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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上帝最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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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老太太见我开口问她什么,就指指耳朵,意思是“耳背”。她拉来另一个老太太翻译,那老太太85岁半,耳背的那位已经90岁。85岁半的说,她相信,一旦以色列结束对巴勒斯坦城市的占领,巴勒斯坦人也会停止自杀袭击。
法国广场上车来车往,无人多看她们一眼。2002年12月20日美国明星简·方达参加“黑衣妇女”活动,冒着倾盆大雨在以色列总理沙龙住所门前站立10多分钟,呼吁立即停止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沙龙没有开门。
伊扎克不是真名,出于安全考虑,我就用这个名字称呼他吧。
第一次见伊扎克,在美丽的死海边,车开得飞快,伊扎克一路放歌。不唱的时候,他说,“你看,4个小时,就可以把以色列从南到北跑遍,为什么不让我们生存?”
银色月光下,朋友们的吉它声中,有着皮尔斯·布鲁斯南一般面孔的伊扎克说,他曾经
在加沙地带当“特种兵”,任务是晚上闯到巴勒斯坦人家里“那人还在床上,我拿照片一对,是他,梆,一枪打死了……”
如果不能确定对方是照片上的人,他就放弃暗杀;如果遭遇猛烈抵抗也放弃,便转向大部队求援。伊扎克打死过8至10个“恐怖分子”,“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死了,反正中了我的枪。”
“加沙,我熟,”伊扎克驾驶技术出众,一旦“生擒”目标人物,他还负责押送至以色列监狱。沿途有时看到国际红十字会车辆,“那是给‘恐怖分子’送吃的,”他说,“达到牢房时,我又饿又累,被捕的巴勒斯坦人却马上得到红十字会食品,还是热的!”
就这样认识了伊扎克。他刚服完兵役,正在找工作。“当兵前,我开了两间快餐店,生意不错……现在开不下去了,经济不景气,”
大概因为共同的“加沙工作经历”,伊扎克常常打电话来问候。几个星期后,他告诉我在一个叫“谢赫姆”的地方找到工作,至于工作内容,暂时保密。
“谢赫姆?”这个地名有些陌生。站在英文版地图前搜索,我发现约旦河西岸有个叫“谢赫姆”的城市,而在阿拉伯文版地图上,对应的位置赫然写着“纳布卢斯”。犹太人定居点!我瞬间明白,伊扎克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定居点,所以才会有不同名称。纳布卢斯是西岸流血冲突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他为什么在那里工作?
几次电话交谈之后,得知伊扎克和一些“正统犹太教徒”住在一个区域,进入工作地点,有“军车开道”。我确信,那是地地道道的定居点。
一天伊扎克又来电话,一开口居然跟我讲阿拉伯语。“哈哈,我正在学习阿拉伯语……”他终于承认,自己又当起了特种兵,月薪8000谢克尔(大约相当于1万6千元人民币),“有机会给你看我化妆成阿拉伯人的照片,我们的化妆师很棒……”无论西岸还是加沙,犹太人定居点内都有驻军,保护定居者安全,军队士兵数目大大超过定居者人数。而执行地面“定点清除”或抓捕任务,就靠特种兵了。
接下来,伊扎克居然打扮成阿拉伯人进入清真寺!“这是一个测试,看我们混在阿拉伯人中间有什么反应,”伊扎克说,他这次表现不是很好,有点紧张。
伊扎克最后还是通过了各项特种兵考试,准备正式执行任务。“我天天看新闻,不想看到你的名字,”我说。
“即使我被打死,你也看不到我的名字,”他说,特种兵到死都不会公开身份。入伍时,他们就向军队递上一份亲友名单及联系方式,一旦牺牲,军队负责通知名单上的人。
2003年年初,我外出返回以色列,在本·古里安机场入境窗口前等候。旁边窗口已经换了好几个人,我这里还是没有放行。玻璃窗背后,工作人员盯着我看了半天,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来了个女警察,把我带到入境处背后的一间办公室。
“坐下,等着,”她命令。“为什么?”无论我如何微笑或义正词严地要求解释,办公室里谈笑风生的女警察们只扔过来两个单词:“别问!坐下!”
一小时过去了,我已经没力气再问什么,从包里抽出一本《天才米开朗基罗》看起来。“你好,我叫基拉德,有些问题需要问你,请跟我来,”抬头,面前是个黄衬衣、咖啡色领带,圆头圆脑的中年男子,腋下夹着公文包,一男一女两名助手分立两厢。我什么都没说,站起身来。“米开朗基罗?啊,他的确是个天才,不是吗?”基拉德的眼睛已经开始工作,还千方百计逗我说话。
转了几个弯,走过一道狭长的走廊,在一扇门前立住。基拉德拿起脖子上的磁卡,在门边的电子仪器上扫了一下,门开了。一连穿过三道这样的门,终于进入一间不到两平方米的屋子。基拉德魁梧的身躯在小桌子背后落座,我在他对面,助手们坐在我左手边,形成“半包围”结构。
桌上,白炽灯照得一块铁牌闪闪发光:以色列国防部。此时看来,该翻译成“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问讯开始。基拉德的语速时快时慢,忽而又将问过的问题再问一遍,忽而又用希伯莱语同助手说上几句。他眼神犀利,或者说刻意犀利,试图射穿我脑子里的杂念。
多久去一次加沙?多久去西岸?为什么去加沙去得比去西岸勤?去西岸见谁?我答“阿拉法特”,但是没有人笑。
跟巴勒斯坦军事组织有联系吗?答“采访过亚辛”。基拉德低头作不屑状“别的呢?”
唯一让他们发笑的,是我一个月前没有通过以色列汽车驾驶执照考试。
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机场外接我的朋友不耐烦了。另外,我的行李还在传送带上。
“认识以色列朋友吗?服过兵役的?警察?”大概是“国防部”铁牌起了作用,我马上想到伊扎克。“电话号码?”没想到,基拉德要了号码之后,立即拨通伊扎克的电话。他们俩用希伯莱语说了一通,基拉德把手机递给我,“他要跟你讲话。”
“怎么啦?”伊扎克笑着问。基拉德目不转睛直视着我,我不得不轻描淡写说:“他们要问些问题。”“不让你入境吗?”“已经两个小时了,我有朋友在机场外面等……”“嗯,我帮你找个人……”在我连连点头、挂掉电话之后,基拉德立即跟进:“伊扎克说什么?”
几分钟后,基拉德的手机响起来。他犀利的眼神突然收敛,几乎弯下腰去对着听筒,“
好,好,好……”收起电话,基拉德瞪了我一眼,“伊扎克比你想象得厉害多了!现在,‘这个人’让我赶紧结束问题,我不得不照办……”“谁?”“一个职位非常非常非常……高的人,你不要问了,”基拉德一口气说了几个“非常”,满脸沮丧。
他不再问话,向我亮出“底牌”:只有记者可以自由往来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他担心有巴勒斯坦人利用我携带东西,其中可能混有武器,或者其它足以对以色列安全“构成威胁”的东西。我告诉他,不是没有人提出过传递东西的请求,但我连一张纸都没带过,因为“我有我的原则”。显然,这个回答令他满意。“保持你的原则,”说完这句话,基拉德起身送行。
走出一道又一道门,终于看见我的两只行李箱孤零零躺在传送带上。
伊扎克很高兴我终于入境,但是他至今都没有告诉我,打电话给基拉德的到底是谁。
“扫里,扫里”是以色列犹太人萨拉模仿阿拉伯人说英语“对不起sorry”的口音。那天,她做了个恶梦:欧洲旅游途中,一个阿拉伯人突然跳下汽车,用报纸卷成筒,猛打站在路边的她,嘴里喊着:“扫里,扫里”。
在梦以外的真实里,萨拉对阿拉伯人充满“恐惧”。“走进那家超市,伙计过来跟我讲丹麦语,我用英语回答‘听不懂’……但我突然发现那个伙计和店主都是阿拉伯人,偌大一
个超市,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一次晚饭,她讲起在丹麦的经历,“我往冰柜那里走,紧张极了……他们听见我讲英语,一定会接着问,‘你是哪国人’?”果然,付款时,那两个阿拉伯人问,“小姐,你是哪国人啊?”萨拉眼睛不敢正视他们,含混地说了句“English(英国人)”。结果对方说:“Indian(印度人)?印度人好……”
听故事的人哄笑起来。对我来说,这不是第一次听萨拉讲“恐阿”(恐惧阿拉伯人)故事了。
萨拉曾经在以色列“工人热线”工作,接听外国劳工投诉电话,用法律手段帮助他们讨回合法权益。她说自己与许多阿拉伯人打过交道,有求助于她的工人,有希伯莱大学的同学,“但没有朋友,”她最怕与阿拉伯人谈论时事。
萨拉28岁了,从没去过约旦河西岸或加沙地带。“我对那些地方非常好奇,想看看巴勒斯坦人怎样生活,”她说,“但是我的两个朋友在希伯伦被打死……”萨拉不敢涉足巴勒斯坦城市,她的两个来自美国的犹太人朋友,在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遭当地导游“出卖”,被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打死。我建议她裹上头巾、坐在我的车里去。“可是,如果有人讲一句希伯莱语,我会下意识看他,这样就暴露了身份……”“即使戴头巾,他们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我是犹太人;就象我走在耶路撒冷街头,一眼就能分出谁是阿拉伯人,谁是犹太人;只有在大学里,我们的打扮差不多,那是唯一可以叫我忘记身份的地方……”她顾虑重重。
萨拉对阿拉伯人的排斥和恐惧,会到令我发笑的程度。一次,我从加沙的固定电话而非通常使用的以色列手机给她打电话,她万分惊恐地问:“你从加沙给以色列人打电话,不会有哈马斯突然闯进来吗?”萨拉那时候的男友也是一名经常往加沙跑的外国记者,她一再要我发誓,不能向任何巴勒斯坦人透露那名记者的女友是“犹太人”。
尽管“恐阿”,萨拉是所有在以色列的中国朋友公认、对待巴以问题态度最温和的以色列人。
那天,萨拉请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中国朋友、两个以色列朋友一起吃晚饭。茶余饭后,免不了“谈国事”。以色列人伊兰认为,“巴勒斯坦国”不可以是两个区域,把以色列夹在中间,“他们只能挑选其中一块,当然是大的那块,西岸……”“那么加沙人怎么办?”萨拉打断他。“既然我们已经没有土地可以让,我们的邻居、比如埃及,应该帮忙……”伊兰说。“阿拉伯人曾经要把我们赶进大海,现在我们‘夹在中间’总比进大海好吧,”这是萨拉的观点。
接着,我们三个中国人看三个犹太人争执起来。伊兰说:“巴勒斯坦已经有了国,那就是约旦,70%的约旦公民都是巴勒斯坦人……”他的女友达芙纳抢过话头说:“不,约旦之所以有这么多巴勒斯坦人,因为他们被我们赶到那里,是难民……”“你在说什么啊?怎么可能是被我们赶走的?”伊兰瞥了达芙纳一眼说,“‘巴勒斯坦’这个称谓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萨拉连忙解释:“过去巴勒斯坦是奥斯曼土耳其的一部分,后来……”
三个中国人的眼睛随着三个犹太人的“交锋”转动,我默默回味着“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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