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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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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摆龙门阵,谈笑间似乎忘记了忧愁,他们就是这样互相安慰和鼓励着对方。 
  有一次,陈叔叔说:“聂帅啊,我感谢你。” 
  父亲说:“感谢我啥子?” 
  陈叔叔说:“你老兄没有落井下石啊!” 
  父亲沉默了。原来,前段时间有些人揭发批判过陈毅,包括不少过去和他交往甚深的同事、战友、部下,而我的父亲,没有说过一句不利于陈毅的话。 
  1972年1月初,晚景凄凉的陈毅叔叔到了弥留之际,父亲来到他在日坛医院的病床前看望。陈毅叔叔去世的消息传来后,父亲异常悲痛,立即赶到日坛医院,向老战友的遗体告别。随后,他又参加了在解放军总医院太平间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也就是说,父亲两次向陈毅的遗体告别。 
  陈毅叔叔去世不久,父亲又和母亲商量,把张茜阿姨接到家里来,请她吃饭,陪她聊天,安慰她,让忧伤中的张茜阿姨感受到了浓浓的暖意。许多年之后,陈家的孩子还记得这事。 
  还有一件感人的事。1992年6月,父亲逝世不久,他的老部下、老战友肖克叔叔亲笔写下一篇深情的怀念父亲的文章。肖克写道——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你也和我们一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冲击。那时候大街上的大标语是“万炮齐轰聂荣臻!”我们都很担心你的处境。就在这时候,我被造反派抓走了。 
  我记得很清楚,是1967年7月30日的上午,我被他们弄到了农业大学的一间房子里,说是要开万人大会批判我。 
  我去了哪里,家里人不知道。先佛同志(注:肖克爱人)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聂司令。 
  她到了你的家,写了一封求援的信,请你转交给周恩来总理。你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但你还是很快地把信转交给了周总理。 
  我在“群众专政”中,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知道后来他们对我放松了管制,十天后我就回家了。 
  每当提到这件事,先佛同志总要说:多亏了聂司令! 
  1972年,我从江西的“五七干校”回到北京,给你那里打了个电话,说想去看望你,你叫我马上就去! 
  我很快到了你的家里。你问我江西的情况,你问我的处境,你还问我的家人……我们不能不谈到文化大革命。你对江青等人的行径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你说:“什么文攻武卫,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还搞这一套,这不是号召全面内战嘛!” 
  我们当时说啊说,好像要说的话总也说不完。出门时你还叮嘱我,到外面还是少说为佳…… 
  1975年深秋、入冬时节,好长时间没有心情钓鱼的父亲,突然又迷上了钓鱼。下午,或者是傍晚,他只带上警卫参谋,一声不响地出家门,步行穿过景山公园,再穿过马路,来到北海公园,到北海公园北端靠近305医院的那个小门附近钓鱼。那时候,北海公园的这一部分还没有对公众开放,父亲钓鱼的地方非常安静,很少有人走动。 
  父亲这时已经是76岁的老人了,在他不犯心脏病的时候,他的身体看上去还算好,他的步伐还算整齐,他的精神还算矍铄。只是他有些驼背了,动作迟缓了一些。 
  每天,父亲到了那里,警卫参谋帮他下好鱼竿,他挥挥手,意思是不要打扰他。他默默地钓鱼,好半天一言不发。有时抬眼望一下公园通往305医院的那个小门,仿佛在期待什么。 
  时间久了,陪同他的人渐渐看出来了,父亲的心思根本不在钓鱼上。他的心思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便是周恩来伯伯。 
  父亲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见到周伯伯了。不断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复手术的消息传来。每当听到这样的消息,父亲就轻轻地叹口气,脸上显露出焦虑的神色。他很注意从报纸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踪,看到周伯伯出来接见外宾,或者是参加会议,他就会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时间没周伯伯的动静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对周伯伯的了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亲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影响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牵挂他,想替他分忧,但又无可奈何。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1967年7月6日那天,父亲曾草拟了一封给陈伯达的信,信中说—— 
  文化大革命以来,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是我们老一辈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最近感到总理的体质有明显的下降,我很担心,也听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现在是否有可能适当减轻些总理的担子。如把一些经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帮助总理直接处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决时,再请示总理或提请中央碰头会讨论。这样,不知是否能使总理减轻些工作,适当增加些休息时间,不致使身体垮下去。总理为党为人民辛勤工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来对自己非常克制。这个问题,他本人是不会提出的。我这样考虑提出,不知是否合适,请你斟酌。   
  危难之际情更浓(4)   
  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难看出父亲对周伯伯的深切的挂念。但是,那个年代,他只能把这封信交给陈伯达,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而在当时,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门。但是,谁也没想到,陈伯达看到信后,反诬父亲想夺总理的权。这让父亲气愤不已。 
  1975年过去了,1976年来临了。1976年1月初,父亲因心脏病复发住进了301医院,7日上午,周均伦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汪东兴声音沉重地说:“总理病危,请转告聂帅,来305见一下吧。” 
  周均伦先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母亲听说总理快不行了,当即就哭了,她说:“我也要去看总理。” 
  母亲和周秘书赶到301医院,父亲正在卫生间里,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马桶上的他眼泪立刻就下来了。周均伦扶起他来,帮他披上大衣,又帮他戴上棉帽,然后搀扶着他往门外走。 
  他们急急忙忙乘车去医院。事隔30年后,周均伦仍然记得这个过程中的每个细节。他回忆说:“在车里,老帅两口子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哭,无声地哭,眼泪哗哗地流,气氛特别压抑。” 
  到了医院,值班人员只允许父亲一个人进去,不让母亲进,说是规定。母亲执意要进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亲抹着眼泪说:“不行,我认识总理几十年了,现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们给邓大姐打电话,如果邓大姐讲,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别人不让我去,那不行!” 
  后来里面同意母亲进去。母亲这才随父亲进入,周均伦他们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 
  过了十几分钟,母亲搀着父亲出来了,他们边走边哭,居然哭出了声,都是泪流满面,简直哭成了泪人一般,走路摇晃,神情恍惚。在场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着抹眼泪。 
  周均伦说,他跟父亲30多年,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流泪。 
  一天后,周恩来伯伯去世了。收音机里传出这个惊天消息时,我正在单位,我的脑袋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重地击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里,我看到父亲和母亲痛苦不堪的样子,心如刀绞,想安慰他们又不知说什么好,只能陪着流泪。 
  说起来,我们家和周伯伯、邓妈妈的关系实在是非同一般,从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起,父亲就在周伯伯的领导下工作,后来回国参加大革命,在黄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义和起义成功后南下的路上,父亲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们两家更是亲若一家。再后来到了中央苏区,到了长征路上,到了陕北,他们仍然一直战斗在一起。乃至建国后,在领导“两弹一星”的漫长岁月里,父亲一直担当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亲总结说,他这一生,就是总理的助手。 
  周恩来是父亲一生中最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和他结下了战斗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谊,我的母亲和邓妈妈也像亲姐妹一样,无话不谈。至于我,可以说,他们待我就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每次见到周伯伯和邓妈妈,我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仿佛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 
  不说别的,就说一件事——如果没有周伯伯的真心牵挂和周密安排,我回到父母身边的时间肯定还得推迟。 
  周伯伯叫我的父亲“荣臻”,连“同志”都省掉了,邓妈妈早年也叫他“荣臻”,后来改叫他“老聂”,父亲则叫她“小超”,当年在上海就这么叫,一辈子都没变。 
  周伯伯的去世,对我的父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连日沉浸在哀伤中,父亲喃喃地对我和母亲说:“他是累死的,他操的心最多。没有他的保护,我们这些老家伙会更糟糕。”接着,他忧心忡忡地说:“可是他一去,谁和‘四人帮’斗?……” 
  周伯伯的遗体从305医院移到北京医院太平间整容时,我代表父母到现场去看了一下,看到周伯伯瘦成一把骨头,躺在冰凉的台子上,想到这个被我称为“干爸爸”的人曾经是那么英俊潇洒,那么的可亲可敬,而今却撒手去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我难过得心如刀绞。 
  在告别时,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见到邓妈妈后,我更是克制不住自己,放声恸哭,邓妈妈拉着我的手说:“丽丽,要坚强。你周伯伯很坚强。”我想,是啊,周伯伯跟敌人斗争,跟疾病斗,跟坏人斗,跟修正主义斗,从来都很坚强。我要学习周伯伯。 
  回到家,我仍然是悲伤不已,坐在沙发上哭了一下午。后来我想起邓妈妈的话,脑子突然清醒了。以后,我记住了邓妈妈的话,我要坚强。     
  山高水长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于无声处听惊雷(1)   
  父亲从邯郸回京后,虽然名义上还是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实际上他一直赋闲在家,基本上算是靠边站了。 
  他期待着国家出现重大的转机。虽然自己一点点老去,但他觉得自己还能够为国家出力。 
  周总理去世不久,王震到301医院探望父亲,说到“四人帮”,王震激愤地表示:对江青一伙诬陷周恩来等的倒行逆施思想不通,就是一死,也要同他们拼了! 
  父亲冷静地提醒王震说:“这一场决战不可避免,但你不要打单炮,要注意斗争策略。” 
  1976年9月9日,一代伟人毛泽东远行了。当时,父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心脏病频频发作,整天卧床休息。当秘书把这一惊天噩耗告诉他时,他凄然泪下,过了好一会,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他们要搞分裂,怎么办呢?” 
  大伙心里都明白,“他们”指的是“四人帮”。 
  自从总理逝世,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之后,父亲就忧心忡忡。尤其是听说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时,他更是感到忧虑。他担心“四人帮”跳出来,真刀真枪地动手。如果让他们得逞,中国的局面将无法收拾。 
  父亲对江青一直没有好感。据说,当年毛泽东在延安和江青结婚,父亲就有不同意见,因为他听到不少有关江青的议论。 
  他对江青的反感,主要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她煽动打倒一切,上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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