空间来塑造自己的品格。比如开复、亚勤、向洋、宏江，就是这样的。他们也许用一半的聪明就可以对付考试的压力，然后他还有一部分精力去应付别的事情。但大多数孩子需要用全副身心来承受分数的压力，这样他就不知不觉地损失了自己的情商。
问：我能理解你说的“全副身心”，因为我亲眼看到过一个高三学生读书的情形。那是真正的“闭门读书”，你一定不能想象，就是用报纸把窗户玻璃贴上，整天不往窗外看，也不让窗外的阳光射进来。
答：这就是与世隔绝了，弄不好就养成了一种孤独的性格，不愿意跟人打交道，不愿意分享，只愿意自己在那做来做去。
问：你觉得中国的孩子快乐还是美国的孩子快乐？
答：中国的孩子是全世界最受宠的，父母为他们做了一切，但我总觉得他们不快乐，至少不如美国孩子快乐。这也是“优秀的代价”。他们为了满足父母的期望，社会的期望，先是付出他们的童年时期，接着付出他们的少年时期。没有童年的一生能说是完整的一生吗？你有机会可以问一问那些优秀的学生，看他们是不是快乐？
第94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1） ↑回顶部↑
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其实我不快乐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说，中国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很压抑。如果是真的，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朱文力
谈到“快乐不快乐”，朱文力的叙述是从一个她最不愿意提及的话题开始的：
“美国一个大学教授说，中国的孩子从生下来就很压抑。我不愿意相信这种说法。但如果是真的，那是很悲哀的事情。”
人的情商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形成？这是大家一直在研究的问题。朱文力也说不清楚人性的压抑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她知道，中国大多数孩子都是在压力下生活的，总是在跟别人的比较中成长，总是在试图超过别人，考试要比别人好，名次要在别人前面。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小皇帝”、“小太阳”，要什么有什么，其实他们一点也不快乐。比不过别人的时候不快乐，比别人好了还是不快乐，因为总是怕下一次别人超过他。这种教育文化是不会让孩子放松的，孩子自己也不会去放松，觉得放松一个晚上都是在浪费时间，看电视也好，看小说也好，都是在浪费时间。朱文力说：
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你别看我是个好学生，在赞扬声中成长起来，其实我始终生活在一种紧张的状态中，始终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着朝前走。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快乐，不管自己学得有多好，都嫌不够，老是觉得自己还不够努力，也没有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快乐。
这跟中国的教育制度有关系，但恐怕不只是制度，还有文化。其实在美国的中国家庭，也有那种望子成龙的心态，也要上名牌大学。这会影响人的一生，贯穿一辈子，然后还会影响下一代，就像朱文力对待自己的儿子。儿子现在9岁了。她经常在想，绝对不能让儿子重复自己的路。“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不想让他形成像我这样有些畸形的心态。”她从来不强迫儿子学什么，或者不学什么。她说她不愿意让孩子受这个罪。不管他想学什么，她都会全力支持他。
可是有一天，儿子告诉她，自己将来要“当个士兵”。当时她就随口敷衍一句。后来就忍不住总是想儿子的话：“如果他到了18岁，真的还要去当士兵，那我可能就要犹豫了。我可能也还是希望他当个科学家之类的，听上去比较体面，挣钱也多一些。我觉得华人可能都是这种心态，没有办法。”
新发现
1。我们的研究对象中，有80％的人是从小地方一步一步地走到大都市里面来的。
2。情商比智商更重要的观点，在我们研究的对象中，无一例外地被证实。
3。把“E学生”和其他层次学生区分开的最重要的因素，几乎都是属于情商，而非智商。
4。大多数按照传统标准评判的好学生，都在为智商的成长付出情商的代价，而且他们并不一定快乐。
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
现在，我们来看看“E学生”的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秘密：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每逢关键时刻，都有杰出的老师在身边指点迷津。
关于“人品第几”的辩论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了解，但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
——李开复
名人一旦离开公众视线，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忘记。可是李开复离开中国回到雷德蒙微软总部就任副总裁已经三年了，北京这边的大学校园里，他的影响依然挺大，他和他的中国伙伴们的那些故事，依然挂在很多学生的嘴上。人们提到这个名字，就会说微软和别的西方的公司不一样，他本人和那些纯粹的西方老板也不一样。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华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而是因为他对中国学生的那种特别强烈的关注之情。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当他在2001年夏天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到《对话》节目上去谈一谈，话题是围绕“当今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展开的。这话题在李开复心里盘桓已久，本来就是不吐不快，于是他欣然从命，来到电视台的演播厅，去之前还特意换了一套笔挺的西装。
《对话》通常都是两个人的舞台。今天，另外一个人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陈章良。陈是很多中国学生熟悉的生物学家，现在又有一个教育者的名分，他今天穿了一见红色的T恤衫，色彩鲜艳。
于是，一个正襟危坐满脸认真的美国公司老板和一个衣着随便满脸带笑的中国大学校长，在主持人的撮合下开始“对话”。一大群学生坐在旁边倾听，他们看到媒体上把这两人都叫做“青年才俊”，就以为他们是一样的，但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所有人都会发现，除了“少年得志”这一点，这两人就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
两个人的辩论首先从“人品第几”开始。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美国老板把“人品”排列在人的所有素质的第一位。而中国的大学校长却不以为然，他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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