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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　
　　他们和亲朋好友或是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们在这里直接或间接地演绎着人情冷暖，生死浮沉和悲欢离合。　
　　　
　　手里握着一张凝重又单薄的纸，我不由自主又百无聊赖地走进了这里，麻木又习惯性地向五楼走去。一切都是老样子：幽静暗淡充满药味的楼道，血腥恐怖又真实的宣传画，赤裸刺目又科学的教育栏，忙里偷闲的医务人员，敞开或紧闭的病房。　
　　我貌合神离却有板有眼地走着，走过一个个病房，走过意气风发的撒手人寰，走过无动于衷的屈从等待；走过百折不挠的竭力奋斗，最后无所适从地走向那个熟悉又陌生，欣然又憎恨的516号房。　
　　站在门口，我迟疑了一下，关切地伸头向里望了望，一个上了些年纪的老人紧闭双眼躺在床上，右手腕上挂着针；一个脸色黄得泛绿的青年男子，耷拉着头斜靠在墙上；还有一个躺在床上，被一个值班护士挡住了。　
　　我蹭了蹭生硬的脚，向里观望，正在犹豫着进去是否打扰了人家时，那个青年男子扫了我一眼，甩出一句话来：　
　　“瞄什么瞄？找人吗？进来啊！死不了！”有气无力却字字强劲，语气中明显带着备受岐视的敏锐伤感和满腹哀怨。　
　　“咦？你怎么又来了？”值班护士已转过身来。　
　　“我……我到这附近办点事……过来看看，孙大爷呢？”　
　　“孙大爷……没了。”在这个特定场所看惯了生老病死的护士表情平缓，但掩饰不了遗憾：　
　　“唉，那么乐观开朗的一个老人，说没就没了。”　
　　我怔住了，一口气在胸口堵得慌，呆若木鸡，忘了问孙大爷什么时候没的，护士被一个病人家属叫去换药瓶了。　
　　我飘浮着迟缓的脚步一路喘息下了楼。孙大爷疼痛的哀叫在耳边回荡起来，那声音冲破整栋住院楼，漫向院落，升腾向天空。太阳已经直端端地在头顶上泛着白光了，接着那豪叫声变成了朗朗有力的欢笑声，在整个传染科院子里穿梭回荡。　
　　我一身冷汗，奔出了那个院落的小门，那张融着崭新期待又让人窒息绝望的化验单早已在手里揉乱湿透；医袋里五颜六色的药丸，如万寿节夜晚跳跃着的各路妖魔鬼怪。　
　　我漫不经心地迈着脚步，出了医院，不知不觉地，又走到了那条细窄而杂乱的胡同：两旁立起的八九层楼房，是城市早期开发已跟不上潮流的老式建筑；走过一辆汽车后只能再勉强穿过一辆自行车的小街道。人们在市场经济的号召下都滋生出了生财有道的良方：将楼房底层的墙全部打通拆掉，安装了玻璃或拉闸门，向着马路开起了各种小小的门面，有小百货，五金店，食杂店，以及修补鞋子和自行车的小摊点。　
　　我伫立在胡同边的槐树下，滞滞地，顺着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头望去；那望不见的尽头将我带入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想象。穿过这条一公里的街道，就连着欣欣向荣又伤痕累累的现代都市文明了；而交叉口正对着那个令多少人望洋兴叹又光彩夺目的出入境办证大厅。　
　　这就是城市。　
　　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只需要轻松地抬起头睁开眼望过去；从街道的一端到另一端，只需抬起腿迈着脚走过去；可从一条街道到另一条街道的生活，或者从街道一端到另一端的生活，却是一段看不见摸不着的历程。　
　　生命和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的生活戏剧般地改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这条小街道的一端到另一端，半年前的一个星期一的中午。　
　　　
　　2　
　　　
　　去年重阳节后的星期一，我在领事馆一楼大厅里等程刚，怀里揣着体检合格表和申请材料以及刚拿到的德国签证，没有如获至宝的激动，没有妙趣横生的幻想，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安然。　
　　“拿到了？”　
　　三十分钟后，一脸疲惫的程刚无精打采地出现在我面前。才五天没见，他看上去憔悴了很多，但语言出奇地平静，丝毫没有一丁点即将订婚的兴奋和激动，也没有分别的哀伤和离愁。　
　　“嗯，还没呢，再等一个星期吧。”　
　　我担心他的憔悴和情绪低落是受我出国影响，所以隐瞒了他；默默挽着他的右臂，右手熟练又温存地钻进他的掌心，头轻靠在他肩上朝前走。　
　　九月的阳光已经不如七八月灼热，但照在人身上却显得格外温暖，像落肚的酒精，在体内温润，传到每根神经，血管也随即活泛起来，身上开始有点滋啦滋啦的，接着耳边有些丝丝灼热，脸也开始燥热起来。　
　　阳光下他握着我的手没有一点力气，手心却不时在冒汗。想着我的离开会让他如此伤感颓废，我陷入深深爱恋的幸福感，有些心痛和不舍地仰头看了看他。　
　　可这一眼着实让我整个人惊悚了，他的脸泛着奇异的橙黄色。我立即停下脚步，伸手去摸他的额头，再摸摸自己的，没什么异样；街头每一个人行色匆匆，却生龙活虎；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再专注地盯着别人的脸，虽不是个个面色红润，却也虎虎生动。　
　　五分钟后，当他一路淌着汗水，左手不时地背过去揉着后腰，腿脚发软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好累浑身没力时，我坚持把他拖进了与出入境办证大厅隔着一条街道的传染病医院。　
　　　
　　“急性黄胆肝炎！”　
　　我的担心在医生见到他的第一眼得到了证实。一个三十多岁、态度谦和的男医生，语气中露出与年纪不太符合的成熟老道和历练果敢。　
　　抽完血一小时后再上来时，其它诊断室的门都锁了，只有黄医生还坐在电脑前。　
　　“赶紧安排住院吧。”　
　　“至于吗？”程刚不以为然：三十岁了，除了感冒，他还没生过病呢。　
　　“你看啊，谷草转氨酶2800，谷丙转氨酶1400，都超出正常值几十上百倍了；黄胆78。95，正常是4到23。9；严重超标了，危险啊！”　
　　黄医生一边用笔在检验报告单上比划着，一边耐心地讲解。　
　　程刚强打起精神，扭头小声对我嘀咕道：　
　　“就在门诊治吧，又要不了命。”　
　　“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啊？”医生显得比病人着急，联系了床位；他还详细地告诉我下午怎么办手续，找哪位医生和护士长；又嘱咐中午就坐这别走动；吃点清淡的东西如白粥馒头。　
　　“千万千万别再乱跑动了啊，增加肝脏负担，病毒指标会上升。”　
　　黄医生的脚步声随着矫健的身影在空旷的楼道里渐渐远去。　
　　这是一条幽长的走道，庄重而严肃；走廊的灯关了，显得暗无天日，两排毫无生机的椅子对抗着，生硬地延伸向黯涩的尽头；没有一丝风，连空气也显得过于讷。对于很多人，这更是一条通向漫长的痛心疾首或迅疾的悲欢离合的历程；此刻它正强悍而疑惑地容纳着两个孤独又迷茫的年轻生命。　
　　一切都是未知。　
　　他呆坐在候诊椅上，一声不吭，双眼黯然地望着一处。　
　　“你呀，老老实实呆在这儿，我去买点吃的。”我蹲在他脚前，双手扶着他的手臂，嘻笑着，像个耍赖的小孩：　
　　　“听话啊，别乱跑。”走到门口时，我又转头叮嘱他。　
　　　
　　3　
　　　
　　一踏出那个小院门，我就如一片盘旋的飞絮，头重脚轻，手足无措了。在下午一点钟的太阳底下，像一它软缩的面团，置于一个燃烧着的大炉灶内，着实有些烧心灼肺；毛孔“滋滋滋”陡地就全涨开了，脊背紧缩起来，接着周身开始热燥。　
　　真那么严重吗？以前没见说得这么可怕啊？　
　　现在怎么办呢？　
　　一天还没吃东西呢！　
　　要住院得弄些钱啊！　
　　可我要先做什么呢？　
　　哎呀，我手心怎么老冒汗，心也慌慌的？　
　　我可不能没了方寸啊！我用力拍打着自己淌着汗水的额头。　
　　　“他妈的，不要命了！”横穿马路时，司机伸出头来向亡命天涯的我大声喝斥；慌乱中按错了两次密码后，怀揣着五千块钱往回跑；拎着白粥小馒头和排骨面，顾不得找零钱便心急火燎地直奔医院，却没见程刚的人影。　
　　他一个人去哪儿了？　
　　他还没吃东西呢，又抽了血，可不能再饿着了！　
　　他该不会胡思乱想吧？　
　　思绪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我开始有些心慌意乱，像只不慎落单撞入迷雾的羔羊，心中没有方向，脚步不分轻重，围着整个医院狂乱奔跑，一路叫着他的名字。　
　　最后在篮球场边的水泥凳上找到了一脸麻木没有生气的他，我瘫下两条打颤的腿，筋疲力尽地在他身旁坐下，喘着粗气洋装生气：　
　　“呵，一个人跑这儿潇洒啊！”　
　　他扭头低眼看着我，拢了一下我被风吹得凌乱的头发，突然伸出手臂，一把搂住我。我心头一阵发热，喉咙有些哽咽，有种想扑进他怀里的冲动。　
　　“别故作温存了！”我扬起头，用手抚着他额角的头发。　
　　他伸过来另一只手，将我紧紧环抱住。我鼻头酸涩，很想转过身去搂住他的身体，想亲吻他黄得没有一点血色的脸。　
　　“还当初恋啊？你不饿我可饿了啊！”　
　　我故作轻松，以此来掩饰我的心酸、悲伤和茫然。　
　　　
　　下午一上班我们就来到住院部，过道的担架上还有两个女同胞；紧跟着几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就开始忙活起来，一板一眼地询问记录各种生理心理状况；三五成群的医生和护士几番进进出出询问病情；一位护士推来医药车，白的黄的大的小的药瓶，三下五除二就吊起来给他输液了。　
　　“小问题！年轻人抵抗力强，很快就好了！”　
　　一个六七十岁的大爷精神抖擞地朝我们微笑着说道；这微笑给了从未住过院有些茫然和恐惧的我们很大的安慰和支持。这是一个肝硬化的中学老师，乐观而坚强。因为姓孙，后来我们都叫他孙大爷。他的整张脸和身体露在外面的部分全是乌青的。　
　　　“加8号程刚抽血了啊！”　
　　“中午不是抽了吗？”一看到那四只瓶子我就忍不住恐惧和心痛，强调是中午而不是上午。　
　　“现在抽血要送去做DNA检验。”　
　　　“今天抽过几管了，少抽点吧？”　我怯懦的声音近乎哀求。　
　　护士来回扎了几针都抽不出血来，催我帮忙；当三只手用力挤压着他的手臂，“咕咕咕”断断续续的流淌声从浅浅的泛着淡青色的血管传出来，暗红色的血液顺着导血管缓缓流淌。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无情的刽子手，与他人狼狈为奸，却将锋利的刀尖刺向自己心爱的男人。　
　　“没事的，正常人每次可以抽300CC呢。”临床的大爷微笑着宽慰我。　
　　我呆坐在床边，看看药瓶，看看输液管里有没有气泡。他奄奄一息，紧闭双眼，脸色枯黄，像深秋飘落的树叶；我轻抚着他的头发，希望他能安静地睡着，就什么感觉和痛楚都没有了。　
　　“又加人？医院都成戏院了！”　
　　六点多钟，一个年轻的孕妇拎着保温瓶进来。她拿着筷子去洗手间，走到我脚边时埋怨着。　
　　我默默地将脚从只剩五六十公分宽的过道缩回。本来只住三个人的病房，硬是塞进来一张床一个桌，确实有些碍手碍脚。　
　　病房里一片沉静，有些灰黯。　
　　“窄就窄点吧，不是万不得已，谁愿意到这儿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