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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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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销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他们以反响和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①现在来看一下他那些主要的小说吧。它们的中心事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荒谬的，但荒谬仅是表面，思维沿着非逻辑的轨道滑动，未及到达顶端它又倒转，滑上逻辑的轨道。城堡可见而不可及，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当你把它作为反动官僚专制主义统治与人民严重对立的象征，或当你想到有时想办一件事而又困难重重，从而发出“比登天还难”的感慨时，你不觉得它在艺术上比真实还真实吗？在卡夫卡自己所珍爱的短篇《判决》中，主人公因顶撞了一句父亲，即被父亲判处跳河自杀，儿子竟然毫不犹豫地服从了。
这显然也是离奇的。但再一想：既然这位父亲在家里占有这样的家长制的绝对威权，而儿子又始终摆脱不了这位“专制犹如暴君”的家长的巨掌，那么这位父亲存在的本身不就是对儿子的致命威胁吗？反过来，儿子由于深感自己无能，不能尽家庭义务，从而产生“无穷尽的负疚感”，那么跳河的“判① 桑塔耶那：《美感》175——17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加谬：《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载波里策编《弗兰茨·卡夫卡》，1973 年版。
决”对他岂非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吗？《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被无端逮捕，他为洗清自己的清白不遗力地奋斗了多年，可最后被处决时，他竟又顺从地引颈就刎，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若按照卡夫卡的思维特点，则也合乎逻辑：
在法庭面前约瑟夫·K 不承认自己有罪，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他在普通老百姓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也高高在上地对待过那些在银行门前苦苦求告的百姓。因此他虽不接受国家法庭的判决，他却应该受到“自我法庭”或那超自然的正义法庭的判决。《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在表演到期时已饿得奄奄一息，但他愤愤不平：为什么没让他继续饿下去？
这种自我折磨狂也令人费解。但这有什么奇怪呢？他既然是个“艺术家”，他当然应该有艺术的事业心；而他的艺术手段是“饿”，那么他要达到艺术上精益求精，或显示自己的艺术造诣，除了继续饿下去，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呢？
对卡夫卡作品中的悖谬手法的艺术魅力和奥妙感受得最深切并表达得最生动的恐怕要算捷克血统的美国学者埃利希·海勒，他说：“始终无法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象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势，而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能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
自传性卡夫卡是一个内省的、思辩的、带玄学味的人，这一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即他把写作当作他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卡夫卡在他的大量的日记和书信中，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双重生活”的矛盾，即他的日常生活与内心生活的冲突，或者说他的感觉世界与观念世界的争斗。
他的外表笑容可掬，内心却“没有一秒钟的安宁”①；白天，他是工伤保险公司的一个兢兢业业的普通职员，晚上，他的思想却在内心世界的无限空间自由驰骋；在奥匈帝国那个窒人的环境里，他是个奉公守法的臣民，在他的专制的父亲面前，他是个从不逃避家庭义务的孝子，但他的内心却激荡着不屈服的叛逆情绪，是个“本性好斗的人”（《内心日记》）。这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使他感到“被撕裂”的“痛苦”，他觉得“除了发疯，看起来没有别的出路”。②不过，卡夫卡到底没有疯，因为他感到，创作之于他是将“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的推进”的手段，“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而“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超凡的生活”。③因此他决心“要不顾一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来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④于是他的笔输导着他的被压抑情感中痛苦的流液，他的书收获着他的观念世界中一个个思想的果实。
从内心写起，这决定了卡夫卡的创作在叙事方法上的主观性。从主观出发在这里是一种表现方法，它跟“自我表现’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可以用来表现自我，也可以通过自我来反映客观世界。关键是这个“主观”的作者对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
②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19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4 日笔记。
④ 卡夫卡：1914 年 7 月 31 日“内心日记’。
生活的体验和把握的程度如何，他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方面卡夫卡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卡夫卡不是革命者，但是个正直的公民和严肃的作家。他反对专制，反对压迫，不满贫富悬殊，同情下层人民。他的精神痛苦不是一般的个人哀愁，而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至少，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如海涅在一首诗里吟唱的：“我和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主人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但这些主人公并不是现实的旁观者。他们在一种可感而不可见的权力面前既表现了不甘屈服的愤懑，又流露着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最后都避免不了被凌辱、被中践踏的命运。他们的境遇不啻是对那个吃人的社会的一种抗议。“主观”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激情及其真实性。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领悟到托马斯·曼说卡夫卡的作品是“从深沉的笔触下产生的”，它们令人发出一种“含泪的笑”；①卢卡契说它们“有一种能引起愤怒的明了性”，是多么中肯了。无独有偶，别林斯基曾经也称赞过果戈里有一种“含泪的笑”的艺术。无怪乎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要把果戈理的亡灵请去和卡夫卡攀谈（西格斯所作小说《聚合点》）。足见艺术大师们的艺术嗅觉之灵敏，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虽说是从主观出发，但与一般同样有这种创作倾向的浪漫派作家不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却从来不直抒他的主观感受或内心生活，而只是表现他的内心感受所激起的幻想的事情，而故事里往往有一个假定的情境和荒谬的事件，同时又有一个日常的、习俗的世界，即人物是普通的，思维是正常的，即使是动物，也不过是戴了面具的人，因为它们的音容笑貌和心理特征跟人一样；但因为故事的中心事件是荒谬的、与因果割裂的，所以这日常的世界一开始就被引向一个异乎寻常的方向，人们以惊讶的神情面对着一些从未想到过的、也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思考的产物，所以带有某种普遍的性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卡夫卡的创作过程：
他首先将外部的现实摄入到内心，经过独立的思考和精心的加工，变成内在的现实，然后用折射的方法把它投影到外部的、更大的世界，这个投影不妨称之为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对应世界”。这个对应世界既是实的，又是虚的。
所谓实，是因为那里总是晃动着一个孤独的身影，总是颤动着一颗受折磨的灵魂，甚至许多主人公的姓名（K、约瑟夫·K、Karl……）都是从作者的姓（Kafka）上“掰”下来的。这一切几乎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卡夫卡作品的自传色彩。最近德一家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周刊发表了卡夫卡《城堡》的一段手迹，小说劈头第一句原来用的是“我”，后来才改成了“K·”
① 。这家杂志同时还刊登了卡夫卡于一九一一年游览过的一座城堡的照片，它的外观极象小说中描写的那座城堡。这些资料都是卡夫卡作品中自传性因素的有力证明。然而，单单自传性还不能说明卡夫卡艺术的特色，他的艺术的特色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虚”的一面，即它的奇特的幻想性或假定性。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有关《诉讼》的谈论是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他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诉讼》那部小说的线索，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使人们想象有‘最后的审判’这一天，其实审① K 瓦根巴哈：《弗兰茨·卡夫卡画传》144 页，法兰克福，1980 年版。
① 见联邦德国《明镜》周刊 1982 年第 35 期。
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法庭中的一个总诉讼。”在同一本《笔记》中的另一处，卡夫卡阐述了这一假定性情境的基本母题：“猎狗在广场上奔驰戏耍，但野兔终究逃脱不了，不管它是否已远遁林中。”这一简短的譬喻极其鲜明地、形象地揭示了现存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景象。在人压迫人的社会里，被压迫的弱者（“野兔”）的毁灭，有的是由于压迫者（“猎狗”）的直接摧残，有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压抑而遭受的精神磨难。而无论是直接摧残还是精神磨难，在卡夫卡的观念里都等于在经受无休止的“审判”，最后都必然导致毁灭。卡夫卡的所谓“罪孽深重”就是精神痛苦的别一种说法。从他“无法忍受”的生活可以看出，《诉讼》主人公的经历也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某种体验，尤其在关于“自我法庭”的审判这一方面。卡夫卡的心理特征是弱者的恐惧感。他在一则日记里曾写道，他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使我自己感到可笑和羞耻的恐惧。”他的创作似乎都以他的这一心理体验为半径，因而在他的内心投影的“对应世界”的圆周内展现的人物画廊是一个弱者群。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的作品可以冠上一个总题目：《野兔的逃猎》，主人公都是些灵魂的逃犯。“猎狗”就是那个阴森威严的城堡、那个看不见的法庭以及任何莫名的威胁。卡夫卡一生中最后的一个名篇《地洞》可以看作是作者这一创作主题的总结。主人公那样惶惶不可终日，成天发疯似地“干着杞人忧天的傻事——挖筑地洞，写的是动物，但表现的是一个被追逐得无处逃遁的被迫害狂的心理，极为生动细致。不过在表现内在情感这一点上，写得最强烈因而最有代表性的要算一九二二年问世的《饥饿艺术家》。
一个以饥饿为表演手段的艺人，在这种“艺术”成为时髦的时候，他红极一时，但曾几何时，别的时髦起来，他的境况便一落千丈，不得不被一个马戏团招聘。但他在那里获得的观众竟不如一个动物，最后在寂寞和凄凉中，在“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的情况下，悄然饿死在那只他借以“表演”
的铁笼子里。
这位艺术家有一种变态心理：按照合同，他的表演期（即断食期）为四十天。但四十天期满时，他虽饿得“瘦骨嶙峋”，精疲力竭，他却不肯出笼，因为他觉得他有“无限的表演能力”，应该让他的“艺术”“达到常人难以理解的高峰”。他的要求当然得不到老板的批准。因此他在表演上总是得不到满足，他对自己的艺术“从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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