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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有了利用太阳能、风能的方法，可如果这些能源的使用成本无法降低到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水平，无论他们是多么清洁的能源，都不能取代煤炭、石油、天然气的地位，直至这些廉价的能源被耗光。

资本运作掌控着我们的世界，而追求利润指挥着资本运作。科学家的奔走疾呼打动不了资本家的心，资本也永远不会出于良知道德而改变它的方向。吉尔德定律就是给科学家的一句警语，告诉他们仅靠呼吁对经济大潮起不到任何作用，如果想使它朝着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前进，就只能依靠实际行动——开发出比现有能源成本更低廉的能源。假如有朝一日，科学家能够制造出无论在晴天、阴天还是雨天都能给予汽车无限前进动力的太阳能电池，而且这种电池可以批量生产，成本还不是很高，相信汽车厂商就会给它的每一辆汽车装上这种太阳能电池。不用科学家奔走疾呼，不用解释这种电池的运作原理，只要拿出结果，资本家就会蜂拥而至。

当今世界几乎任何资源的利用都是遵循吉尔德定律的。在发达国家人力成本和服务成本上升以后，资本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从成本低的地方获取人力资源与服务资源。于是，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印度成了计算机售后服务的总部。如果一个美国人想买一台美国戴尔的电脑，他的电脑很可能在中国组装，然后运到美国送入他的家中；而当他打电话询问售后服务事宜时，拨的是个美国号码，实际电话信号却越过大洋，在印度某地有人接起电话为他服务。为何要费事周转？因为资源成本低。

低成本原则决定着资本运作的成功与失败，掌控着地球的繁荣和衰败。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吉尔德定律：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是，最充分地使用廉价易得的资源，最少地使用昂贵难得的资源，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价值。也可以这样表述吉尔德定律：我们的资讯速度能有多快，我们的污染能否减轻，在于光缆成本下降有多快，清洁能源成本是否能低于石油成本。

68。快鱼法则：学会快，学会吃

美国思科公司的总裁约翰·钱伯斯不但是个卓越的领导者，还是位善于总结的聪明人。有一次他在谈到新经济的规律时说，现在已经“不是大鱼吃小鱼，而是快鱼吃慢鱼”的时代。当今的市场，再也不是那些巨无霸的天下，而是灵巧迅捷的“凶猛动物”的天堂。所以，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经常能够看到企业用尽全身解数抢占市场、扩大销量。

如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市场风云瞬息万变，市场信息的传播速度大大加快。谁能抢先一步获得信息、抢先一步作出反应，谁就能捷足先登、独占商机。而要想在这样的市场中获得生存权利，当然要学会两点，一是快；二是吃。

在这“快者为王”的时代，速度已成为企业的基本生存法则。企业必须突出一个“快”字，追求以快制慢，迅速应对市场变化。市场反应速度决定着企业的命运，只有能够迅速应对市场，才能成为市场逐鹿的佼佼者。Modell体育用品公司的CEO默德在一次圆桌会议上重复了钱伯斯的这句话，他对与会的CEO们说：想要在以变制胜的竞赛中脱颖而出，速度是关键。正如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们一样，当他们开始迎着太阳奔跑的时候，狮子知道如果跑不过羚羊，自己就要饿死；而羚羊也知道，如果自己跑不过狮子，就必然会被吃掉。

可见，“快鱼吃慢鱼”即“抢先战略”，是赢得市场竞争胜利的首要条件。实践早已证明，在其他因素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谁先抢占商机，谁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抢先的速度已成为竞争取胜的关键。闪电般的行动必然会战胜动作迟缓的对手，使“慢鱼”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败下阵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正是得益于日本企业捕捉商机的能力，在加拿大将枫叶旗定为国旗的决议通过的第三天，日本厂商赶制的枫叶小国旗及带有枫叶标志的玩具就出现在加拿大市场，结果销售火爆。作为“近水楼台”的加拿大厂商则错失良机，只能望“旗”兴叹。

20世纪90年代初，北京前门外一家商店的经理发现，有许多顾客到店里来打听有无某种新出现的商品，于是马上决定亲自到广州进货。可到了广州后他发现，已经有多家北京商店的采购人员前来进这种货。

这位经理当机立断，马上采购，即刻用飞机抢运回京。产品上市后，供不应求，这家店狠赚了一笔。当这家商店的产品销售已经进入尾声时，其他商家的货才通过铁路姗姗来迟，由于供货量增加且很多顾客都已经买到了产品，大家的销售都平平无奇。这便是“快鱼吃慢鱼”的最好诠释，领先一步，海阔天空；落后一步，寸步难行。

要想在市场中不断扩大自己的优势，不止要快，还要会“吃”。在市场上，人们往往将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比喻为“吃鱼”。过去是“大鱼吃小鱼”，现在是“快鱼吃慢鱼”。中国家电行业的佼佼者，青岛海尔集团就是个会吃的快鱼。

青岛海尔集团的老总张瑞敏认为，在目前的中国，很多企业表面上死了，但是肌体还没有坏，他们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不善，因而停滞不前，处于休克状态。当海尔吃进这些“鱼”后，通过自己先进的管理体系对其进行改造，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活机体的一部分。

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快鱼”海尔，迄今已经进行了近20起兼并案，被收购的这些企业的亏损总额超过5亿元人民币，但是重组之后盘活的资本总额超过了15亿元人民币，可以说是“吃”得其所，“吃”得其法！

“快”与“吃”已成为当今市场竞争的主体，谁快谁就有吃的权利，慢就只能等着被吃；会吃的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快，不会吃的可能使自己越来越慢。因而，“快”和“吃”已经是企业获得收益、成为经济胜利者的两大主体因素。

69。吸纳效应：要么吸收要么被吸收

“吸纳效应”，又称“磁场效应”，说的是一个地区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得到加速发展，一旦它步入经济高速增长的快车道，就会产生很大的“磁性”，不断地将其他地区甚至国外市场的资本、技术、信息、人才和物质资源不断地吸纳到本地区来，使本地区拥有丰裕的资本、技术、信息、人才等经济资源，从而突破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短缺、技术落后、人才不足、信息不畅等瓶颈，为自己积累有利因素，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即使原先赖以发展的优势已经丧失，它仍然可以向前发展。

实践表明，吸纳效应的确存在，譬如世界上的绝大部分资本都流动于发达国家，一部分则在发达国家和已经表现出起飞态势的发展中国家间游走；高级人才想尽办法从落后国家、贫穷地区进入发达国家、先进地区；最先进的技术总是出现在发达国家、发达地区。这些现象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因而非常容易理解。可它们为什么会形成吸纳效应呢？

形成吸纳效应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很多优势，比如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和通讯、集中且规模庞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市场机制、良好的形象，等等。资本肯定喜欢大的消费市场，因为那里东西容易卖，所以有资本可用的人喜欢把目光放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则考虑较少。一项高科技的发明专利在北京肯定要比在新疆容易卖出去，且能很快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技术也总是流向比较发达的地区。人才则更不用讲，大多数人都愿意生活在交通方便、娱乐设施众多的大城市。当这些生产要素都流向发达地区以后，就会为其积累起更大的优势，推动其高速发展，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此外，在经济得到发展以后，这些地区的发言权也会明显增强。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国际事务中享有较大的发言权和支配能力，形成了多极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的三大极。从国内来看，经济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往往最有发言权。这又自然而然地增强了发达地区对世界或全国的影响力，并通过这种影响力使世界或全国的经济形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最后，发达地区由于企业的成长而产生了内在经济，由于同一空间点聚集的企业数量增多而产生了外在经济。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无疑会增加发达地区对非发达地区生产要素的吸引力，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中。

吸纳效应就这样产生并一步一步得到强化。若任由吸纳效应自由发展，它就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会不断增强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又吸走了外围地区大量的资本、劳动力、专业技术人才以及赖以发展的宝贵资源等，给经济落后地区造成不良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会造成两极分化。

吸纳效应提醒我们，若想让落后地区奋起直追，形成新的发展，就不能只依靠这些地区自身的努力，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予以扶持。譬如目前北京一些大型企业向天津、唐山的转移，国家政策向西部地区的倾斜、对“西部大开发”的大力宣传等。就是为了给“环渤海”地区及落后的西部省份积累基础条件，通过这些体制的、人为的方式使他们摆脱被吸纳的命运，并有机会使自身经济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到那时，它们便会形成新的吸纳效应，从而可以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为自己积累有利因素，自行创造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70。涟漪效应：不断扩散的经济波纹

“涟漪效应”本是由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杰考白·库宁提出的心理学观点，指一群人看到有人破坏规则，而未见对这种不良行为进行及时处理，就会模仿破坏规则的行为。如果破坏规则的人是人群中的领导者，那么波及人群的效应就更加严重。所以，“涟漪效应”又被称作“模仿效应”。但在涟漪效应被引入经济学后，其意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技术、信息、经验和新观念等在经济区域之间扩散传播的过程中能量不断消耗、速度逐渐降低、影响逐渐减小，像池塘中扩散的涟漪一样的现象，所以又被称作“衰减效应”。

涟漪效应是个看似与吸纳效应相矛盾的理论，吸纳效应说经济发达地区会不断吸收其他地方的各种要素，积累自己的发展优势，而涟漪效应则说发达地区的发展会像涟漪一样传播开来，带动其周边地区跟着快速发展起来。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从实践来看，涟漪效应和吸纳效应确实同时存在。以北京为例，每年有几百万大学毕业生和几百万农民工涌进北京，资本、技术则更不用说，看看北京遍地的高楼、看看一天天增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就知道资金、技术一直没有间断对北京的青睐。这些现象都说明北京的确具有极强的吸纳能力。但涟漪效应也在北京周边体现得非常明显。首先，北京标志性的环形高速公路已经扩展到了第六条，北京的地铁已经铺到了各郊区县。以前的农田变成了高楼，靠天吃饭的农民转眼成了“地主”。北京庞大的消费群体不但拉动了各郊区县的旅游业、餐饮业，他们的住房需求甚至将这些地区的房地产业拉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