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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摘人物版-爱从不卑微 作者内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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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报》出了，但上面没有我和杨诗雨的诗。当主编的余少华说，我们的诗没达到《诗报》要求的水平，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但反而觉得诗歌是圣洁的，余少华才是真正的诗人。杨诗雨却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杨诗雨兴冲冲地拿着一本杂志来找我：“我们的诗公开发表了，你看，比咱们的《诗报》档次高吧？”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说：“不一定。”杨诗雨沉默了。那天他去校外喝了许多酒。他们宿舍的人说，杨诗雨向他们剖白心迹，说他爱我，他是为我而花钱去“发表”诗的。诗歌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大学毕业分配是诗歌时代结束的标志。
他的诗歌仍在开花，我却凋谢了
我和余少华分配到同一所中学当教师。杨诗雨分配到了一家外贸单位。
毕业前的一个晚上，我和余少华在学校操场上看着星星说了一夜。他附在我的耳边，轻声温柔地说：“咱们一毕业就结婚吧。”
婚后不久，我就陷入了柴米油盐和备课之中，我几乎忘记了我曾经是个狂热的诗歌作者。余少华更加沉迷于他的诗歌世界。他可以废寝忘食，可以对自己的胡子几周不刮却熟视无睹，但一天也不能没有诗歌。他时常半夜三更还在为“诗歌的明天”发愁。不仅如此，他更追求着诗化的生活。我们那台收录机就负载着很“高尚”的使命，它更常常让我们欣赏高雅而又深刻的音乐。这时候，我便陪余少华做陶醉状，沉思状。看着他神情凝重极投入的样子，我有时感到很累，时间长了更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但我不敢表示出来，因为余少华曾对我大吼：“你怎么这样亵渎艺术！”一天，余少华心血来潮对我说：“你去学钢琴吧。”我吃了一惊：“我是学龄前儿童吗？”他严肃认真地说：“我的爱人就应该这么高雅。”那个月我的工资全交给了钢琴师，但我却终于没有坚持学下去。一方面，我确实已不是学钢琴的年龄，手指僵硬得像枯枝一般；另一方面，我受不了一起学钢琴的姑娘们那一身高档时装，珠光宝气和接送的小轿车。像我这样打扮寒酸骑自行车来学钢琴，在她们眼里会是一个多么可笑的形象！也许是我的感受刺激了余少华，一个月后，他把一枚戒指戴在了我的手上，但我心里却一阵怆然：那是他卖血的钱！
余少华的诗歌开始飘满各地的诗刊报刊，但收到的稿费却少得可怜，远远不够他抽烟用。他踌躇满志地申请加入作家协会，却被以没有诗集出版拒绝接收。余少华又表现出了当年大学时代的气概：“用卖血的钱出诗集！”我的眼泪唰唰地流下来：“再没有别的办法吗？我们不加入作协不行吗？”我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我感到日子再不能这么过了，这是余少华第三次卖血呀！
我去找杨诗雨。他已经是一个外贸公司的副经理了。杨诗雨不做声地望了我半天，那目光非常复杂，有怜悯，有同情，有理解，有鄙视，有温情。他说：“我是应该帮帮你们了。少华的诗集我赞助出版。”
余少华像神一样高高地坐在半空中，我也被他带着脱离了土壤，脱离了人群。他在诗中写道：“我们居住的地方／缺乏财产／只有诗像血液／忧郁凄凉地／和我相伴。”他的诗歌继续开花。而我却在萎缩，在凋谢。
这世界每个瞬间都布满灾难
我们结婚四个年头，一直没有要孩子。我曾经向余少华说过几次：“我们该有个小宝宝了。”他总是愤世嫉俗地说：“我不能让孩子降临到这样的一个世界上来。”再看看我们的家，没几样像样的家具，一台54厘米彩电还是几年前省吃俭用奋斗来的。家中几乎没有储蓄，拿什么养孩子？但几年的等待，情况并没有好转。也许是年龄大了些，余少华终于想要孩子了，但我却不愿意了。我说：“我必须想办法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基础，再不能这样下去了。”而要闯荡商海，又怎能怀孕？余少华说：“钱会消灭诗歌。”我说：“贫穷不是诗人应有的状态。”我停薪留职，到成都一家集团公司公关部打工。这是1995年6月。
杨诗雨马上给我打来电话，约我见面。他如今自己开了一家公司，做航空生意。那天下午，我俩一边吃火锅，一边吃西瓜。冷热之间，杨诗雨脸色凝重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牢记着，你是经商的。既然涉足了，就只有激流勇进，不可再有二心。”他像老师一样给我讲授为商之道。我看得出来，他是由衷地向我和盘托出他这些年所积累的全部经验教训。
1996年的春节来临时，我给余少华一件令他万分激动的礼物：出版社的书号。余少华流泪了，他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他在诗中写道：“我和石头／坚守真正的诗／我的妻子／坚守最后的爱情。”春节后，余少华的诗集出版了，尽管至今他的诗集还在家中堆放着几百册，但他终于成了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趁着余少华高兴，我劝他：“少华，凭你的才华，如果也像我一样下海，比我更有出息。”他摇了摇头：“我是为诗歌而生的，人各有志，咱们还是不要互相勉强吧。只是，苦了你了。”余少华没有变，也不想变。一个从商，一个写诗，我们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浪漫，并呈现了生机。
1998年3月份，我升任公关部经理。我打电话给杨诗雨，谈了一下午生意经。临走，杨诗雨说：“我庆贺你升任经理。不知你肯不肯帮我一个忙？”我说：“你不用客气。”他说：“我明天去武汉，有三场重要而艰难的谈判，想请你同行，助我一臂之力。”
两周后，我和杨诗雨兴高采烈地乘船离开了武汉。一路上，山光水色，美不胜收，我的心情特别愉快。不经意间，杨诗雨的身影映入我的眼帘，他凝视远方，脸上一脸坚毅，透出一股男子汉动人的魅力……仿佛一时神志恍惚，不知是我向他走去，还是他向我走来，如梦一般，我们慢慢走到一起，慢慢携手走向他的卧舱……梦醒的时候，一切都晚了。我真的没想过要背叛余少华，从来没有，但是我刚才怎么会不由自主地……大错在一瞬间铸成。我至今还纳闷，那一瞬间我怎么了？
我是爱少华的，我们的生活曾经让我痛苦不堪，难以忍受，我想到要改变生活，但从来没有想过要改变婚姻。纸包不住火。尽管我更努力去爱少华，尽管我尽力躲开杨诗雨，最终还是被少华发现了。
余少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他心目中，爱情圣洁得一丝一毫不容玷污，而我，是和他“坚守最后的爱情”的人啊！
少华不原谅我，不是我的忏悔不够真诚，是他心碎了。他感到“这世界每一个瞬间都布满了灾难／最后的爱情路途上充满艰难”。
余少华停止了写诗。他用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他留下一封信给我：
小春：
我走了，我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我没有勇气走进1999年春天。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信末附着他创作的最后一首诗：
“灵魂如今大量扭曲／如何才能预防／毒化的血／……诗人死了／这光荣的俘虏……。”余少华的死让我和杨诗雨背上永远无法消除的负罪感。杨诗雨让我把余少华的遗诗整理出来，我们共同为余少华出版了第二部诗集，也是他的最后一部诗集。
杨诗雨对我说：“少华的死让我想起了青春的梦想。现在我才发现，无论一个人后来发了多大的财，当了多大的官，那种成功的快乐无法抵消当年没有实现青春梦想的那份遗憾。我想，最终能安抚灵魂的，还是最初的青春梦想。”我问：“你还能弥补吗？”他叹了口气：“总是这么想啊！要不，钱财多也会感到灵魂的空虚和痛苦。”
几个月后，杨诗雨拿来一厚沓诗歌稿给我看。等我看完了，他翻出余少华的诗集叹道：“我怎么写也超不过他。”随后掏出一枚金戒指说：“这也是我卖血买来的，不知你能否收下？”我说：“你这是何苦呢？你这样就能实现青春的梦想吗？”他黯然地说：“这是无法排遣的痛苦。我今生所干的并不是我这一生最想做的。我今生两大梦想，一是成为诗人，二是娶你为妻。但这都成了余少华的现实，对我永远只是梦想。如今，少华去了，我良心上永远有一种负罪感，要不是我，他就不会死。想到他，我的良心就难以安宁……”我突然有一种隐忧，杨诗雨的痛苦有些可怕……不久，杨诗雨离开成都去了上海浦东。临行前他对我说：“让我们把爱珍藏起来吧。我不能再亵渎少华的灵魂。”耶鲁有个卖花姑娘
“其实我以前也是在乞讨，”安妮特对《耶鲁每日新闻》记者说，“只是以前我可以给你一朵花作为回报，现在，我只能向你乞讨。”
如果你是耶鲁的学生，或许你不认识这所长春藤大学的校长，但你一定认识她——耶鲁的卖花姑娘。
不管你是耶鲁哪个学院的学生，只要你在耶鲁的校园里走过，就肯定跟这位卖花姑娘打过交道。这位名叫安妮特的黑人女士，与“耶鲁——哈佛橄榄球赛”一样，成了耶鲁校园著名的风景。
“小妹妹，你要一朵花吗？这位兄弟，给你的女朋友买一朵花吗？我的朋友！今天怎么样呀？要不要来一朵花呀？一块钱一朵。”走在耶鲁校园中心的埃尔姆街上，老远就能听到安妮特的叫卖声。她一般都站在校园的中心要道埃尔姆与约克街的十字路口，拿着一大捧生气勃勃的康乃馨向路人推销。有人真买花，但大部分人摇摇头，她也不纠缠，仍然热情地祝他们过得快乐。她似乎认识很多过路人，也有不少人停下来与她搭话。
我大一时就认识安妮特了。那时她卖的不是康乃馨，而是小菊花，用普通白纸或报纸包着，花朵也蔫蔫的。纽黑文有许多路边的“社区花园”，我猜想她的花大概是从某个社区花园摘来的。那时，她每天出没在耶鲁校园的街道上，向过路人搭茬卖花。所谓“卖花”，其实是一种变相乞讨。但安妮特的花很受欢迎，许多人都停下来买她的花，有人虽然不买花，可仍然微笑着与她打招呼，这与耶鲁学生们对无家可归者惯有的冷淡态度大不相同。也许因为安妮特永远笑脸迎人？
我的朋友格蕾丝每次碰见安妮特都会买一朵花，尽管她走开后就会把花扔掉，但下一次仍照买不误。“我愿意把钱给她，她不像其他乞丐，她至少还在尝试着工作，并不只是指望别人施舍。我想鼓励这种行为。”格蕾丝说。“我喜欢她向你说‘你好’时的那种恳切。在耶鲁的路上见到陌生人谁都不答理谁，只有她向你说你好。”另一位朋友说。之后，我也开始偶尔在她那里买一枝小花，慢慢地，我成了熟悉安妮特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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