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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从这里起飞，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这里升空，中国的每一艘飞船又从这里翱翔九天。这里，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伟大精神的象征；这里创造的每一个奇迹，都是新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写照！　
　　您的百年诞辰，恰逢共和国五十华诞。我们无限崇敬您，因为您一生为国为民，功勋卓著却从不居功自傲；我们永远怀念您，因为您留给后人的，实在太多太多。您是幸福的，因为您的一生是为理想奋斗的一生；您又是辛苦的，因为您的一生经历了那么多的艰辛。　
　　您走了，留下了对祖国的美好祝愿，留下了对后人的殷切期望……爸爸，我眼前又浮现了您欣慰的笑容。在您的凝望中，这里将不断创造中国的“第一”！〖=B51〗　
　　风吹来，发出沙沙的响声。我仿佛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我都听到了，我都看到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不断攀登新的高峰，我好高兴啊……”　
　　泪水，霎时蒙住了我的双眼。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1）　　　
　　1958年，在一次军委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不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那句话，彭老总说：毛主席说“聂荣臻同志是个厚道人”。我再加一条，用我们湖南话说：荣臻同志是个“驴驹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总所说的“驴驹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驴。毛驴吃得少，干得多，走得远，能负重，和后来人们常说的“老黄牛”很相近。彭老总的意思是，毛主席给了父亲这么高的评价，父亲可以满足了。　
　　据杨成武将军回忆，1967年7月下旬，毛泽东当时在南方巡视，他向毛泽东请示出席“八一”建军节四十周年招待会的人员名单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几位元帅都要出席招待会，并对几位元帅作了评价，谈到我的父亲时，毛泽东又说道：“聂荣臻是个厚道人。”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这样评价我的父亲。　
　　对十大元帅，毛泽东基本上都有过评价。比如他评价彭德怀：“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他评价叶剑英：“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等等。　
　　毛泽东对我父亲的这个评价，很多了解、熟悉父亲的人，都认为是很中肯的。在他们眼里，父亲对党无限忠诚，大局观、组织纪律观念很强，作风正派，为人忠厚，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温良谦恭让，遇事敢于承担责任，顾全大局，不争功，不诿过。尤其他从来都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不搞阴谋，更不背后整人。　
　　范济生、刘长明、甘子玉、周均伦、陈克勤这些老秘书，跟随父亲许多年，他们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父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更不随便说人家的坏话。对人对事，他都是宽厚的，有仁义心肠。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光明正大者与搞阴谋诡计者的斗争，可以说从来没有停止过。远的不说，近的也不说，只说“文革”——林彪一伙，江青一伙，康生、陈伯达之流，便是搞阴谋诡计的代表。他们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后整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极度的阴险、自私和狠毒。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针见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评价我的父亲是厚道人，不会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他一定是通过很多的细节观察出来的。在他主政的漫长岁月里，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争宠、争功、告状、揭发，明哲保身，压别人抬自己。他一定发现了，那个叫聂荣臻的人总是很谦逊，总是很含蓄，总是不去说别人的坏话，总是少说多干，能忍则忍，谨慎为佳。　
　　因此，毛泽东发出那样的评价，也就自然而然了。　
　　父亲是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遇到事情，别人不敢站出来，父亲敢于站出来，功劳是别人的，责任是自己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36年东征回到陕北后，在大相寺会议上坦然认错。　
　　1944年，晋察冀开高干会议，进行整风。会上，有人给父亲提了不少意见，这里面有很多是过头话，是不实之词，甚至有些是人身攻击。这给在延安参加整风的父亲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父亲的情绪一度低落。抗战结束，他回到晋察冀，那些说过他坏话的人，诚惶诚恐，生怕挨整。可是父亲一律不计较，该使用就使用，没听说哪个人受到打击排挤。肖克回忆说：“他对那些同志，始终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里有这样一句看来很平常却又极难得的评价：聂荣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亲代理总参谋长时，有一天，毛泽东把他叫了去，一见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泽东认为一封比较重要的电报，没经他看，总参就以军委名义批发了。毛泽东严厉地说：“以后不能越权，凡是以军委名义发的电报，一律先送给我看以后再发。”　
　　父亲当时就知道，毛主席批错人了，但他却没有吭声。　
　　后来，工作人员在翻查前一阶段的电报时，发现毛泽东批评的那封电报是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以军委名义下发的，而不是父亲批发的。也就是说，父亲替张经武挨了批。有人怪父亲，为什么不和毛主席讲清楚，背了黑锅。父亲说，讲什么呀？以后都注意点，不再出现这种事就是了。　
　　张经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后，大为感动，说：“聂总这个人，真好。”　
　　范济生秘书还记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几位老总在中南海居仁堂开会，开着开着，彭德怀、陈毅突然拍了桌子，大发雷霆，批评总参的某些问题。事实证明，那不能算是总参的问题，都怪到总参头上，是不对的。总参的那二十几个人，当时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头晕眼花，换了别人，受到这样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来了。可是，我的父亲却一声不吭。会场外的雷英夫、安东、范济生、刘长明等人急得不行。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2）　　　
　　散会了，雷英夫、安东、范济生等人围着父亲，怪他为何不声辩一下。父亲说，彭总、陈总都在气头上，没必要顶牛嘛。再说，我们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听听人家的不同意见，有好处嘛。个人受点批评误解，算不了什么。　
　　父亲常说，遇到事情，要敢于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不能上下推诿。　
　　父亲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总参办公室主任的安东生前曾说过：“聂总是厚道人，老实人，受人误解，甚至代人受过，自己也不去辩白。”　
　　1967年初，“大闹怀仁堂”时，父亲对林彪、江青一伙不分青红皂白，打击迫害干部子弟，表示十分愤慨，他说：“你们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却指责叶剑英，说叶曾经讲过，中央文革对高干子弟“不教而诛”。叶剑英感到奇怪，闲聊中说，他不记得自己讲过这句话。父亲对他说：“这句话是我说的，怎么扣到你的头上啦？”　
　　父亲后来专门给毛泽东、林彪写了一封信，澄清这句话是他说的，与叶剑英没有关系。这让叶帅很受感动。“二月逆流”的参与者被林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后，父亲因心脏病住进医院，叶帅给我母亲打电话，让他转告父亲，说：“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父亲与叶帅的关系一直很好，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灵犀，这也是粉碎“四人帮”前后，国家命运最紧要的关口，他们能够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则，父亲怎么敢让杨成武传话？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一些“文革”期间曾经整过父亲的人，父亲后来也没有为难他们。他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当时情况复杂，黑白颠倒，做错点事，有时难免。　
　　了解一个人需要漫长的过程，就像品一壶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亲大概就是个经得起品评的人。　
　　父亲绝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讲原则的，大是大非面前从不含糊。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他总是认真研究思考，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当年搞“两弹”，中央上层要下马的呼声很高，父亲认为坚决不能下马，所以他宁可得罪人，也顶着继续攻关，最终坚持下来了。　
　　他尤其注意组织原则，在中央对某一问题有了决定，或有了统一的看法时，他就绝不再讲个人的不同意见，也不对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坚决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保障。　
　　父亲的厚道还表现在，他总想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给予别人。老一辈的一些科学家们一直忘不掉，当初筹备五院时，哈军工的专家教授们最早来北京报到，当时五院还没有个正式办公处所，专家们住在哪里呢？父亲一时犯愁了，给专家们租旅馆住，他们坚决不干，大家都以艰苦奋斗为荣，怎么能随便花钱住旅馆？临时找点简陋房子安排他们住下了，父亲深感过意不去，于是他决定把自己的住处腾出来给专家们住。记得那时母亲和我都支持父亲这样做。我们准备临时去三座门招待所暂住。虽然后来专家们坚决不同意这样安排，让房的事没有成，但是，经历过这件事的人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父亲的厚道还体现在严于律己。20世纪60年代初，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叶群当了他的办公室主任，中央军委和总部领导人的办公室，也陆续安排了首长夫人担任办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来到我家，对父亲说：“现在首长夫人都回来担任首长办公室主任了，可是你这里的主任还是范济生，范济生已经到国防科委任办公室主任、副秘书长，你的办公室就让瑞华同志回来当主任吧！”　
　　肖向荣还说：“只要瑞华同志同意回来当办公室主任，一切手续都由我来办。”　
　　秘书们心里也很赞成，因为别人家都是这么干的，顺理成章。可是，父亲考虑片刻，口气坚决地说：“不要回来，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没有在部队干过事，她到军队来干什么？”又说：“她不懂军事，回来干什么？”　
　　就这样，父亲把这件事给顶回去了。母亲一直在中组部工作到退休。　
　　母亲是个老资格，1952年定行政级时，她就是8级干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级干部，半辈子没调过级，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觉得不合适，想给上级反映，父亲批评说：“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你们不要管。钱够用就行了，什么级不级的。”　　　
　　毛泽东说：聂荣臻是个厚道人（3）　　　
　　父亲对家人的用车有着严格的规定，他不准我们（包括母亲）随便用公家的车，我记得，五六十年代，母亲总是每天一大早就赶公共汽车到中组部上班，还自己带饭。有一次乘车时，太拥挤了，母亲被挤下来摔在马路边，额头肿了一个包，可她仍然坚持乘公共汽车。她对我说：“你爸爸的车，不该我们坐。我们