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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上帝旨意的成文就成为世间行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看来加尔文不过是重复宗教改革最初的、众所周知的要求，但实际上，他跨了一大步，超出了宗教改革的范围，井完全从原有的思想圈子里冲了出来。因为宗教改革在开始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在精神和宗教事务上保证和平的运动。它意图把福音交给每一个人而不加任何限制。是个人信仰，而不是由罗马教皇和基督教协进会塑造基督。这一“基督教徒的自由”由路德开创，它连同每一其他形式的精神自由，被加尔文无情地从路德派的信徒那里夺走了。对加尔文来说，上帝的旨意是绝对清楚的。他因此颁布命令说，除他一人外，任何人都不准阐述上帝的旨意或注释神圣的训谕。正象石柱支撑着教堂的屋顶一样，《圣经》的词句必须支持教会，使它永远保持稳定。上帝的旨意已不复起“世界的普遍规律性精髓”的作用，已不作为永恒的创造和有改革能力的真理，而仅作为一劳永逸阐述日内瓦基督教法律的真理。

　　　　就这样，加尔文创立了一种基督教正教以代替罗马天主教。可以十分公平他说，这一新型的教条独裁统治，已打上《圣经》统治集团的烙印。从此一本书成了日内瓦的上帝和法官。上帝是立法者，上帝的传教士是独家阐述那神圣法律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是摩西天命的法官，是凌驾于国王们和百姓们之上的法官；他是由权力装备起来的，对抗它即为犯罪。除宗教法庭所作的解释外，其他的一概无效。日内瓦立法的基础，是宗教法庭而不是市行政会。只有他们才能够裁决什么是许可的和什么是禁止的。谁胆敢向他们的统治挑战，他就该倒霉；谁否定教士独裁统治的合法性，他就是反对上帝。对《圣经》妄加评论将立即付出血的代价。武力的统治，由向往自由的运动引起，而反对自由思想，却往往比反对异端势力更为厉害。那些靠革命起家当上官的人们，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最愚昧最不宽容的反对者。

　　　　凡独裁者在开始时总是试图实现一个理想。但理想总是从企图实现它的人那里取形上色的。加尔文教条是精神上的一个创造，因此不可避免地在外表上酷肖它的创造者。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加尔文的相貌，就可以预见到，与以前对基督教义作出的解释相比，这一教义将更加苛刻、更加乖僻和暴虐。加尔文的脸庞酷似石灰岩，宛如一幅孤寂、遥远、多岩石的风景画。情调可能神圣，但没有一点儿人性。凡是能使我们的生命丰硕、快乐、美好、温暖、富于情欲（取这个被滥用了的词的好的方面的解释）的东西，在这张不仁慈、不合群、不适时的禁欲主义者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加尔文的脸长而椭圆、粗糙丑陋、多棱、阴郁、不和谐。前额狭窄严肃，下面是深陷的、象灼炭般闪光的眼睛。鹰钓鼻专横地从凹下的面颊中间突出；薄薄的嘴唇在脸上构成一个横向的裂缝，一张难得有笑容的嘴巴。无光泽、苍白的皮肤上没有血色。这张脸看上去是那样的惨白和病态，就好象因为发烧连颊上的血都已被吸血蝙蝠吸光了一样。只在愤怒之下，在刹那间，它才变成潮红。这先知的胡须（所有加尔文的信徒和教士都尽可能模仿他们大师的式样）徒劳地在那暴躁易怒的面容上添加上男子汉活力的外表。稀疏的头发，象它们所附的脸皮一样，毫无生气。它们不象古画里摩西的髯，威严地下耷，倒象是长在瘠土上稀稀朗朗、一无生意的灌木。

　　　　好一张阴暗而寡欢、孤寂而紧张的脸！很难相信会有人要把这一贪婪和好教训人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私室的墙上。如果你在日常行动中，一直感到这双警戒而侦察的眼睛在盯着你的话，你会倒抽一口冷气。没有个人的欢愉能同它对抗。泽巴伦尔以西班牙狂热主义者同样的风格，最成功地绘描了加尔文：他代表了禁欲主义者和隐士。在一片漆黑的背景中，人们住在远离世界的洞穴里，都永远看着《圣经》，同时带着其他精神生活的工具，死人的骷髅和十字架。之后陷入那沮丧、黑暗和不可接近的孤寂之中。人类有其不可接近的一面，而终加尔文的一生，就由这一面守卫着。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穿黑色的衣服。教士的四角帽也是黑的，一直盖住前额，这头戴介于修道士的头巾和兵士的头盔之间。教士飘拂的长袍是黑色的，其长及靴。法官穿官服，他的任务是不断地惩罚人；医生穿长袍，他得永远试图治病救人。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严肃、死亡和冷酷。除了这职务上的象征颜色外，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其他装束出现过。因为他希望让人望而生畏，他是穿了执勤长袍的上帝仆人的代表。他不希望别人象一个人和一个兄弟那样爱他。

　　　　然而，如果说他对世界是那样的严酷，他对自己的严酷也不少逊。他恪守最严格的教规。为了心灵之故，他只允许他的身体享受绝对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间只睡三小时，至多四小时；一天只进一顿节约餐，很快吃完，餐桌前还翻开着一本书。他不散步闲荡，没有任何娱乐，不寻求消遣，特别避开那些有可能使他真正欣赏的事物。他工作、思索、写作、辛勤劳作和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宗教，从来没有一小时的私生活。

　　　　加尔文从来不知道享受青春年华。比方说，他生来就象大人。他的另一主要性格是全然无需声色口腹之乐，肉欲严重威胁了他的教义。其他的改革者们相信并宣称，人可以可喜地领受上帝的天赋，而真诚地为神圣的目的服务。他们基本健康而正常，他们以健康和有力量享受为乐。兹温格里在他的第一个教区里留下了一个私生子。路德有一次笑着说：“如果妻子不要的话，姑娘倒要的”——一言蔽之，他们是男人，乐于痛饮和纵情欢笑。与此相对照，加尔文完全克制了他本能上的情欲成分，或只让它们以最隐蔽的形式出现。他凭着狂热的理智，一直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和精神世界里。对他来说，只有当真理是合乎逻辑、明了和始终如一时，它才成其为唯一的真理。加尔文只知道、只容忍有纪律，嫌恶无纪律。他理智得近乎执拗，他从来不需要任何能使人沉醉的快乐，诸如：醇酒、妇人、艺术或上帝赐与尘世享乐的多种天赋。在一生中，他只有一次是按照《圣经》的传统办事的。他去求婚，不是被情欲而是由信念所驱使——一个已婚的男人可能工作得更好些。他不是自己考虑作出抉择，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为他找一个合适的配偶。结果，这个情欲的凶恶敌人险些失误——与一个轻浮的女人订了婚约。最后，在幻想破灭的情况下，他同一个他使之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但命运否决了他享受快乐的资格。他妻子为他育的独子未能活下来，生下几天就死去。之后不久，妻子又死，他成了鳏夫。其时他还不满三十六岁。这个还有二十年活力的男子正当盛年，他得处理结婚事务，得接触妇女，但他从来不再接近其他妇女。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宗教、教士和教规。

　　　　然而，一个人肉体上的需求并不亚于思想上的需求，谁忽视它，他就会遭到残酷的报复。我们人类的每一器官都有一个按其天然能量充分运转的本能上的要求。每时每刻，血液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需要更有力地跳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自行紧张；精液要寻自然的终点。如果有人想用自己的理智去抑制持续的生命冲动的愿望，抑制它们，不去满足它们，那么或早或迟将面临自身器官的造反。加尔文的身体因厉行教规而得到可怕的清算。虽然禁欲者试图假装说或自己譬解说欲望是不存在的，但神经却不断折磨这一暴君，明显地强调说欲望是实际存在的。在那些精神生活的大师们中间，可能很少有人比加尔文忍受更多的因肉体的造反而造成的痛苦了。小病接踵不断加剧。几乎在加尔文的每封亲笔信里，都可觉察到一种由于不可思议的疾病所造成的、恶作剧似的奇袭。时而他提到偏头痛，那使他卧床几天；时而提到胃疼、头疼、痔疮发作、绞疼、重感冒、神经痉挛、出血、胆结石、痈疽、短时间发烧、寒战、风湿病、膀胱病，他得继续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是如此的脆弱，以致似乎每一部分都会在压力下垮掉而成为造反的一个中心。加尔文有一次呻吟道：“我的健康好象是一个长期的死亡。”

　　　　但这个人就象他的座右铭那样：“从绝望深处振奋精神奋力前进。”他拒绝让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工作时间。这一骚动着的身躯经常要用他跋扈的精神去从头制服。如果高烧使他无法缓步走向布道台，他会让人用担架抬到教堂布道；当他不能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时，他会召集那些成员在他家里开会。要是卧床不起，牙齿打战。盖上四五条热被子才使他可怜发抖的身体升起一些热意，他仍会在房间里留下两或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如果他同一个朋友到近郊换换空气，消磨一天，他的助手会同他驱车同行。而在这伙人还未到达目的地之前，成车的信使已匆匆地在城乡间来回待命。每次大病方愈，他会立即提笔，恢复他劳累的主活。

　　　　我们不能认为加尔文是不活跃的。他是一个精力过人的魔鬼，每天劳作不辍。在破晓前很久，当其他人还在沉睡时，他书斋的灯火已亮了；午夜后，日内瓦所有的人都已休息，他的灯火还得亮几小时。从日落到日出，那些抬头看他窗口的人，会觉得这孤单单的灯光好象永远是点燃着的。他的工作量使人简直难以相信，我们不得不认为他有四个或五个大脑可以同时使用。可以毫不夸张他说，这一被证实为重病号的人，确实千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事。他主要的公事，圣皮挨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不过是许多公事中间的一件。这一兼差的圣俸者，受歇斯底里权力狂的激励，逐渐地取得了多种职务。虽然他在上述教堂发表的布道，已印刷成册装满书架；虽然誊写员发现自己全部时间都化在抄写文件上，而所抄写的也只是所收集的加尔文著作的很少部分。加尔文作为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法庭从未作出一个决定；这一“圣经牧师”作为无数神学和论战论文的编者，作为《圣经》的译者，作为大学的创立者和神学院的创始人，作为市行政会的长期顾问，作为宗教战争的参谋本部政治官员，作为最高的外交官和新教教会的组织者，指导并执行他的神学王国所有其他牧师事务。他管理从法国、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送来的传教士们的报告，他指导对外宣传。通过印刷厂和销售者，他建立了一个秘密机构，把他的触手伸向全世界。他同其他新教领袖进行讨论井同亲王们和外交官谈判。几乎每日每时都有外国来宾。所有的学生、所有未来的神学家，经过日内瓦时都来向加尔文求教并向他致敬。他的家好象一所邮局，是有关政治和私人事务信息的来源。有一次他不无感慨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记不起，在他的公务任期中，曾有过连续两小时不受干扰而致力于工作。

　　　　每天，从最遥远的地方诸如匈牙利和波兰，通过他所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不断输来急件，他要向无数求援的人提出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