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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公在被父亲判处死刑后，他毫无抗议，毫无犹豫，“他急忙冲下楼梯……他快步跃出大门，跨过马路，向河边跑去，他已经象饿极了的人抓住食物一样紧紧地抓住了桥上的栏杆，象个优秀运动员似地悬空吊着。”等到一辆公共汽车驶来，它的噪声足以掩盖他的落水声时，“他就松手让自己落下水去”。《诉讼》也是如此。它的主人公被控告后，开始慷慨激昂，抗议法院的无道，并竭尽全力申诉。但当这一切努力无不证明无济于事之后，当最后两名刽子手半夜里突然把他逮出去处决时，他却无动于衷，而且在行刑时，他还帮刽子手的忙，以便让他们干得更利索、更漂亮些。两部作品的这些近于黑色幽默式的描写，都写出了主人公在经受了足够的死的恐惧的折磨之后，已经战胜了这种恐惧，因此反而视死为解脱了。
　　最能反映作者这种恐惧的精神特征的是动物譬喻小说《地洞》主人公那种惶惶不可终日时挖掘迷津暗道式的防御工事的紧张情绪，完会是现代的芸芸众生精神情状的写照，也是时代危机的一种征兆的投射。不过按照存在主义的美学观点，恐惧感也象孤独感一样，是失去了价值观的“荒诞人”的存在的基本体验。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同上，53　页。
　　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172—173　页。
　　②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86　页。
　　审父情结熟悉卡夫卡的人都有一个突出的感觉：他与父亲的关系始终十分紧张，而且在他的创作中有着浓重的投影。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卡夫卡是个“白手起家”的中等资本家，他备尝创业的艰辛，深知这份从人生角逐场上得来的“猎物”——那些妇女用品商店来之不易，必须调动全家大小所有的力量来保卫它、巩固它、扩大它。四个儿女中作为唯一的儿子，他对卡夫卡无疑是寄托着最大希望的。不料这位长子在性情、气质、志向方面都与自己大异其趣。弗兰茨·卡夫卡勉强服从了他的意志学完了法律以后，就一心扑在文学上。但文学对赚钱有什么用处呢？父亲自然不能予以理解。所以第一次解除婚约（那是　1914　年）后，创作上正处黄金时期的卡夫卡要求父亲暂时资助两年，以便辞去保险公司的职务，去慕尼黑或柏林专事写作，他的这一请求遭到父亲的断然拒绝。
　　离开布拉格我会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独立的、心境平和的人，使自己的能力得以发挥，……并可获得一种真正生活在世界上的感觉和持续的满足感。
　　同样，父亲要求卡夫卡协助一个妹夫（一家工厂的厂主）管理工厂，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工作，卡夫卡也断然拒绝了！总之，父子俩在各自认为最重要的事业上都互相得不到支持。
　　但父亲占有绝对的优势：他是一位按传统习惯进行家长式统治的家长，这对一个呼吸到新时代的新鲜空气的知识分子来说是忍受不了的。敏感过人的卡夫卡从小就感到自尊心受到损害，感到他的“独特性”受到“最后的判决”。②成年后在婚姻问题上又一再受到父亲的蛮横干沙，尤其是那些在社会地位和财产上不是门当户对的平民姑娘，一再受到父亲的歧视。当卡夫卡第一次把结婚的意向告诉父亲时，父亲不仅不予支持，反以这样一番话加以奚落：“她也许随便找了一件衬衣穿上，就象所有布拉格的犹太女子那佯，于是你就决定要娶她了。而且越快越好，恨不得过一个星期，明天，今天就要。
　　我真不明白，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又是个城里人，你除了见到谁就马上想娶谁，就想不出别的主意来了吗？”③对于父亲的这番羞辱，卡夫卡显然被深深刺伤了，因此过了许多年，他还在《致父亲的信》中重提这件事，并作了回答：
　　你还从来不曾这么清楚地向我表示过对人的轻蔑，……我对一个姑娘作出的决定，对你来说就等于零。你总是（无意识地）以压倒的威势来对待我的决定能力的。
　　1919　年，即卡夫卡在与第一个未婚妻的婚约最后告吹两年后，准备与一位名叫沃里切克的鞋匠的女儿结婚，但父亲又以这位姑娘出身低微为由加以拒绝。卡夫卡生前的最后几个月，终于和一位平民姑娘多拉·迪曼特同居了，①　卡夫卡：《致奥台拉和其他家属的信》22—24　页。
　　②　卡夫卡：《＜乡村婚事＞及其他遗作》165—167　页。
　　③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63　页。
　　①　同上，64　页。
　　显然父亲也是有看法的，只是当时儿子没住在布拉格。但是最后一个细节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一贯的固执态度：卡夫卡殡葬那天，真心爱着卡夫卡的多拉最后扑倒在墓上放声痛哭，其时送葬的人们已陆续离去，赫尔曼夫妇不仅不去劝慰，反而互相挽住胳膊，背过身去，也离开了。
　　最后这个场面卡夫卡当然没有经历到。但父亲诸如此类的表现，卡夫卡是深有领教的，并积下了深深的怨恨和痛苦，感到一生都在“强大的父亲的阴影下”生活，同时一辈子都在为摆脱这种“强大阴影”作着斗争。结婚努力就是这种斗争方式之一。他想自己有了家以后，便可搬往柏林去居住，这样就可以永远离开布拉格，离开父母。这一着没有成，那么短期离开也是可取的。1917　年他染上痨病（肺结核）以后，有时去外地疗养，他认为这也是一种同一切决裂的尝试，同菲莉斯，同办公室，同布拉格，同父亲决裂的尝试。②他同父亲的上述矛盾和冲突也反映在他的作品里。导致他第一次创作欲猛烈喷发的三篇成名作，即《判决》、《变形记》、《司炉》都是他同父威斗争的产物，它们涉及的都是父子冲突的主题，而且几乎都是在　1912　年冬写成的。《判决》中父子的冲突居于故事的中心。父亲对儿子的判决，是儿子长期与父亲的“暴君式”的统治进行斗争而始终不能战胜父亲那“强大阴影”
　　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儿子来说只有死路一条。这种死亡，当然是一种心理体验，正如卡夫卡在日记里所写的，他生活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从小就感到他已经被“判决”了。《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患了不治之症（变甲虫可理喻为这种病变的象征性表达）之后和家人（父母和一个妹妹）形成的新关系中，他和父亲的关系是最关键的。事故一开始，父亲就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恼怒，后来是他给甲虫形的儿子扔去一个烂苹果，不偏不倚，击中他的背部，并且陷了进去，造成儿子的致命伤。这跟判决儿子的死刑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判决是从维护封建宗法式的“家长”式威严着眼的；后者的判决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伦理原则出发的。
　　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一个成年家庭成员一旦失去劳动能力，从而与家庭断绝了经济关系，那么他就成为这个家庭的累赘和多余人，直至引起这个家庭的厌烦，盼望他早死。《司炉》主人公因年少失足而被父母罚不当罪，永远放逐他乡。这实际上无异于死刑判决。他晚年的长篇小说《城堡》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认为，它是寻找父亲的寓言。例如索克尔认为，“《城堡》中的　K．不能到达城堡，不能同城堡官员克拉姆取得联系，这反映了卡夫卡本人无法同父亲对话这个事实。”①这种说法显然也能成立。
　　现在要问：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这种矛盾或“代沟”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从现象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
　　从历史发展的纵线看，人类社会的进步有时是渐进式的，有时是裂变式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或斗争和代与代之间的更迭表现出来。弗洛伊德有一种观点，他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两代人之间的斗争的性质，有时表现为同质的差异，有时则表现为异质的对立；前者多半见之于同一时代相对稳定的时期，后者则②　参阅瓦根巴哈：《卡夫卡传略》110　页。
　　①　转引自伯尔特·那格尔《卡夫卡思想与艺术的渊源》，见《卡夫卡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年　276页。
　　往往见之于两个时代的更替时期。在后一种情况下，父子斗争的内容一般是两个新旧时代的不同文化观念或两个对立阶级的不同价值取向的冲突。莱辛《阴谋与爱情》的男主角裴迪南与宰相父亲的斗争，赫贝尔《马利亚·马格达伦娜》中的同名女主角与木匠父亲的斗争，贝歇尔《告别》中的男主角哈斯特尔与资本家父亲的斗争，我国曹雪芹《红楼梦》中贾宝玉与官僚父亲的斗争，巴金《家》中觉慧与地主父亲的斗争等等，他们或者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立场上，或者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从父辈所隶属的统治营垒中叛逆出来，用行动和言论表示与父辈所代表的陈旧的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决裂。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新一代对所谓“父辈文化”进行批判的最直接、最尖锐的部分。
　　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有二重性，在发展过程中，它的陈旧、腐朽的一部分随时被淘汰，而它的有生命力的一部分则被后人继承，继续孕育着新的生机，就象植物生长那样，旧叶不断枯黄，新芽不断萌发生长。当然文化的发展并不象植物那样自然进行新陈代谢。文化发展的“新陈代谢”是通过新旧社会力量的磨擦和斗争进行的。陈旧的、没有生命力的东西常常借着历史的“惯性”或“惰性”顽强地存在，并久久在麻痹着人们的意识（根据现代心理学原理，其中还有文化心理积淀的因素起作用）。
　　卡夫卡生活的年代，正值新旧时代更迭、欧洲社会空前动荡。在“价值重估”的思潮冲击下，知识界，尤其年青人对父辈文化或传统文化普遍表示绝望，“审父”意识普遍觉醒，所谓“代沟”出现在许多家庭就不足为怪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于　1910—1920　年之间（这也正是卡夫卡创作的旺盛期）的表现主义文学，把“父子冲突”视为它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表现主义文学，尤其是戏剧创作中产生了不少表现这方面主题的作品。例如哈森克莱弗的剧本《儿子》（1913）、梭尔格的《乞丐》（1912）、姚斯特的《年青人》（1916）、德洛内的《弑父》（1915）、韦尔弗的《有罪的不是凶手而是被杀者》（1920）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的一部分。这个流派的先驱者斯特林堡早在　1887　年便写了这一题材的剧本《父亲》。表现主义作家这一“审父”的创作倾向是比较自觉的。在表现主义运动中相当活跃的作家奥托·格罗斯　1913　年曾在《行动》杂志上发表《论克服文化危机》一文，文中把弗洛伊德视为尼采的继承人，并把这两人看作未来反对父权权威而有利于母权革命的先驱者。①卡夫卡与尼采的关系已如前述。他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兴趣不象对尼采那样大，但也引起过他的注意。在写完《判决》后，他曾在日记里写道“当然想到弗洛伊德。”②1917　年卡夫卡还曾与韦尔弗、勃罗德、格罗斯等一起讨论过创办一个宣传精神分析学的杂志的计划，当时他在致勃罗德的信中表示，这个项目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