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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厄说：“这样吧，把他隔离起来进行特殊治疗。我去给医院打电话叫辆救护车来把他送去。”
　　过了两小时，在救护车里，医生和看门人的老婆俯身望着病人。从他布满章状赘生物的嘴里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字：“老鼠！”他脸色铁青，嘴唇蜡黄，眼皮也呈铅青色，呼吸短促，身体被淋巴结肿胀折磨得像在撕裂开来，他蜷缩在小床里，好像想让床把自己裹起来似的，又仿佛地底下有什么声音在紧迫地召唤着他。看门人在某种无形的压力下呼吸停止了。他的老婆哭了起来。
　　“医生，难道没有希望了吗？”
　　“他死了。”里厄说。　




3

　　我们可以这样说：看门人的死标志着一个充满使人茫然失措的迹象的时期已结束和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已开始。在这一时期里，原先的震惊正在逐渐转变为恐慌。市民们以前从未想到我们这座小城会成为一个老鼠倒毙在光天化日之下、看门人死于怪病的鬼地方。现在，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现在不得不修正了。如果事态发展仅仅到此为止，那么人们久而久之无疑也就会习惯成自然了。但是，在市民中间不仅是看门人和穷汉，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走上了米歇尔领头走的道路。就从这一时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怖，开始思考。
　　在详细叙述新发生的事件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供另一位见证人对于刚才描述过的这一时期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曾提到过让·塔鲁，他是在几个星期以前来奥兰定居的，从那时起就住在市中心的一家大旅馆里。表面看来，他依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生活相当舒适。城里的居民虽然渐渐地跟他熟悉起来，但谁都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明白他来到这里的目的。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碰得到他。从早春起，人们常在海滨见到他在欢畅地游泳。这位脸上常带笑容的好好先生好像对一切正当娱乐都很来劲，却不人迷。事实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同本城人数不少的西班牙籍舞蹈家和音乐家经常地往来。
　　他的那些笔记本里的记载，不管怎么说，也可算是这段困难时期的一种记事。但是这段记事很特别，似乎反映出一种偏重细小事物的成见。初看起来，人们可能以为塔鲁是一个着眼于琐碎细节的人。在这全城的大动乱中，他总是致力于记述这段历史的轶闻琐事。人们无疑地要为他这种成见感到惋惜，对他的铁石心肠表示怀疑。可是，正是这些笔记本能够对这一时期的记事提供大宗具有重大意义的次要细节，也正是这些细节的离奇古怪，使人们不至过早地对这位风趣人物作出判断。
　　让·塔鲁是从他到达奥兰之时开始写这些记录的。记录一开始就说他能住在这座那么丑陋的城市里，感到出奇地满意。对点缀市府的两座铜狮作了细致的描绘。对这里缺少树木、房屋简陋和城市布局荒谬等，都不苛求。塔鲁还在描述中夹杂了他在电车中和马路上听到的一些交谈，但不加评论，在稍微后面一点提到的一段有关一个名叫“康”的人的对话则属例外。塔鲁曾经亲耳听到两个电车售票员的交谈：
　　“康这个人，你很熟悉吧？”一个售票员说道。
　　“康？那个高个子，黑胡子的是吗？”
　　“就是他，过去在铁路上扳道岔的。”
　　“对，一点也不错。”
　　“可是，他死了。”
　　“啊！什么时候死的呢？”
　　“在老鼠事件之后。”
　　“哟！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不清楚，他当时发烧。不过，他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腋下长了脓肿，没有能顶住。”
　　“可是看上去他的健康情况和别人没有两样啊！”
　　“不，他的肺部比较弱，还参加市军乐队，一直吹短号，这玩意儿是伤身体的。”
　　“啊！”另一个最后说，“一个有病的人就不该再吹短号了。”
　　塔鲁写了这些环节后提出了疑问：康明知参加市军乐队对自己有害处，但为什么仍然参加了？又有什么深奥的理由使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星期日的游行演奏？
　　接下去是记述塔鲁所看到的窗户对面的阳台上时常出现的情况，对此他似乎很有好感。原来他的房间朝向一条小小的横街，那里的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儿。每天吃完午饭，全城正在炎热的天气里打瞌睡的时候，马路对面的阳台上就出现一个矮老头，他长着一头梳得整整齐齐的白发，穿着军人式的服装，显得笔挺而庄重。他用并不亲切但柔和的“咪咪”声，呼唤那些猫儿。猫儿张一张睡眼，还是一动不动。那人在小街的上空将一张张小纸撕碎，散落下去的白纸蝶儿吸引住这些畜生，它们走到街心，犹豫地把爪子伸向那些最后还在飘落的纸屑。矮老头就对准猫儿使劲地吐唾沫。假如有一口吐中了，他就会笑起来。
　　最后，塔鲁好像还是被这座城市的商业魅力所吸引住了，那里的市容、繁华、甚至娱乐都像是受做生意的需要所支配似的。这个特点（笔记本里是这样写的）获得塔鲁的赞赏，甚至在他某一段颂扬的文字里用上这样的感叹作为结束语：“总算不虚此行！”在这位旅客的这一时期的笔记里，只有这些地方似乎才是出于他本人的真情。不过要看出这些笔记的意义和严肃性那是困难的。另外一段笔记的内容也是如此，在记述一个旅馆出纳员由于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目后，塔鲁比平时较为潦草地加上了这些话：“问题：要不浪费时间，怎么办？答案：到漫长的时间里去体验。方法：在牙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过上几整天；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度过星期日的下午；去听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做报告；在选定一条路程最远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上去旅行，当然还得站着；去剧院售票处前排队而没买到票等等。”但是紧跟这些不着边际的语言和思想之后，笔记里又开始详细记叙起城里的电车来，说它的模样像条舢板，它的颜色模糊不清，它的车厢永远肮脏，末了用一句不知所云的“真了不起”来作结束。
　　现在且看塔鲁在老鼠一事上所作的记载：
　　“今天，对面的矮老头失了常态。猫儿都不见了。由于街上发现大量死老鼠，猫儿也就失踪了。依我看来，这并非是猫儿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一些猫儿就是厌恶死老鼠的。可能它们钻到地窖里去乱跑，而矮老头就不知所措了。他的头发也梳得不那么整齐，人也不那么精神了。看上去他有心事。过一会他进去了。但在进屋前他还毫无目标地吐了一下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中途停驶，因为里面发现一只死老鼠，不知它是怎么来的。两三个妇女下了车。丢掉了死老鼠，电车就重新开走了。
　　“旅馆里，值夜的——这是个诚实可靠的人——对我说这些老鼠是灾难的先兆。‘当老鼠离开轮船的时候……’我回答他说，就轮船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城市里还从未有人证实过这种先兆。然而他却断定不疑。我就问他，依他看来，可能发生什么灾难。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在他看来，灾难是不可能预见的。反正如果发生地震，他也不会感到意外。我认为这是可能的，他又问我这是否会使我担心。
　　“我对他说：‘我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求得内心宁静。’
　　“他完全理解我的意思。
　　“在旅馆的饭厅里，有一家人很有趣。父亲是个瘦高个儿，穿着黑色衣服，硬领子。在他秃顶的左右两边，有两撮灰白的头发。他有一双圆而冷酷的小眼睛，削尖的鼻子，横阔的嘴，活像一头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厅门口，然后侧身让他的妻子走进来——他的妻子小得像只黑鼠，后面又跟着进来两个小孩，一男一女，打扮得像两只训练有素的小狗。他走到餐桌旁，等妻子坐下，然后自己人座，最后轮到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称呼妻子和孩子都用‘您’字，但对妻子讲的常是彬彬有礼的刻毒话，对孩子用的则是权威的口吻：
　　“‘尼科尔，您真是讨厌极了！’
　　“小姑娘几乎要哭出来。这也是必然的。
　　“今天早晨，男孩对老鼠事件很起劲，想在吃饭时讲一讲。
　　“‘吃饭不要讲老鼠，菲利普。我不许您以后再提这个词儿。’
　　“‘您爸爸说得对，’小黑鼠说。
　　“两只小狗埋头到狗食盘中去了。猫头鹰就点了点头，表示谢意，其实这也是多余的。
　　“即使有着老先生的这番训诫，城里还是大谈其老鼠事件，报纸也介人了。本市新闻栏里通常登载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现在却整栏都是攻击市政当局的内容：‘我们的市政官员们是否注意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引起的恶果？’旅馆经理讲来讲去的也是这件事，其原因是他正在恼火：在一家体面的旅馆的电梯里发现老鼠，在他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了安慰他，对他说：‘但这是大家都碰到的嘛！’
　　“‘正是因为这样，’他回答我说，‘我们现在也和大家一样了。’
　　“是他对我讲起这种奇怪的高烧症最早的一些病例，现在这种病已使大家开始担忧了。他的收拾房间的女佣中，已有一人得了这种病。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不会传染的，’他赶紧加以说明。
　　“我对他说这对我是无所谓的。
　　“‘啊，我知道，先生您跟我一样，是位宿命论者。’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高见，反正我也不是宿命论者。我对他说……
　　就从这时起，塔鲁的笔记开始比较详细地记述这种莫名其妙的、大家都已在担心的高烧症。塔鲁记下了那个矮老头终于在老鼠不再出现后重新见到了他的猫儿，以及他耐心地校正自己吐唾沫的位置的情况。接着他又记载了有人已能举出十几起这样的高烧病例，其中大多数是不治之症。
　　最后可以把塔鲁对里厄医生的刻划转述一下作为资料。据笔者的判断，他描绘得相当逼真：
　　“看来有三十五岁，中等身材，宽肩膀，近乎长方的脸儿，深褐色的眼睛，目光正直，但是下颌突出。鼻子高而挺，黑色的头发剪得很短，嘴角微翘，嘴唇厚实，而且几乎总是紧闭着。他的皮肤黝黑，汗毛也呈黑色，他总是穿着深色的服装，但很合适。他的外表有点像西西里的农民。
　　“他走路敏捷。跨下人行道也不改变步伐，但是过了马路踏上对面人行道时，大半是轻轻一跳。他驾驶汽车，常常心不在焉。指示方向的箭头也常不放下，即使车子转了弯也是这样。头上从来不戴帽子。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4

　　塔鲁记载的数字是正确的。里厄医生也掌握了一些情况。看门人的尸体运走后，他曾打电话给里夏尔，询问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情况。
　　“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懂，”里夏尔说，“两人丧命，一个是两天，另一个是三天内死去的。那天早晨，我离开后者的时候，他的病情从各方面看来似乎都已好转。”
　　“如有别的病例，请通知我，”里厄说。
　　他又问了几个医生。调查结果是在几天里同样的病例有二十来起，几乎都是致命的。于是他向奥兰医师公会主席里夏尔提出要求：把新发现的病人隔离开来。
　　“我可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