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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全文)-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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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起用,称为“夺情”。在神宗和两宫皇太后的一再挽留下,张居正选择了“夺情”,于是激起了朝野的纷纷谴责,人们认为张居正过于贪恋权位。邹元标为此上疏,指斥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进贤未广,决囚太滥。言路未通,民隐未周。若令在京守制,天下后世谓‘陛下为何如主?’”。他将写好的奏疏放于怀中,入长安门,准备上朝时递上。这时朝堂上正在杖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他们因反对张居正“夺情”已经遭到神宗的严惩,吴、赵二人已被打得血肉狼藉。眼前的惨象并没有使邹元标畏缩,相反对这种冒死直谏的精神十分佩服,暗道:“真是奇男子也!。”他毅然取出奏疏交给太监。太监不肯接,以为又是针对张居正“夺情”的奏疏,说:“你难道不怕死吗?”邹元标假称:“此告假本也。”太监这才收了它的奏本。神宗看过后,大怒,毫不客气地下令廷杖八十。明朝的廷杖十分残酷,人的尊严在杖下荡然无存。行杖时,受杖者要脱去袍服,杖八十,对于一般人来说不死也要致残。邹元标幸免保住了性命,腿部却留下了终身的残疾。同时神宗下旨,谪邹元标戍贵州都匀卫。
  从北京到都匀有千万里之遥,徒步行走,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明代充军的犯人死于途中是经常的事,邹元标也几次险些丧命。
  都匀卫设在崇山之中,属古夜郎之地,是“蛮夷”之民聚居的地区,环境十分险恶,而邹元标却处之怡然。当地文化教育一向落后,读书的人不多,邹元标来自京城,又是学富五车的进士,格外受人尊重。他利用在卫所的这段时间,探究学问,聚徒讲学,向他求教的达数百人之多。
  由于邹元标的上疏言辞过于激烈,张居正的怒气仍然未消,暗中授意去贵州的巡按御史,欲将邹元标置于死地,以绝后患。然而这位御史却是个短命之人,行到镇远,突然暴病而亡,邹元标得以免遭暗算。
  六年过去了,张居正也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邹元标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被重新启用,召拜为吏科给事中。回朝后,他仍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畏权势的性格丝毫也没有改变。他上疏神宗,要求皇帝“培圣德、亲臣工、肃宪纪、崇儒行、饬抚臣”五事。随后又弹劾礼部尚书徐学谟、南京户部尚书张士佩,二人并罢而去。徐学谟先追随张居正,官至礼部尚书,张居正死后,学谟为保全自己,很快与继任首辅申时行结为儿女亲家,声誉十分不好。
  邹元标又举荐耿定向、罗汝芳、许孚远等十余名官员,这些人皆为一代明儒。万历十二年(1584年),慈宁宫遭火灾,邹元标乘机上疏,痛言“保圣躬、开言路、节财用、拔幽滞、宽罪宗、放宫女”六事。所言刺中了神宗的要害,神宗大为恼怒。于是有传言说皇帝要杖杀邹元标。邹元标听到后,让妻子准备好布袍、白蜡和治伤的药品,毫无畏色地说:“我的筋骨虽有残,但精神还可以再杖五六十,如果缇骑来,不劳他们动手,我自己去受杖,只是不要让我的老母知道。”言下之意,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邹元标的老师申时行多次请求下,好不容易神宗才予与宽大处置,降邹元标为南京刑部照磨。 

  据说邹元标的敢言直谏着实让神宗有些忌惮,一天御膳房刚刚备好丰盛的佳肴,神宗却一改常态,下令撤减,并对太监说:“你们没听到他邹某人数落朕吗?”
  万历十三年(1585年)五月,邹元标又被调回北京,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不久神宗让吏部尚书杨巍对国事发表意见,邹元标为他代笔起草,切指吏治十事、民困八事,洋洋几万言,都是当时人们所不敢言的弊政。又如请割“衽席之爱,严便嬖之禁”,涉及到神宗的私人生活。当时神宗身边有十名受宠的俊美少年,称为“十俊”,外间早有传闻,神宗已经染上了同性恋的陋习。
  万历十八年(1590年),调邹元标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后升刑部右侍郎,这时恰逢邹元标的母亲去世,他未上任而回原籍为母亲守孝,以后居家乡南皋三十年,建仁文书院,谈道讲学,名扬天下,学者称之为“南皋先生”。这段时间,朝中仍不断有人上疏推荐他。
  光宗即位,东林党人当朝,邹元标召为大理寺卿,未上任,又升为刑部右侍郎。阔别京城近四十年,今又还朝,邹元标虽须发皆白,却依然踌躇满志。行至京畿地区,见禾苗青青,知道左光斗等人推行的水田已初见成效,高兴地说:“三十年前,京城人不知稻草为何物,今日处处皆种水稻,于国于民都有利。”为此他感慨道:“治理天下难道不是靠人才吗?人若有才,天气地力都可以被利用。”
  光宗只当了八个月皇帝就病逝了,邹元标还朝之时,已是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当时辽东战局紧迫,敌在门庭,他有感三十年来朝中大臣只顾门户之争,而不问封疆之事,致使祸见于今日。于是首倡和衷之说,建议简用涂宗睿、李邦华等十八人;两天后,又请用叶茂才、赵南星、高攀龙、刘宗周、丁元荐、罗大紘、雒于仁等十五人。天启二年(1622年),又上疏指出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丁巳京察不公正,请收录章家顺、丁元荐、史记事、沈正宗等二十二人。如此,万历朝被罢免的诸臣都获得了昭雪。他还曾举用李三才,只因言路有争议而未果。尤其可贵的是,他还不记私怨,称赞张居正当年的政绩,提出应该恢复张居正的故官,予以葬祭。这一建议也得到熹宗的同意。
  邹元标在天启初年虽倡和衷之说,实际上所荐举的大部分官员仍是东林党人,或与东林党人政见相同的旧臣。他们都与魏忠贤、客氏一伙水火不相容。邹元标的多次努力,对促成天启初年“东林方盛,众正盈朝”的形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邹元标自天启元年还朝以来,上疏建言尽量注意不做危言激论,以避免激化矛盾。然而树欲静而风不停,朝中的小人将他视为东林党人,十分忌恨。给事中朱童蒙、郭允厚、郭兴治担心来年京察对自己不利,密谋将邹元标逐出朝廷。他们抓住邹元标与冯从吾在京城建首善书院集众讲学一事大做文章。
  冯从吾在万历初年也因建言而险遭廷杖,后在家乡长安建关中书院,讲学数十年。天启二年(1622年 )进封为左副都御史。在首善书院建立之前,邹元标、冯从吾、锺龙源、曹于汴、高攀龙等人已于闲暇之时讲学于城隍庙百子堂,上自朝廷高官,下至平民百姓,每次有上百人听讲。但城隍庙并非理想的讲学之所,空间十分狭窄,于是他们决定建立正式的书院,上疏十三道后方得到皇帝的批准。他们各自捐资,用银一百八十两,在京城大时雍坊十四铺的地方(北京市宣武门内东城墙下),买下十余间民房,由司务吕克孝、御使周宗建负责督理改建。他们认为京城应为首善之区,因此取名“首善书院”。改建后的书院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有讲堂三间,后院也有三间供奉先圣,并陈放经史典籍。书院上梁文为左通政何乔远所作,院中树碑一块,内阁首辅大学士叶向高特为书院撰写碑文,太常寺卿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为其书丹并撰额。书院于天启二年(1622年)十一月开讲,邹元标和冯从吾在公余之时,不会见宾客,也不赴宴会,专心入书院讲学。听讲的官员百姓日渐增多,以至于讲堂不能容纳,影响越来越大。 

  首善书院与东林书院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当邹元标、冯从吾听说东林有吴桂森继续主持时,“群然向往,脉脉神交”。首善书院建成后,正值在京任职的高攀龙,常于政务之暇到书院讲学,与三千里外的无锡东林书院“遥相应和”。参与首善书院讲学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与东林书院有关,如刘宗周当年曾入东林与高攀龙共同讲学;又如华燕超和华凤超都与高攀龙同里,华燕超万历时就曾到东林书院,求教于钱一本。华凤超先向钱一本学习《易经》,这时又随高攀龙一起讲学首善书院,以后回到家乡也成了高攀龙的弟子。冯从吾虽说是陕西人,却是三十年前顾宪成在京时的弟子,被公认为东林四君子之一。周宗建则为东林后“七君子”之一。邹元标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东林讲学,却应顾宪成之托,在万历三十二(1604年)年东林书院修复后,为书院作《依庸堂记》及依庸堂楹联。
  正是由于首善书院的讲习者与东林书院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书院在京城日益扩大的影响,使朝中的阉党寝食不安。
  朱童蒙首先发难,他上疏天启皇帝,说如今广宁失陷,人心浮动,京城之地不宜聚众讲学,以免招朋引类,开门户之渐,将来势必难以控制,应该安心本分,以东林为戒。冯从吾反驳说:“正因为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才应该以讲学提醒人心,激发忠义。” 御史倪文焕上疏诬蔑首善书院所讲为伪学,说邹元标等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噉不冷不热之饼”。邹元标也上《陈共学之原以定众志疏》,指出:早在隆庆初年,内阁首辅徐阶就曾集诸臣千余人讲学于京城,手书“识仁、定性”二书,与诸人讨论。万历十三、十四年,臣邹元标在京城也每月讲学于演象所,当时的执政大臣也尝过而相问。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如今陛下有经筵日讲在先,却不许京师讲会,臣甘愿罢官归田。这时魏忠贤刚刚开始窃权,也屡传中旨,说宋室之所以亡国,在于讲学,皇上将严禁此事。叶向高为首善书院力辨,并要求与邹元标共同辞官,天启帝的态度稍有缓和。但阉党郭兴治和郭允厚却攻讦不已,甚至将首善书院比作山东的“贼妖”。
  邹元标归意已决,于是加太子太保,准乘驿归乡。临行前又上《老臣去国情深疏》,字字情真意切,一时间奏疏天下传诵。天启四年(1624年)六月书院被罢讲。天启五年(1625年)正月,在阉党“十孩”之一李鲁生的建议下,撤去书院的匾额和对联,改书院为“忠臣祠”。同年七月,在四川道御史倪文焕的催促下,阉党矫旨下,砸碎书院石碑并抛出门外,拽倒先圣牌位,焚烧经史典籍,拆毁厅堂建筑。八月阉党毁天下书院。
  邹元标归乡后不久便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三岁。魏忠贤矫旨削夺了邹元标的官职。为了让喜宗看起来有趣味,阉党王绍徽将东林党人比作《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编成《东林点将录》,所列第三十八名,即是“天伤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邹元标”。
  崇祯帝即位后,铲除了阉党,东林党人恢复了名誉,重又赠邹元标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忠介。
  崇祯时首善书院还在,当时大科学家徐光启与耶稣会士汤若望等奉旨修正历法,书院经过一番修缮,暂作历局之用。也有人建议应恢复书院,重立被砸碎的石碑,继续讲学。但时过境迁,经天启朝一场浩劫,此时东林党人半数零落,这一愿望已没有实现的可能。 (张宪博) 

  公元2005年,在北京西郊的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前院,一位施工工人与往常一样,挥锹铲土,但铲子却碰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待他好奇地扒开土层,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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