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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介绍，后来慢慢名气大了，找她介绍对象的越来越多，有时一天要说好几对。这些年经我妈介绍成功的有二三百对。”
　　我对李志茹说：“大妈，您完全可以办个婚姻介绍所嘛。”
　　老人说：“县里也有个婚姻介绍所，准备让我去，我听说他们那里介绍对象还得收钱，没答应。我介绍对象从来不收钱，都是尽义务。”
　　我说：“大妈，想想你们当年，再看看现在年轻人，恋爱自主，婚姻自由，不说别的，光这方面，他们也够幸福的。”
　　“是啊，是啊，”李志茹说，“现在有些年轻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有个姑娘我一共给她介绍了五个小伙子，她都没看上，还让我接着给她介绍。有个小伙子，我给她介绍了一个姑娘，见面后，两人都觉得挺满意。嘿，谁想没过几天，两人就住在了一起。我说，那不成，要不你们去登记，要不就分开住，违背婚姻法的事情咱们不能做。那小伙子说：大妈，我们这叫同居试婚，您老人家跟不上形势发展了……把我气得……”
　　告别时，老人家非得要送我两个大馒头，说是让我也沾沾“喜”。
　　离开李志茹家，经过大街时，我见路旁一个小院的门口，高高挂着一块“满城县婚姻登记处”的红牌子，便让驾驶员直接把车开了进去。
　　登记处就设在小院两间平房里，在这里值班的是县民政局的两位女同志，一位姓张，一位姓刘。张同志胖一些，刘同志瘦一些。看面相两人都属于那种古道热肠型的。张同志介绍，满城全县共有三十七万人口，每年来这里登记结婚的大约有两千二三百对。
　　我问：“登记结婚都需要办一些什么手续，”张同志说：“手续不复杂，只要有本人的身份证、单位或乡镇的证明书，还有医院的体检表，就行了。”我又问：“来登记的都是自由恋爱的吗？”刘同志说：“城里的百分之百，农村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吧，个别的由父母包办的也有，不过现在包办与过去包办也不一样，一般来登记前男女双方还是见过面的。”“离婚你们管吗？”“我们就管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协议离婚。—‘方不同意或有财产、子女抚养等纠纷的，归法院判决。”我问：“协议离婚的每年有多少？”张同志说：“这几年协议离婚的慢慢多了，每年有五六十件。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
　　我们正说着，一个小伙子在门口探了下头又缩了回去，过了片刻，他又探了下头。张同志招呼道：“进来，进来，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伙子红着脸，走了进来，轻轻问了声：“结婚在这里登记吗？”张同志问；“来登记结婚，怎就么你一人？”小伙子连忙朝门外喊了声：“彩萍，进来，”一个矮胖的姑娘有些扭捏地从门外走了进来。
　　看过他们的身份证、结婚证明信和体检表，张同志问小伙子：“你就是马第才？”又问姑娘：“你是宋彩萍？”
　　或许因为我在场，张同志和刘同志显得十分严肃。张同志问：“马第才做什么工作？”小伙子答：“我在家种地，每年到保定、北京打几个月工。”张同志又问：“宋彩萍呢？”姑娘答：“我在乡里办的砖瓦厂干活。”
　　张同志：“你们是自由恋爱的吗？”
　　小伙子的脸又红了：“我们吧先是由街坊介绍的，见面后就开始自由淡恋爱了。”
　　“婚前的计划生育教育参加了吗？”刘同志补了一句。
　　小伙子支支吾吾：“……乡里干部都交代了。”
　　张同志和刘同志动作麻利地为他们在《结婚证书》上，填写好内容，贴好照片。这时，只见刘同志站了起来，神情庄重地说：“马第才、宋彩萍，现在我宣布，你们二人已经登记，正式成为合法夫妻。希望你们互敬互爱，互帮互学，赡养父母，关爱儿童，白头到老！”
　　小伙子和姑娘涨红着脸，目光激奋，像是一对在领受一项重大任务的士兵似的……
　　热
　　潮
　　几千年的封建宗法思想，像水一般的渗透；几千年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盘根错节般的桎梏。以至于《婚姻法》刚刚颁布实施时，竟遭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各地出现了种种问题，这种现象曾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警觉与重视。但是，这个时期国内、国际发生　的两件大事，其分量远远超过了《婚姻法》。
　　就在《婚姻姻法》颁布后的一个月——一九五O年六月，一届政协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从这一年的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也是在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向朝鲜发动的战争，其目的是侵犯中国。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头部队约二十五万人，分兵三路，秘密跨越鸭绿江。
　　土地改革和朝鲜战争，使得《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推延了。
　　进入一九五三年，伴随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朝鲜战争即将停战，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治安情况全面好转，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终于可以腾出精力来抓抓《婚姻法》的宣传贯彻工作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决定：“全国各地，除少数民族地区及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外，无论城市或乡村，均应以一九五三年三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在这个月内，必须充分发动男女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展开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群众运动，务使婚姻法家喻户晓，深人人心发生移风易俗的伟大作用。”
　　河南开封县在运动月中，运用各种力量，组织强大队伍，进行规模浩大的宣传工作，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一、对《婚姻法》基本上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在思想上划清了新旧界限，消除了各种思想顾虑。拥护舶昏姻法》的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七，顺水推舟的减少到百分之三。二、解决了家庭、婚姻纠纷。有的婆婆主动向媳妇检讨，帮媳妇干活。有的媳妇说：“我受罪半辈子，现在《婚姻法》救了我。”男人和家长明白了什么叫民主，妇女们克服了依赖思想。三、鼓舞了青年男女的勇气，突破了封建包围，出现了自由恋爱的新气象。许多青年在选对象时，都把思想进步、工作生产积极放在第一位。
　　运动月刚开始时，云南呈贡县县委由于领导不够有力，没有将政策向群众作全面交代，一些群众把这场运动误解为：“要斗争男人、婆婆了！”“过去受气的媳妇都要离婚了！”许多人感到恐慌，有的甚至躲藏、逃跑。县委发现问题后，及时总结了教训，召开了各种动员大会，全面交代了政策，解除了群众的顾虑。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的基础上，他们又利用各种典型事例，启发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如古城乡的刘大妈，在会上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儿子的婚姻是我包办的，两口子一直过不到一起。去年媳妇提出离婚，我不答应，我只想到娶她时卖了五口猪，怕落得人财两空。没想家庭不和就搞不好生产。年初他们离婚后，儿子又自由结了婚，家庭和睦，生产也搞好了。”
　　这是一次党政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运动！
　　这是一次全体民众都受教育的运动！
　　据统计，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区开展了舶昏姻法》宣传贯彻运动，受到教育的成年人口一亿四千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点二。城市、厂矿中，《婚姻法》宣传比较深入，并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天津达到百分之五十，重庆达到百分之五十二，太原达到百分之五十六。农村中基础好的一类乡，百分之九十的成年人受到教育，最差的三类乡也达到百分之四十。某报社记者到河南商丘专区孟楼乡采访，问了十七个十岁的孩子，其中有六个知道婚姻要自由，可见当时宣传的深入程度。
　　二OO二年岁末，在北京紫竹院旁的一个四合院里，我访问了当年海淀区民政科的工作人员，已是八十三岁的孟广水老人。
　　听说我来了解当年宣传贯彻《婚姻法》的情况，孟老两眼一亮，他对当时的情况依然是记忆犹新：
　　“当时的规模特别大，可以说是全党全国总动员。广播、报纸每天都在宣传。像后来的大炼钢铁、除‘四害’运动一样，全民参与、声势浩大。那时候，区民政科人手不多，全力以赴。区里先搞集训，主要是组织区、乡、村干部学习《婚姻法》，你干部都弄不清楚，怎么去教育老百姓y然后又培训宣传骨干，也叫宣传员，大约有一千四五百人。区、乡领导带着这些骨干到街道、单位、农村去宣传《婚姻法》，还演些小节目，都是根据区里好人好事改编成的，比如男女青年自由恋爱，争取婚姻自主啊，婆媳互敬互爱啊，反对大男子主义啊，当时还有一首歌呢……”
　　我说：“还记得怎么唱吗？”
　　孟老想了想，轻轻哼了起来：“一九五三年啊，好呀好春天，老会秧歌闹得欢。打起一阵儿锣呀，敲起一通儿鼓，宣传《婚姻法》好人好事数也没法数，数也没法数！”
　　我又问：“当时在宣传贯彻中，遇到过什么问题，碰到什么困难吗？”
　　孟老说：“学习当中，大家提出许多问题，比如：定婚算不算合法婚姻？解放前养的童养媳怎么处理？　表兄妹之间能否结婚？那时候，这些现象在城里都存在，具体问题很多。还有，刚开始，对一些政策也把握不准。比如，寡妇改嫁问题，当时号召寡妇改嫁，鼓励寡妇改嫁。有的地方还搞数字统汁，比谁动员寡妇改嫁多。有的寡妇多年守寡，自己年岁大了，觉得再改嫁没有脸面；或者儿女已经长大，生活有了依靠了，她不想结婚再嫁，你三天两头上门做工作，人家就很反感。硬逼人家改嫁，还会出问题。后来，基本上是尊重本人的意愿，不作统一要求。”
　　“那时候，城里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还有纳妾现象，这个问题是不是处理起来很麻烦？”
　　“纳妾是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有的有钱人的妾，当丫鬟使唤，没吃没穿的；有的有钱人的妾，地位比大老婆还高，掌管着家里的钥匙。所以，处理这个问题政策性很强，不能‘一刀切’。当时，‘回春堂’药房有个掌柜，解放前纳了个妾，那时也就二十一二岁吧。宣传员上门做工作，让她提出离婚，另寻男人。人家不离婚，说：‘掌柜的对我不薄，我想跟他做一辈子夫妻。’宣传员做了几次工作，人家还是不愿意，说共产党不是号召婚姻自由吗，你们为什么强迫我离婚。宣传员说这个女子太糊涂了，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了，准备开会斗争她。区里发现后，给及时制止了。”
　　孟老说，这次活动，力度大，范围广，通过宣传，《婚姻法》基本上是家喻户晓。……　　　研读史料是一种享受。　　　研读史料可以答疑，可以解惑，可以去伪存真。　　　我在研读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婚姻家庭史时，曾经被一个数字所震惊：一九五O年《婚姻法》颁布后，特别是一九五三年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我国出现了第一次离婚高潮，一九五三年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高达一百一十七万件。
　　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中，曾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离婚率作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