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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03期-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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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自己的内心，因此，这个在朋友眼中“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的人，才会在日记中悄悄地写下：“我和别人谈话是困难的。”卡夫卡一直生活在现实和内心的巨大分裂和痛苦之中，他一方面在生活中恪尽职守，以期获得上司的赏识和父亲的理解，另一方面却在文字中建筑起了另外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个世界，用埃德温·缪尔的话说是“一个地下世界”，“在那里我们感到引力和重力以及每一个物体的物质都远比地上空间的普通世界大得多”；用伊格纳茨·粲格勒的话说，“卡夫卡的世界是地狱前的世界”，不过，卡夫卡没有能力出示拯救的道路，他曾经说过：“我是欢迎永恒的，但发现永恒却使我悲伤。”——连永恒似乎也成了无用的，也就难怪卡夫卡会拒绝发表自己的作品、直至要求销毁自己的所有手稿了，从根本上说，他时刻面临着写作和存在的双重绝望。
更重要的是，卡夫卡是——直带着这种绝望写作和生活的。从无用产生绝望，而绝望给予他力量，这种悖论式的卡夫卡母题，与我们当下的生存和写作，产生了强烈的对比。我记得很清楚，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卡夫卡在中国成了一个嘹亮的名字，作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他的象征方式、文体特征、经验记忆、精神线条都被中国作家所热切模仿，他甚至成了中国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精神源头之一。作家格非曾经专门写过《鲁迅和卡夫卡》一文，他从存在学的角度，论述了鲁迅和卡夫卡之间的精神血缘。也就是说，卡夫卡式的绝望和荒谬，同样能在中国心灵中产生回响。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二十多年过去了，谈论卡夫卡的人越来越少，以致现在的中国作家，可以轻易越过鲁迅、卡夫卡等人一直力图克服的障碍，在另一个精神地带安全着陆。
难道卡夫卡的精神难题在当下这个消费社会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没有。它反而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卡夫卡的预言，他自己“将从一个孩子直接转变为白发苍苍的老翁”。——从精神意义上说，这话已经应验。在中国，卡夫卡就像一个“老翁”一样，正在被新一代写作者所遗忘，那个沉重而绝望的精神包袱，在他们眼中显得多余，身体的狂欢、欲望化的经验、消费主义的景象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写作从内心撤退，开始转向生活的外表，转向可以交换的商业领域。根据罗兰·巴特的研究，现代叙事的起源点是欲望。要生产叙事，欲望就必须可被交换，必须将其自身纳入某一经济系统。巴特深刻地道出了消费社会的叙事处境。我想，可以交换的欲望叙事就是一种“有用”叙事，相比之下，卡夫卡的叙事是“无用”的，如他自己所说，“我是完全无用的”，不能被交换，也不能被纳入经济系统。而这，看似是卡夫卡的悲哀，其实正是他的价值所在：他的“无用”，成就了他在写作上的大用——开创了一条通往艺术和内心的崭新道路。
中国长期以来推崇“文以载道”、“诗言志”，这些观念的背后，活跃的还是一种“用”文学的思想。如今，消费主义甚嚣尘上，写作似乎又多了一个被“用”的广阔领域：以写作获利不仅限于名声和地位，更伸展到了商业利益之中，结果再次导致写作沦为工具，使之偏离精神和信念的轨道，严重的，还沦为一个时代的笑柄。这个时候，我总是想起卡夫卡的自我表白：“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从根本上说，文学的确是无用的，它什么也不能改变，它的存在，不过是表明人类的内心还有那么一点奢侈的念想，还有做梦的权利。卡夫卡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写作，即便还有什么作用，也不过是一种内心的自我援助，它拒绝被支配，更拒绝被利用，它只为人类的内心作证。
二
维特根斯坦读完托尔斯泰的《哈泽·穆拉特》后曾感叹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权写作。这话用在卡夫卡身上同样合适。在卡夫卡笔下，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许多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小动物，或者一些卑微的职员，连卡夫卡自己看起来也是一个弱者，他在写作中关怀的也多是一些脆弱而渺小的事物，但卡夫卡的内心却一直有着坚不可摧的东西。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才会那么坚定地关心人的希望和绝望，梦想和悲伤。
和许多人一样，我读的第一部卡夫卡作品也是《变形记》。应该是一九八八年，我十六岁，对文学刚开始萌生兴趣，还不敢有任何越界的想法，是卡夫卡教育了我，他的《变形记》第一次让我知道，写人，原来可以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这样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接着我又读了他的《饥饿艺术家》，当时未必能够完全理解艺术家拒绝进食的精神意义，但那个时候，我已经隐约感到，小说原来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它还要解释人的处境，探索存在的真相。一直到现在，我都把卡夫卡看作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使我知道，写作不该放弃对存在核心的追问。
我很快就接受了卡夫卡对世界的解释。他对生活的批判，目的是为了抵达世界的内部，抵达存在的荒凉地带，从而为人的处境寻找新的价值坐标。对他而言，写作就是生 命的一种表达形式，他与写作的密切关系，是不可改变的。“正如人们不会也不能够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他还不止一次说，写作是祈祷的形式。所有这一切，都建基于他对自身境遇的敏感，对存在的关怀。卡夫卡让我认识到，真正的写作是独立的，内向的，自省的，也是坚决的，因为它无法和现实轻易达成和解。写作者需要有足够的勇气，才能走向存在的深渊。在卡夫卡身上，我能看到一种为艺术殉难的光辉，他那坚韧的牺牲精神，帮助他抵抗着一次次的精神苦难，如他自己所说，他一直都在斗争。
卡夫卡的境遇，很容易让人想起《饥饿艺术家》中那个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就宁死也不进食的饥饿艺术家，他简直就是卡夫卡自己的真实写照。饥饿艺术家为了“把艺术推向顶峰”，如同卡夫卡笔下那个“歌女约瑟芬”，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不惜毁坏自己的身体，这种为信念和艺术殉难的精神，显然受到了卡夫卡的推崇，所以他临死前还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据罗纳德·海曼的《卡夫卡传》记载，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相信卡夫卡从中看到了自己。或许，他在自己写下的这段话里，感受到了难言的痛楚：
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
所有的难题，都是因为“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食物”。——也就是无法和现实达成和解。这多少有点“自我折磨”的味道，卡夫卡也曾经这样自嘲过，但是，面对一个荒谬、虚假的世界，卡夫卡如果也像其他人那样“吃得饱饱的”，今天的他也许不值一提。正是他的拒绝进食，拒绝和解，为我们洞开了一扇观察现代人生存的窗户，并通过他超常的想像，为我们敞开了一片尚未被照亮的存在领域。因此，卡夫卡不仅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端，他更为二十世纪的文学提供了一个精神限度——他所呈现的人被腐蚀、异化、毁坏的景象，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基本经验和基本母题。后来的文学大师，几乎都曾在卡夫卡的精神限度里徘徊。
卡夫卡是真正的存在的先知；他很清楚自己在现实中的命运：“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回避自己的命运，而是耗尽生命的能量来为存在寻找答案。他发现，自己总是与现实处于一种胶着的状态，包括他笔下的人物，他们周围充满的都是虚假的事物，许多时候，就连自己的身份都无法确认，但他们从不放弃努力，直到生命耗尽，也在寻找自己存在的真实感。如同《城堡》中的K，他的土地测量员身份一直得不到证实，那个最高当局的代表克拉姆也一直隐匿不见，一切都变得恍惚而迷离，并充满着难以言喻的荒谬感，而这，也许正是卡夫卡对存在的基本描述。K一直无法获得土地测量员的身份，那是因为存在本身是无法测量的，或者说，任何存在的澄明，都需经过艰苦的斗争；而《约瑟芬，女歌手或耗子的民族》中那个为了拿到“那顶放在最高处的桂冠”、把身上一切不利于自己的歌唱的东西都“榨干”了的歌女，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倒，这表达的不过是理想的代价和存在的脆弱……这些，卡夫卡看似在表达个人的存在境遇，其实他是在描述一个普遍的生存悖论：存在本身，往往与存在的目标背道而驰。
也就是说，卡夫卡在写作中发现的都是人类的“存在的不幸”。勃罗德曾经把不幸分为两种：“卑下的，亦即可以避免的不幸”和“高尚的、不可避免的、形而上的不幸，它的根源在于上帝创造的人的文明及其局限”。按照勃罗德的说法，后一种不幸是不能用社会的、理性的和经济的因素来解释的。而卡夫卡发现和承担的正是这种不幸：“这种不可治愈的不幸根植于形而上的和浪漫的痛苦之中，它将会更沉重地压迫着他。”卡夫卡终生的努力，就是试图把自己从这种不幸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成功。他走到了深渊，却怎么也找不到向上腾跳的动力。他这样形容自己的处境：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联系剥夺了我看待事物一种广阔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个深谷的底部，并且头朝下。
今天，当我们重新领会卡夫卡所发现的不幸境遇，不禁要问，卡夫卡何以能在那个时代发现这么多令人震惊的事实？我以为，“头朝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秘密之一。在卡夫卡时代，世界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但存在的真相依旧是隐匿的，被遮蔽的，一个作家要想看到更多，观察到更深刻的部分，原先的视力和方法都无能为力，他需要突破。这个时候，“头朝下”就成了一种反叛，成了一个可能带来全新发现的角度，它意味着不符合规范，“野”的，“是从文学外走来的”（汉斯·马耶尔语）。卡夫咔的写作证实了这一点。他写人变成甲虫，写人与城堡的关系，写艺术家的饥饿表演，就当时的文学而言，都是“头朝下”的方式，是一种巨大的革命。无论从话语方式还是从精神体验上说，卡夫卡都是以非文学的方式发动了一场关乎文学和存在的政变。当旧有的经验和话语无法再穷尽自己的内心时，卡夫卡毅然以一种“头朝下”的方式从传统的文学格局中出逃，由此，他从另一个角度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人性景观。
三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曾经精辟地指出：“卡夫卡强烈地专注于他自身、他自己的经验和他存在的意义，他于形而上的层次上，再度体现个人内心冲突的非凡能力，使得他创造出这样一种作品，它可以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从那些影响外部世界的变化转向我们精神的变化，从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诉讼，转向由我们自己参加并仅仅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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