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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选序张惠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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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而不废也。”“歌咏太平”,即歌咏所谓“康乾盛世”。浙西派是伴随着“康乾盛世”而风靡词坛的,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国势由盛转衰,社会动荡不宁,忧患意识笼罩朝野。浙西派“歌咏太平”的醇雅词风衰颓,流弊日渐暴露。金应圭在《词选后序》中说:
“近世为词,厥有三蔽:……揣摩床第,污秽中篝,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未,分言析字,诙嘲则徘优之未流,叫啸则市侩之盛气,……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
金“序”历数当时同家之失,指出上述“三蔽”,足使词风颓废,词格日卑。这是浙西派后期词论家力纠其弊而无法改变的。因此,“塞其下流,导其渊源”的常州词派应运而生了。
常州派词论,推尊词体,上比风骚,以比兴寄托为作词与说词的方法,主张“意内言外”,以深美闳约为准的,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全应圭于《词选后序》归纳为“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三个要点。清末张尔田在《疆村遗书序》中评论说:“张皋文氏起,原诗人忠爱悱侧,不淫不伤之旨,《国风》十五导其归,《离骚》二五表其洁,剪摘孔翠,澡渝性灵,崇比兴,区正变,而后倚声者人知尊体。”金应圭、张尔田均明确指出,张氏《词选》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诸要点,是常州派词论的开派绪论,后世各时期的常州派词论家均把它奉为家法。
张惠言是在常州的学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和作者,其经世意识和政治意识都比较强烈。他生活在〃康乾盛世〃以后的乾嘉年间。这时候的大清帝国,国势退落,衰象日显。张惠言期望克除社会积弊,达到“民富国强”,他对于文人埋首书卷、不问世事,或专意繁琐考据而迷失大义的积习不满,要求学问与世用相结合。他在《毕训咸咏史诗序》中说:“古之为学,非博其闻而已,必有所用之;古之为文,非华其言而已,必有所行之。”张惠言论词重“意”正是他上述处世态度的反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词的思想内容发挥词的政治教化功能,以尊词意而尊词体。
号称词学中兴的清代,主要流派是浙西、阳羡(宜兴)、常州三派。浙西派标举姜(夔)、张(炎)醇雅清空,以朱彝尊、厉鄂为代表,康熙、雍正年间曾盛极一时;阳羡派崇尚苏(轼)、辛的豪放,以陈维崧为领袖,也曾风靡当世。然而,浙西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醇雅清丽而逐渐流于浮薄空疏;阳羡派的末流因一意讲求激昂豪放而逐渐流于叫嚣粗率。而且,浙西、阳羡两派始终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理论体系。常州词派则于前两派逐渐衰敝之际乘时而起,而且以其有系统的词学理论著称于世,成为清代词作、词论一大宗支。嘉庆、道光以后,词人、词论几乎无不在常州派的影响之下。光绪年间,江阴缪荃荪编辑《国朝常州词录》三十一卷,收常州词人498家词3110首,还不包括非常州籍的常州派词人及其作品,可见常州派声势之盛。
常州派词论从张惠言、张琦兄弟编辑《词选》一书起,“尊词体,崇比兴,区正变”,既开途径,又标宗旨,奠定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董毅编《续词选》,周济编著《介存斋论词杂著》、《词辨》及《宋四家词选》、常州派词论得以修正、补充而发扬光大。以后,如:宋翔凤的《香草词自序》、丁绍仪的(听秋声馆词话》、蒋敦复的《芬陀利室词话》、江顺治的《词学集成》、谭献的《复堂词话》、谢章铤的《赌棋山庄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沈祥龙的《论词随笔》、张德瀛的《词微》以及况周颐的《惠风词话)等,无不受常州派词论的影响,他们也乐意自称“常州派”。晚清词坛大家王鹏运、朱祖谋等也都自认为常州派。所以龙榆生曾评论说:“常州派继浙派而兴,倡导于武进张皋文(惠言)、翰风(琦)兄弟,发扬于荆溪周止庵(济),而极其致于清季临桂王半塘(鹏运)、归安朱疆村(祖谋),流风余沫,今尚未全衰歇。”可见常州词派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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