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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文集-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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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王澧华· 
     在社会科学领域,常规的学术研究,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从文献学 
的意义上解决“有什么”的问题,二是从历史学的意义上解决“是什么”的 
问题,三是从哲学的意义上解决“为什么”的问题。如果愿意,你也可以把 
它们看作成三个层次或三种境界。其中,“有什么”当属基础层,而“是什 
么”与“为什么”则分别位居中心层与终极层。纵观近百年来的曾国藩研究, 
似乎是潜心于“有什么”的人较少,而着意于“是什么”的人稍多,至于醉 
心于“为什么”的人则更多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曾国藩文集》,将 
有助于大家了解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最初是以诗文新秀的面目在京城上大夫中崭露头角的,等到他 
的位望渐趋隆重,远近人等便把他奉为宋诗运动的头领,桐城文派的领袖, 
所谓“以韩、欧之文章,负司马温公之重望,有道之士,未有不亟欲读其书 
者”《曾国荃致曾纪泽书)。遵义黎庶昌(与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无锡 
薛福成并称“曾门文学四子”)当年入幕之初,便有意系统地抄录曾文。在 
曾国藩逝世四个月后,黎编《曾文正公文钞》便在苏州刊印行世了。半年之 
后,又有方宗诚编印曾氏《文集》之事,但影响不及前者,大概是稍后即有 
传忠书局之 《全集》问世的原因吧。 
      《曾文正公全集》事实上的主持人,并不是列名总纂的湖广总督李瀚 
章,而是承袭候爵的曾纪泽。《文集》也不是如署名的“门人张裕钊、黎庶 
昌”所编,而是由定居长沙的曹耀湘、王定安实际编校。至于《诗集》,则 
有传忠书局聘请的杨书霖、张华理这两位长沙绅士将之一稿两用之事:先有 
坊间单行本,后有传忠 《全集》本。《全集》之诗文皆有同治十三年四卷编 
年本与光绪二年三卷分类本。事过五十年,《四部丛刊》影印本与《四部备 
要》仿宋本皆以三卷分类生二为底本。究其原因,大概是编年本仓促辑刊, 
未速细辨,虽然是按年编次,也只是大致可寻而已,其中疏忽外误之处尚多。 
而分类本虽未系年代,但一卷之中,仍按编年本之先后编次。此后各种版本, 
皆与此大同小异。 
     进入民国,始有改编本与注释本。自今观之,则改编之功实浅,而注 
释之劳稍多。至于辑佚本,则有近人刘声本的 《曾文正公集外文》。仔细校 
读,佚文十四篇,或根本未佚,或他人捉刀,存疑待考者也不只一二篇。百 
余年来,真正的全编“足本”,应是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其中《诗文》 
不分卷,汇入旧版 (杂著》、《鸣原堂论文》、《孟子要略》与《联语》,且辑 
得佚词八首,于1986年出版。 
     初版也好,新编也好,其实都有悖于曾国藩晚年的心愿。他在赴天津 
办理教案之前所作的遗嘱说:“余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 
幅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也。如有 
知旧助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如此反省自讼之词,想来当是由衷之言。所谓反省自讼,也确因他早年有心 
气过高之病,有视事太易之举。后人之所以对他的诗文时有过誉,未始不起 
于他年轻时的高自标置与自我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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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题彭宣坞诗集后》 
 ‘……自仆宗涪翁,时流颇忻向。’其明证矣。”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说:“国藩诗学韩愈、黄庭坚,一变乾嘉以来风气,于近代诗学有开创之功。” 
钱仲联 《梦苕庵诗话》说:“自姚姬传倡为山谷诗,而曾涤生祖其学,遂开 
清末西江一派。”果真如此吗?《题彭宣坞诗集后》作于道光二十六年,请 
看此前的曾国藩做了些什么,别人又做了些什么。道光二十三年正月,曾国 
藩给诸弟写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鄙庸者处,全无所闻, 
窍被茅塞久矣。及己未到京,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可知他是在道 
光十五年入京之后,才识得持古文的宗尚,而当时京中诗坛,正是程恩泽、 
祁会藻辈提倡宋诗之时。程恩泽一再参与会试选举工作,他的诗风趋尚,当 
然更易感染曾国藩这种公车举子。但此时曾国藩虽有心向学,却又苦无良友 
扶掖,且其间一心应着,并未专注于诗。直到钦点翰林,始着意诗文,以求 
不失词臣体面。正在此时,翰林前辈何绍基服阙还京,曾国藩便与之日相过 
从,切磋诗艺。何绍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泽的门生,此时已渐有诗名。 
     因此,曾因藩结纳之意甚切,而何绍基则扶掖之心尤殷。兹举一例: 
何绍基藏有项荣“墨梅图”,其上名家题诗很多,何绍基乃向曾国藩索题。 
曾国藩似乎受宠若惊,于是刻意构思,亟欲显露诗才,两天后诗始写成。正 
好何绍基来访,曾国藩便迫不及待地谈起此诗,闻其奖誉,竟至“心忡忡, 
几不自持”(曾氏《日记》中语)。稍后,曾国藩又致书诸弟说;“子贞深喜 
吾诗,故吾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露才扬己,争奇斗胜,受到表扬便诗兴 
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数青年诗人开发诗艺阶段的普遍表现。不过,时过两年, 
曾国藩便开始狂言“近日京城无大家”,“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 
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了,再往后,便自然要夸言“自仆宗涪翁, 
时流颇忻向”了。 
     再说文吧,曾国藩与桐城文派的关系,一直是桩不大不小的学术公案。 
他在咸丰四年所作的 《欧阳生文集序》带有很强的宗派意识、文人旧习,且 
不计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样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曾国藩中年以后,每 
自称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圣哲画像记》便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 
生启之。”可是他的文学知交朱琦却并不这么认为,他在《柏树山房文集书 
后》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国藩列为姚门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说 
 “自曾涤生……之属,悉以所业来质”。 
     对此,曾国藩每欲洗刷表白,说自己与梅曾亮的关系。并非“从游”, 
而是“接游”,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咸丰 
五年致吴敏树信》。面事实是,梅曾亮雄居文坛数十年,当年京城士人之趋 
附桐城义法者。几乎无不受其影响。在梅曾亮称雄一代,即将告老回乡之时, 
曾国藩还只是初识桐城源头,尚无理论建树。在曾国藩于咸、同年间“中兴 
桐城”之时,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对曾国藩的诗文创作与理论,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我谨呈一说,以 
备质证。 
     我认为,若论创作,曾诗以前期为佳。诗艺初开之日,风华正茂之时, 
以翩翩词臣之身,处优游清闲之地,无疑是潜心诗艺的大好时光。曾国藩后 
期诗作本不多,且军政要务集于一身,宦海风波,时虞颠灭,正如《赠吴南 
屏》所说:“苍天可补河可塞,惟有好怀不易开。”诗人兴会,仅此一开,其 
他造作,不过应景罢了。至于文则相反,前期所作,规仿之迹颇重,且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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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文气浮泛,自难为工。后期则文腕圆熟,自成套路,且历尽险屯,笔 
力沉雄,类多上乘之作。若说理论,则更有趣,其价值实不及创作,而影响 
却颇能炫迷人心。苛刻一点说,曾国藩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素质, 
他的诗文理论并没多少理性深度:论诗宗宋,源于清初以来的宗来诸家陈辞; 
文主义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后尘,却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还是称得上为一名较有见地的鉴赏家。从初 
入京师的时文选评,到《十八家诗钞》、《经史百家杂钞》、《鸣原堂论文》到 
 《古文四象》,皆可见曾国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选家之嫌。至于 《家书》之教 
弟谕子,则更是直截了当的欣赏课入门辅导。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学三昧的 
玄妙之论,使人很容易误认为他确是一位身体力行的文学大师。其实说得到 
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悬河易,妙笔生花难。当然,这并非曾国藩一人之尴尬, 
古今理论家,大多不能脱此窘迫。 
     如果说,曾氏诗文还只是为文人们所褒贬的话,那么,他的家书、日 
记却是为大多数人所赏誉。曾国藩家书的内容,当然主要包括齐家术与治学 
观,这是人们熟知并且艳羡不已的。不过,谈的人太多了,众口一词,人为 
地予以拔高,不免叫人聒耳烦心。倒是从内心情感上去认识曾氏家书的文章, 
似乎比较少见,我曾据此分析了曾氏家书的几个阶段性特点,不揣浅陋,简 
述如下。 
      (一)京官得意时期的特点:首先是亲情浓郁,琐细录切。游子离乡, 
家山万里,白云亲舍,最是仕宦难耐之事。其次是神采飞扬,志趣高昂。皈 
依理学之初,曾国藩以唐鉴、倭仁为师友,言行举止,处处模仿,而且迫不 
及待、连篇累犊、喋喋不休地教训起诸位老弟来。无奈,对这位新教徒以近 
似痴迷的热情而传授的新知秘诀与正言大道,他的弟兄们并不领情,反而来 
信讥责,连其父也颇不以为然。稍后,曾国藩便在家书中改谈诗文之道,也 
不免好为人师之讥。第三是报喜慰亲,宦情蓬勃。升官以后家书,多谈部中 
公事,而对家中琐事之问讯,进德修业之说教,则大为减少了。 
      《二)南北征战时期的特点:一是危急之时,不避生死,而得失之际, 
则计之过熟。曾国藩其实是一个工于心计、深于心术的谋略家。仔细品味他 
的军中家书,可知他在关系一生名节的时候,他可以坦然不苟,而在关系门 
庭盛衰、一己得失之时,他又总是绞尽脑汁,反映出这位“理学纯臣”的另 
一面。二是责弟严切,而教子温婉。一般说来,为父训子,类多威严,而为 
兄诱弟,类多平和,但在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严厉的兄长, 
而找不到一个威严的父亲形象。 
      (三)暮年羁绊官场时期的特点:一是他饱谙宦味,意绪萧索,对得 
失浮沉日渐漠然;二是注重亲情,追求平安,对子侄之身体学业,甚为关切, 
似乎他此时最大的奢望只是保全门户、消灾祛祸。 
     曾国藩《家书》的首次编刊,是在光绪五年由传忠书局印行。据查考, 
编校者为曹耀湘。曹本对家庭琐事、训斥言词与政治密谋诸端删落殆尽。避 
忌讳、避嫌疑、避繁琐,本来也是旧时编书的惯例。选本之不可尽信,不可 
盲从,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录最全、影响最大的,自然要数岳麓书社版《曾 
国藩全集·家书》了。 
     至于曾国藩的日记,最早是由王启原编为 《求阙斋日记类钞》,光绪二 
年传忠书局刊印。这是一个节抄本,分问学。省克、治道、军谋、伦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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