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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聂荣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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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父亲多次召集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领导开会，做了大量协调工作。比如，关于卫星研制方面的矛盾，中国科学院过去与七机部和国防科委协调不好，想自成体系自己搞。对此，父亲说：“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两套卫星研制机构呢？我们的卫星事业是国家的，不是哪个部门的，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经过讨论协商，大家同意本着大力协同精神，组成卫星协调规划组，统一规划卫星研制任务。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负责，星体与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国防科委负责发射。这种安排一直延续到现在。
基本任务明确后，父亲还提出，卫星的发射除着眼当前任务外，还要注意长远的发展规划，并注意基础理论研究的安排。总之，要通盘考虑，合理分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长期定点协作。
那时，国家科委由方毅领导，国防科委由张爱萍主持。父亲根据他过去集中统一、全国一盘棋的经验，表示希望国家科委把国家的科学研究真正抓起来，成为国务院在科技战线上的总参谋部。
父亲对方毅说：“我过去主持国家科委工作时，不就是这样统起来的嘛。不能各自为政，事无巨细都要中央裁定。”
方毅有畏难情绪，说：“你是老帅，他们都是你的部下，你说什么，他们不敢不听。我说的就不行了。”
父亲鼓励方毅，大胆工作。万事开头难，慢慢就会好的。
父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两年，协调了两年。最初科技界的混乱状况，渐渐得到改善，国家的科研工作，迎来了新的转机。
可以说，这两年，为新时期的国家科研，打下了一个还算良好的基础。
从此以后，中国的科技工作，又走上了快车道。
两年后，父亲根据中央党政要分开的指示，认为协调工作应由国务院进行为妥，就给中央打报告，建议取消中央科学协调委员会。不久，中央批准了他的报告。以后又成立了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工作。
1982年1月2日下发的《关于成立国务院科学技术领导小组的通知》中，引人注目地转达了邓小平很长的一段讲话——
聂荣臻同志担任科委主任的时候，曾进行了大量工作，把科学院、高等院校、产业部门、国防科委和地方的科技力量，即所谓五个方面军组织起来，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分工协作，全国一盘棋。交给哪个单位什么任务，都感到光荣，很高兴地接受。互相照顾，全力支援，很少有扯皮、踢皮球之类的事。聂总那个科学小组既管任务又管人；既管军，又管民。把管任务和管人结合在一起。对用非所学、安排不当的，没有任务的科技人员，小组有权调整。急需人才的地方就调人去加强。所以，在科技攻关，特别是两弹的研制，效率很高，取得显著成果。
重新“挂帅”（3）
在下达的通知中，转达这样一大段邓小平的谈话，的确意味深长。
党的十二大闭幕不久，1982年秋末冬初，《红旗》杂志总编熊复来联系，希望采访父亲。已经交出“帅印”的父亲表示，欢迎熊复同志来家做客。采访中，父亲说，现在科技战线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根据历史的经验，父亲认为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一要自力更生；二要制定恰当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三要组织好队伍；四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父亲似乎格外看重集中统一领导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的话说，要落实发展规划，要进行科技攻关，“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权威机构，搞不动。”父亲把他的经验归结为一句话：“只有我们克服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加强集中统一的领导，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合理分工，互相支援，实行全国性的大协作，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能开创我国科技工作的新局面，出现科技工作的新的黄金时代！”
周培源、严济慈、钱三强很赞成统一协调的领导措施。他们联名给父亲写信，回忆了新中国科技走过的道路，最后总结说：“实践证明，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分工合作，各有侧重，协调一致，就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解决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
1999年，著名半导体材料研究专家林兰英在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讲到科技统帅的组织作用，她说：“这是十分关键的。单靠科研，没有统帅，事情也办不成。”她又说：“我们不一定各方面都要达到与美国一样的水平，但只要能将各家迫切需要的组织起来，一定能达到并超过美国。”她还说：“搞科研跟打仗是一样的，打仗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个强有力的统帅。我现在遇到科研困难的时候，总是使我不断回忆聂帅当初对我们的领导，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帮助！”
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
在新的历史时期，军队建设要走精兵强国之路，这是中央军委的决定，父亲也是这一方针的倡导人之一。1980年3月，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同意把军委直属的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队下放给野战军。他认为平时做好野战部队的合成训练，战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稍后，他进一步强调：现在是军兵种联合作战，那就要有合成作战的思想。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的有些部队要编到步兵军或师里去，平时编在一起，练在一起，战时才能统一指挥，否则不会指挥，也不会使用。
武器装备要逐步现代化，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是军队面临的又一个重大课题。父亲过去长期主管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给予了更大的关注。
1977年2月，他在军委常委会议上说：搞卫星、导弹等尖端项目，仍要贯彻集中统一、大协作的精神。在试验某个型号时，对下一代的型号就要着手研究。新型号不能等老型号定型后再搞，因为研制一种武器特别是尖端武器的周期是很长的。
1980年7月，全军装备规划座谈会前夕，父亲给分管装备的副总长刘华清写信，谈了他的思路。信中说——
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央的方针。何谓中国式的道路？你们还可仔细研究。我粗浅考虑，就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地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从而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是一大二穷，技术比较落后。这就决定我们，既不可能像某些不发达而有钱的国家，买成个现代化，又不可能像某些技术先进国家，大搞他们的武器竞赛。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准备好有足够的力量，以应付强敌的侵略，又要节省开支拿出足够的钱来，迅速提高改善我们的装备水平。既要管今天，又要照顾到明天，当然明天的任务是更重些。我常说，我们今天的装备问题，严格讲，有许多并不是什么现代化的问题，还是解决有无的问题。当前，必须抓紧时机，力争尽快按编制齐装配套，备份有余。一旦有事要能打仗……明天的装备问题就是抓科研，全军要尽最大的力量来抓。
显然，父亲最关心的，仍然是装备的科研问题。后来刘华清在他的回忆录里说，父亲那时就向他强调过：“今天的科研，就是明天的装备。”这句话应该说是至理名言。
改革开放之后，有人认为，只要国家有了钱，我们可以走捷径，就可以花钱买装备，买技术，买一个军队现代化来，不必要花那么大力气，那么多时间自己研制。父亲坚决反对这种态度，他和张爱萍、刘华清、洪学智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有——
中国这么大，武器装备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产，靠外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受制于人。
武器装备依靠进口搞现代化是妄想。我们不能靠进口买个国防现代化……当然不排除引进个别关键技术，至于整套引进，那是做梦。 我们没有那么多外汇，外国人也不会把先进技术全部卖给我们。
买外国的，一定要注意买专利。引进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仿制研究，今后自力更生设计制造中国自己的武器装备。
有些人总想搞进口，是思想上的懒汉，不考虑后果怎么样！过去“两弹”靠自力更生还不是都搞出来了。中国人并不蠢。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只要坚持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先进的武器装备是一定能搞出来的。
飞机用的雷达、电子装备、火控系统，这些配套设备很重要，否则你的飞机就起不了作用。这些设备也很复杂，在国外往往是几个国家协作搞，我们国内更要组织大协作，才能搞好。
军事工业中文明生产很重要，外国人一参观我们的工厂或科研单位，首先提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
怎样尽快地使我军的武器装备现代化，是父亲后半生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在经历了“文革”的停滞之后，我军的装备研制终于迎来了又一个收获的季节。
新的攀登（1）
科学研究，其实就像登山一样，是个不断攀登的过程。这是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来，我们一直把不断攀登科技领域的高峰，当作科技事业前进的动力和目标。
导弹、原子弹、卫星、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学的高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加快了前进步伐，国防科技领域更是一马当先。中央确定的任务是：继两弹一星之后，我国要在洲际运载火箭、潜射导弹和同步卫星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在当时，这三项任务称之为“三抓”。
这时的父亲，已经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亲临重大试验的第一线了。他原先承担的一部分重任，已经放到了张爱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后期，张爱萍就被邓小平、叶剑英和父亲等人推上第一线领导国防科技工作。多年以来，张爱萍一直在父亲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对他很信任，对他的工作也很满意。但是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邓小平再度受冲击，张爱萍也受到“四人帮”一伙的猛烈批判，处境艰难。张爱萍住进医院，父亲牵挂他，亲自到医院看望，说：“爱萍，你务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疗，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说，我是你的后台。他们说得一点不假，我就是你的后台，我也乐意做你的后台！”
父亲的话，令病中的张爱萍深受感动，这句话他一直记着，父亲逝世后，他在一首悼念诗中，曾写道“翻案后台我愿当”，就是说的这件事。
“三抓”任务，是由张爱萍在第一线亲自指挥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际运载火箭发射试验。
早在1965年3月，中央专委就决定我国要研制洲际运载火箭。如果有了这种火箭，中国的“拳头”就可以伸得更长，国防更有保障了。由于“文革”的影响，研制工作被迫一再推迟。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总理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洲际运载火箭的研制计划。
为了完成洲际运载火箭的全程飞行试验，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动的跟踪测量船队。1974年，我在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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