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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3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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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联系，十几年音信全无，家里人以为他早牺牲了，原来的妻子也早改嫁了，事实上也就算离了。有些是参加革命前，父母包办成婚，本来就一点感情也没有，出来参加了革命，十几年没有生活在一起，现在再把两个人捆在一起，的确也有困难。他提出离婚，说是反对封建包办婚姻，也不是一点理由也没有。我记得当时有个副师长，参加革命的前三天成的婚，完全是被迫于父母之命，妻子还是个小脚女人。一九三五年离开家，到一九五二年才回去。当夜，父母让他与妻子住在一起，他死活不干，在家只呆了三天，就返回部队了，马上写了离婚申请。机关还派人去他家乡调查，连调查的人都很矛盾，一方面同情为他苦苦守了十几年的那个女人，一方面又觉得维持这样的婚姻也是十分残酷的。后来，尽管做了工作，他还是坚持要离，组织上也批准了。就我所了解的，当时真正属于‘陈世美’的，真正喜新厌旧的，有，不是很多。现在有一种误解，凡是那时候离婚的都是‘陈世美’。”
当时，还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叫“离婚不离家”。
《解放军报》原副总编魏艾民曾写过一篇回忆录：《荒唐的“离婚不离家”》：
……
那时的军队干部都很年轻，却多是身经百战。部队进驻城市，接触很广，城市的女青年崇拜他们，羡慕他们，自然会有爱的表示，同时也有一些居心不良的女性，以各种不文明的方式接近我们的干部，人们称这种女人为“糖衣炮弹”。这种新情况引起干部思想上的混乱。那时已婚的干部，女方大多是家乡的原配，几乎全是文盲，有的还是缠足。有的干部在一些女青年的包围下动摇、溃退，想扔掉原配，另寻新欢。但干部的原配，都是他们家中的有功之臣，而且中国传统道德中的“糟糠之妻不下堂”之说，使这些人不敢简单从事。也许人的“智慧”是无限的，逐渐冒出一种“离婚不离家”的婚姻模式，即干部同原配夫人口头上宣布离婚，女方仍住其家，地位不变，而男方可以再结婚。农村妇女，不解其中奥秘，觉得自己反正不离家，只当是男人在外边“娶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本人就见过这样的事：一位团级干部，宣布同原配夫人离婚，但“不离家”。他同新婚夫人回家，还要原配夫人安排生活。新婚妻子生予，还要原配夫人来伺候月予。
这种“离婚不离家”的做法，自然引起各级党组织的注意。据说，一次为军队高级干部会议组织京剧晚会，毛泽东点了两出戏：《将相和》和《秦相莲》，其寓意是很明显的。
谁是最可爱的人
至今，依然有人在怀念着那个年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结束了百年战乱，结束了流离失所的日子。新中国成立，广大劳动大众所期盼的和平岁月，所渴望的安居乐业的生活开始了。在精神领域里，理想主义在统领着一切。
这种理想主义在婚姻领域里，也得到淋漓尽致的反映。
一九五一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作家魏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谁是最可爱的人》，同时也点燃了无数姑娘心中的爱情之火！
那完全是一个理想化的公式：志愿军官兵是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官兵也是最值得我爱的人——我应该把真诚的爱情献给志愿军官兵——献给志愿军官兵的爱情一定是幸福的！
一九五一年，十九岁的曲君是杭州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她像班里的同学一样，投入了给朝鲜前线的志愿军官兵写慰问信的热潮。三个月后，她收到了志愿军第七十五师一位叫高志强的副连长的回信。信是用铅笔写的，尽管只有短短的一篇纸，而且三分之一还是错别字，曲君却读得有滋有味。从此后，两人书信频频，鸿雁传情。
一九五四年秋，高志强随部队回国，分到杭州郊区一家部队汽车修理厂当副厂长；而曲君三个月前大学毕业，已经到杭州一所中学当语文教师。
那是一个秋高云淡的夜晚，和风轻拂，明月高照，这对恋人第一次在西湖边的苏堤上见面。情语切切，互诉衷心。
曲君很快向学校领导打了结婚申请报告。她的一个好朋友提醒她：“你是个大学生，他才读了两年的小学，你们为什么不能再接触一段时间？再了解了解？”曲君说：“不用了，战场已经帮我对他作了最好的了解！”
婚礼是在曲君学校的礼堂进行的，证婚人是市里一位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为一位从朝鲜战场归来的最可爱的人，和我们的一位优秀教师举行婚礼，这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荣……”
蜜月结束了，平凡而具体的生活开始了。
结婚头几个月，曲君每周都要带高志强游一次西湖，她说游西湖能让人心旷神怡，陶冶情操。可去的次数多了，高志强不愿意了，他说整天看这破水有什么可看的，还不如在家睡觉强。不游西湖，那就去看电影，好几次，开映没多久，高志强便歪着脑袋睡着了。
一年后，儿子降生了，儿子给小家庭带来了欢乐，也同时带来了烦恼。由于双方的父母都不在杭州，曲君歇完了产假，白天只好将儿子寄托给一位老太太带。孩子小，老闹病，曲君忙得焦头烂额。有天半夜，天下着雨，儿子突然发烧，又哭又闹，曲君不得不抱着儿子往医院送，等到看完病，清晨回到学校，上第一节课的钟声也敲响了。曲君把孩子一放，连早饭都没吃，拿起讲义赶紧往教室跑……
周末，高志强一进家门愣了，屋里乱七八糟，曲君也 瘦了一圈。他纳闷地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曲君哭了，一个劲儿地说：“你回来，你赶紧给我调回来……”
调回来谈何容易，日子照样得过。
更让曲君接受不了的是高志强的生活习惯，抽烟，喝酒，晚上睡觉不洗脚。每天晚上睡觉前，曲君都得提醒一句：“洗脚去！”不提醒，他总忘。有天夜里，曲君突然想起他没有洗脚，说了句：“你还没洗脚呢！”高志强已快进人梦乡：“困死我了，明天再说吧！”曲君火了，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嚷道：“不洗脚，你给我滚开！”高志强也急了：“干吗穷讲究？在朝鲜打仗，半个月、—·个月不洗脚，不照样过？”曲君不依不饶，高志强就是不洗，两口子一直吵到天亮。
洗脚是个引子，从此，小吵不断，大吵频频。
孩子三岁时，曲君提出离婚，高志强也同意了。
有人问曲君为什么离婚，曲君说：“他不洗脚……”
有人问高志强为什么同意离婚，高志强说：“她老让我洗脚……”
因为“洗脚”问题而离婚，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这场曾经被看作是“这座城市的光荣”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爱情理想革命化”的潮流并未中止。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者徐安琪，在分析这一时期的“爱情理想革命化”时说：“社会主义的爱情在那个年代被神话为纯洁无瑕、公而忘私的无产阶级感情，因此，男女结合强调的是志同道合即革命理想和思想意识的一致性而不是情投意合，恋人间的缠绵亲昵、卿卿我我被视作削弱革命斗志、影n向革命工作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性更成了见不得人的淫恶邪念。至于‘个人问题，成为恋爱结婚的代名词，也并非因为婚恋具有个人隐私的性质，而是因为恋爱婚姻是置于革命和工作之后的个人小事。因此，一心扑在工作上迟迟不考虑‘个人问题’即‘公而忘私’者受赞赏、被鼓励，大学生、学徒、青工谈情说爱则常被套上‘不安心学习、工作’或‘早恋’的帽子受批评、帮教，一旦有性的接触被发觉甚至要受到批判、开除的惩罚。”
遇罗锦离婚案
《结婚证书》是对合法婚姻的一柙址明；
《结婚证书》同时又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种印记。
翻阅“文革”期间一些地方的《结婚证书》，首先感觉到的是它强烈的政治色彩，而这种色彩又是从印在证书上的《毛泽东语录》体现出来的：
一
“为人民服务！”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要斗私批修。” “人类在生育上完全无政府主义是不行的，也要有计划生育。”
那是个被扭曲的时代，在婚姻家庭领域里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政治第一”、“阶级斗争为纲”、“唯成分论”。在那个年代，“爱情”成了最肮脏、最可，怕的两个字眼儿，成了“小资产阶级思想”、“贪图腐化”、“生活作风问题”的代名词。
一九八O年，北京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遇罗锦离婚案，以至于，后来它成为“文革”婚姻的一个焦点，“文革”婚姻的一种标志！
遇罗锦出身于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其哥哥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械厂青年工人。“文革”初期便写出《出身论》，因反对血统论，反对林彪、陈伯达、“四人帮”的封建主义倒行逆施而遭逮捕，被处死刑。遇罗克被捕后不久，红卫兵在遇罗锦的二十几本日记中，找出几句所谓的“反动言论”，北京市公安局将她定为“思想反动分子”，送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三年。一九七O年三月，劳改农场解散，遇罗锦又被转到河北临西县插队落户。那里的工资值多年没有超过一毛钱。迫于生活，，她嫁到黑龙江省的一个较富裕的农村，和一个素不相识的农民结婚。由于没有感情基础，在忍气吞声中过了四年后离婚。
此后，她种过地、干过临时工、当过保姆，也当过无业游民（从东北回到北京）。一九七八年七月，经人介绍，她与北京某厂工人蔡钟培结婚，调回北京。一九八O年五月，遇罗锦上诉离婚。她是这样介绍这起离婚案的前后经过的：
我和蔡钟培的离婚案公之于众后，引起了不同的议论，大抵有这样几种说法：
“没有爱情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已经结婚了，就应当凑合过下去。”
“地位变了，就和人家离婚，太缺德了！”
小小一件离婚案，居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在我们国度里说奇怪其实也不奇怪。
没有爱情的婚姻该不该凑合一辈子？我要求离婚是否缺德？为了使关心这件离婚的同志更好地讨论，我将自己结婚和离婚的有关经历公之于众。
经人介绍，七八年七月，我和蔡钟培结婚了。我们各有三图。他图我：一、我永远不想生孩子。二、介绍人是他二十年的师傅，介绍人说我很能干，在经济上决不会亏累他，他很相信并也看出我不是懒虫。三、他认为我的外表和他原来的爱人不同，他喜欢学生样的人，尽管他出身城市贫民，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却希望女方是知识分子。
我图他：一、他有个孩子，而且从小就和她奶奶单过，我很满意。在蔡之前，有人介绍过几个对象，对那些结过婚的人，我总有思想负担——要不要孩子呢？若不要，男方是不干的。要啊？谁整天抱啊哄啊？有多少钱去养呵？所以，他的情况我满意。二、他有间房，我可以有落脚之处。倘若他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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